明朝官员的工资真的很低吗,为何总感觉自己都养不活的样子

明朝官员的工资真的很低吗,为何总感觉自己都养不活的样子

还不知道：明朝官员的工资真的很低吗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不高，很多人认为是故意虐待官员。但是，小编在分析明朝初期俸禄制度后发现，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有考虑到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外，还有别的要求。

之前大家一直说：“明朝官员的工资低得可怕。”甚至，晚明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抱怨道：“自古以来文武百官的俸禄从未像现在这样少过。”顾炎武的观点间接影响了后世史学家，使大部分后世的史学爱好者们都有了这样的定论：

“明朝官员并不富裕，贪腐之风是贫困所致，‘低薪养贪’是明朝官场的惯例。”那么，真实的情况真是这样吗?实际上，明朝官员的工资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后就已经成了定例，朱元璋在制定官员们俸禄标准时，难道真的会不给手下们发放足够的生活费吗?

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朱元璋认为：他发放的工资足够官员们日常生活所用，甚至，已经算是非常优厚了。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矛盾：官员们替自己的待遇鸣不平，而老板朱元璋则说：“待遇已经够好了，你们若再敢贪污赃款，到时候可别怪我痛下杀手。”

那么，明朝官员俸禄标准究竟如何呢?他们之间的说法谁更可信呢?

这里，我们大概列举一下明朝官员的品级和俸禄情况：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一品，月俸七十二石;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从二品，月俸四十八石;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从三品，月俸二十六石;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从四品，月俸二十石…… ……以此类推。

并且，从朱元璋制定的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中我们也可以可知，明朝正一品的高官每个月能拿到八十七石米的工资，折合一年一千多石。那么，当时的一石大米有多重?放到现在来看大约八十公斤，按一斤米两块钱算，明朝正一品大官的年薪大概是三十万人民币。

正一品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级干部，一年三十万属实不算太高。然而，我们却要根据明朝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份工资：大米是稻谷脱壳而成的，加工一千石大米大概要用到两千石稻谷，需要八百亩地才能种出这么多稻谷。

按当时的生产力来看，一个劳力能种地十五亩，八百亩地需要五十个人耕种，两千石稻谷则需要这五十人挑六千担。单从价值上来看，一个正一品高官年薪一千石大米不算多，但是，为了养活一个正一品大官，需要五十个农民辛劳一年，从这一点来看，这份工资还少吗?

朱元璋正是本着这一观点，才觉得官员们的待遇很优厚。

而明朝时，七品芝麻官的年薪为九十石大米，从这个数字来看似乎很寒碜，但是，按《醒贪简要录》的算法来看，九十石大米也是五个农民一年的收成，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俸禄标准很低。按照现代经济学来看，明朝七品官的“恩格尔系数”在40左右，所以，明朝七品县官虽然算不上特别有钱，但是，至少也处于小康水平以上。

然而，明朝官员们的生活拮据似乎也是事实，否则，顾炎武等人就不会发牢骚。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以海瑞举例，海瑞在当县官的时候，每年能领到的实际工资大概为十二石大米，还有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那么，这个工资能不能满足家庭的日常需要呢?按照历史资料来看，当时寻常百姓家，以五口之家为例，如果每年有三十两进账，那么他们的生活就能过得不错了。

按照海瑞的年薪来看，似乎远远高于这个标准，然而，海瑞为什么会连两斤肉都买不起呢?

原因就是：海瑞家人丁兴旺。

海瑞当县官的时候，家里有老母亲、老婆、五个儿女，此外，还有几个仆从婢女，十几口人的生计，都由海瑞的俸禄来承担。由此可见，明朝官员生活拮据的最大原因，并不是因为工资不高，而是家里吃饭的嘴太多，原本优厚的俸禄，在面对庞大的人口时难免捉襟见肘。

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海瑞的家庭结构在当时已算十分简单了，至于其他官员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导致明朝官员哭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妻妾制度。我们依然拿海瑞来举例，海瑞一生纳了两个小妾，明朝时期，纳妾的开销不少于纹银一百两，这也许就是海瑞后来身居高官仍没攒下钱的原因。

海瑞身为朝廷二品大员，生活都如此“寒酸”，何况，在其之下的其他官员呢?

朝廷支付官员工资无可厚非，但是，朝廷却不会负担官员们纳妾的开销。相传，现下被查出贪赃枉法的高官中，有九成包养情妇。他们本来已能过上殷实的生活，之所以还要知法犯法，显然不是因为工资不够，而是相对于包养情妇所产生的巨大开销不足才以身犯险的，历史亦然。

既然，朝廷不会为了官员的私生活买单，明朝官员只能另寻他法捞钱。笔者想来，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像老百姓一样过普通的生活，所以，“理所应当”的有一套高于常人的生活标准。当然，如果将这作为明朝官员贪赃枉法的理由，恐怕这种理由不胜枚举，数之不尽。

参考资料：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醒贪简要录》、《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明朝万历年间，官员真的越来越少了吗？

科学家会说：通过实践发现客观规律。哲学家会说：基于人类的正确思维方式。而官僚会说：谎言千遍就是真理。

你不信？其实我最初也不太信，但是看过明史之后，我慢慢地相信了。

据说，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喜欢躲在后宫玩游戏，二十八年不上朝，以至于官员紧缺，政府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

樊树志先生说：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京和北京还空出将近两百个官员的名额；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情况继续恶化。

林金树先生说：在赵焕拜疏自去之前，他一人身兼吏、兵、刑三部尚书。各部侍郎、户、礼、工三部止各一人。

阎崇年先生说：万历长期“三不”，不朝、不见、不批，造成朝廷中枢机构近于瘫痪，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员的缺得不到补充。

说万历皇帝昏庸不上朝，造成官员缺失的人远不止这三位大神，而且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基本都是同样的腔调：总而言之，皇帝不上朝，没人能当官。

这个说法有问题吗？问题太大了。

据说，在一个官员自称奴仆的年代，都有许多人奋不顾身地想当这个“奴仆”；而在明末那个官员是“官老爷”和“父母官”的年代，居然出现了没人能当官的现象，这种话叫我怎么敢相信呢？

如果你拿着话筒上街采访老百姓：“现在政府官员越来越少，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相信老百姓一定会用关爱有缺陷人士的眼光看着你。那意思就是说：凭你这种智商，也敢跑出来当记者？

可问题是：这么多史学界大神都认定的事，我凭空怀疑也没有道理。对此，我只能重新梳理一遍，提出以下四点意见供参考。

首先，国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当官的梦想。如果不相信，大家可以想一想，除了所谓的隐士之外，又有谁是排斥做官的呢？都说朱元璋残暴，杀官员都是以“万”为计数单位，可咱从没听说过洪武年间官位出现大面积空缺。

其次，就算官位没人占据，该官位需要做的事依然有人会做，无论是皇帝还是某个集团，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再次，如果皇帝捏着玉玺，就是不在委任状上面盖章，那么官僚集团有的是办法绕过皇帝自行其是。这样一来，皇帝的威信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实：就算你皇帝不让我当官，我依然可以耍官威。你皇帝不认没关系，有人认就行。

最后，如果皇帝想下重手打击这种现象，一定会被整个官僚集团所抵制。因为是你皇帝首先不干人事，又怎么有脸责怪下面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呢？

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万历年间的官员的确变少了。但如果上述四点成立，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所谓万历皇帝不让人当官，所以出现了官员严重不足的现象，必然有极深的内幕以待发掘。

大家都喜欢当官，大家都希望当官，大家都会积极努力去当官（如果确实有门路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庞大，有这三个梦想并能将之实现的人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问题来了，想当官、愿意当官、能当官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官员反而越来越少呢？我们慢慢来分析。

第一种可能：从万历开始，大明帝国逐渐走向末路，于是有识之士纷纷跳离了这条破船。

这种可能几乎可以否定，我们以清朝为例，就算大清江河日下，依然有无数人削减脑袋要往里钻。别说当官，就是当太监都不缺人，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是怎么回事。

再者，“明亡于万历”是后世总结出来的，不管对不对，至少在当时肯定没这个说法。甚至于到了崇祯初年，也没人笃定地说大明帝国一定会亡。

第二种可能：从万历开始，官僚集团逐渐强大，以至于皇权难以抑制，只得另辟蹊径减少官僚集团的成员。

这种可能几乎也可以否定，正如我之前所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且不说明清之际，官僚集团是否能强大到皇权难以抑制的程度。如果真到了这个程度，那皇帝封不封官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换了一个主人。

换言之，你汉献帝（曹操）可以不给孙权刘备封官，人家可以自己封，你有本事去打他呀！没那个实力，就别吹那个牛。

第三种可能：史书说的是真的，就是因为万历皇帝昏庸无道，所以才搞得整个社会民不聊生。

据说，吏部尚书孙丕扬为人正直，很看不惯现在这种官员不满编的情况，于是以辞职威胁：总而言之，你再不补充官员，我就撂挑子！

按照官僚集团所预想的剧本，应该是所有朝臣出面，用各种哭天喊地的招数来挽留孙尚书。然后直接告诉万历皇帝：你这么瞎搞，害得孙尚书这样的好官都要辞职了，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吗？

但很可惜，剧本并没有这样演下去。内阁次辅张位直接在孙丕扬的辞呈上批注了两个字：同意。

海瑞买肉被载入史册，在明朝当一个清官是什么体验？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他的清廉事迹被后世奉为清流典范，史书中也赞誉海瑞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那么海瑞究竟有多清廉呢？《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例：“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关于这段事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海瑞为官期间非常清廉，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海家本就不富裕，海瑞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所以穷的揭不开锅这种事情在海家是常态。为了节省开支，海瑞全家都被迫成为素食主义者，平日里绝对看不到荤菜的影子。

一日，海瑞的母亲生日，海瑞是个孝子，所以他决定这一天要好好给母亲庆生，于是便打算去菜场买两斤肉。淳安县的男女老少们从来没听说过海县令家里还会买肉，于是争相上街围观。海县令买肉的消息迅速成为淳安的头条新闻。没过多久，浙直总督胡宗宪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也觉得颇为新奇，于是跟身边的人谈及此事，结果海瑞买肉的事情就这样被记载到了《明史》之中。

海瑞买肉的事迹足可见海瑞为官清廉，但有一个问题却让人颇为不解。海瑞当时好歹也是堂堂七品县令，以他的工资收入难道还不足以让家人衣食无忧吗？答案是真不能。

明朝有不少奇葩的规章制度，官员薪酬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放过牛，当过和尚，还要过饭，他亲眼目睹了官僚阶层的不仁和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所有官员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和厌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全天下的官员都成了他的手下，于是他就给这些明朝公务员们制定了一套相当刻薄的薪酬标准，具体年薪为：正一品1044石，从一品888石，正二品732石，从二品576石，正三品420石，从三品312石，正四品288石，从四品252石，正五品192石，从五品168石，正六品120石，从六品96石，正七品90石，从七品84石，正八品78石，从八品72石，正九品66石，从九品60石。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官员们所领取的工资并非铜钱或银子，而是谷物。因此工资后面的单位是“石”，一石约等于150斤。

从理论上说，朱元璋给明朝公务员们制定的工资标准虽然不高，但即便级别最低的从九品官员一年收入也有60石。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这笔收入让一家老小过上小康生活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然而，这一工资标准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朱元璋发现谷物比较重要，于是在发工资的时候就只发一部分谷物，另一部分则用丝、棉等实物，以及一种叫做“大明宝钞”的官方发行纸币进行替代。丝、棉等实物在当时也是硬通货，本来跟谷物互换也没什么问题，可是明朝官员们在领取到工资后却发现丝、棉的折算比率远低于市场价格。更坑的是，“大明宝钞”由于官方过度发放，导致严重贬值，很快就变得与废纸无异。按照明史专家黄仁宇教授的研究，十六世纪明朝官员所得到的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其名义俸禄的4%左右。也就是说，原本一个从九品官员的年薪是60石，可实际到账却只有2.4石。这点收入别说让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就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既然明朝官员工资水平如此不合理，那么他们该如何解决生计呢？答案毋庸置疑，那就是通过各种“潜规则”来搞创收。从理论上说，官员的任何贪腐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但由于薪酬制度极不合理，所以当官员们从公众那里取得被认为是合理范围内的额外收入并不算违法行为，很少有人会认为此举违背了道德准则。比如当某人被指定为里长时，他就要送礼金给知县，但礼金的数额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按公认的行情赠送。金额过多可能会导致涉及贪腐问题，金额过少则会被视为不懂规矩。同样，知县也要定期按照这套潜规则给知府送上“常例钱”，以表达对上司的敬意和感激。

明朝官僚系统从下至上一层层就是以这种半公开的方式收受灰色收入，皇帝对这种“陋规”也选择了视而不见。反之，如果官员们一定要坚持洁身自好，绝不接受那些“常例钱”，那么其生活的艰难程度就会如同海瑞那样，连买两斤肉都能成为当地的头条新闻。

参考文献：《明史》、《大明会典》

明朝拥有繁华的工商业，为何其国库却十分空虚?

这个和明朝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有关，虽然明朝的工商业十分繁荣，但是国家却并没有从工商业中收收取太多的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明朝的工商业税率低，才让工商业能够发展得这么繁荣。再者，工商业不仅仅税率低，偷税漏税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可以说大部分都被那些狡猾的商人逃掉了。

工商业税率低明朝自建立之初，其商业的税率就十分的低，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对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三十税一，也就是百分之三点三的税率。后来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在实际收商业税的时候比规定的要高上了许多，但是法律明文却一直都没有变过。

偷税漏税情况严重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的偷税漏税情况都十分的严重，明朝则更加如此。明代基层官员的执行力可以说是相当地差，对于盘查商人的货物大多都是走一个过场，甚至于许多商人通过贿赂就能够逃脱货物检查，根本就不需要缴纳税款。明朝的商业税税收有绝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逃脱的。再者当时商业活动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是当时许多朝臣的故乡，对于那些商人偷税漏税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商勾结就如上面所说的，明朝商业繁荣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而当时许多的士大夫都是出自东南沿海，这就造成了许多的商人背后都站着一位官员，也就是说这些商人代表的是官员的利益，商人和官员之间互相勾结，用尽一切办法损公肥私，导致能收到的税款十分的低，并且他们还从事走私贸易，每年赚取的大量财富没有一两银子进入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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