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为什么要携民渡江老百姓愿意迁徙吗

刘备为什么要携民渡江?老百姓愿意迁徙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三国志.刘巴传》

01、曹操来了，刘备跑了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最受不了刘备。

携民渡江一节，明明曹军已经攻下荆州，刘备落荒而逃，却非要携带樊城几万百姓，拖家带口一起走，十行十余里，急人。电视剧里一味歌颂刘备仁义，不忍舍弃百姓，但总觉得这种行为有点匪夷所思，曹操要灭的是刘备，又不是樊城百姓，何必带着老百姓互相拖累?哪有带兵打仗的样子……

本以为这又是文学性的演绎，没成想史书中还确有此事。

关于历史上刘备“携民渡江”这事，得从其发生的背景说起。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听从谋士荀彧的建议，率大军“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趁着刘表病重，大举南征荆州，正式拉开了其统一南北战争的序幕。

在曹军的兵锋直指下，荆州的格局很快发生了巨变。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刘表。七月份的时候他还重病在身，八月他便背疽发作而亡。随后，他的小儿子刘琮继位为荆州牧，在蔡瑁、蒯越等亲曹派的半建议半裹挟下，他选择直接向曹操投降。

这个决定，让不知情的刘备瞬间成了倒霉蛋。因为此刻的他还驻扎在荆州北部重镇樊城，得知刘琮不战而降的消息时，曹操大军已经逼近距其仅二百五十里的南阳。原本他还寄图联合荆州的一切力量共抗曹操，但现在已经孤立无援，情况危急下，他只能往南跑路。

而就在这时，荆州各郡县出现了这样一幕：百姓也跟着刘备一起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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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之于徙，甚于伏法

抛去演义里百姓感念于刘使君仁德、甘愿舍家追随的虚构情节，从一般观念看，荆州人士这种“从之如云”的行为，其实是极为反常的。

就像吕思勉先生所说：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曹操征伐荆州，他要攻击的目标只是刘备这些“反动分子”，关百姓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跑?

有人说是怕曹操屠城，这不对。曹操确实有过多次屠城的恶习，比如屠徐州“泗水不流”、屠柳城、屠雍丘……可那多出于报复或示威的心理，而现在刘琮没有丝毫抵抗便举城而降，他哪来的理由对荆州进行一场屠杀呢?

所以怕屠城这个猜测并不属实。

真正的情况可能：百姓怕的不是屠城，而是迁徙。

作为三国第一迁徙狂魔，曹操在这方面的履历不可谓不丰富：

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

尽管后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也有过徙民止损的经历——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但像曹操这种高频率且大规模的强制徙民行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

徙民对百姓的伤害有多大呢?《潜夫论实边》：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在古代交通、卫生条件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强制徙民对百姓的伤害比杀人还重，甚至于灭门。

所以，当荆州百姓知道曹操南下的时候，不管他是否有对荆州徙民的打算，只说曹操有过的“前科”，他们内心的恐惧便可想而知。

何况，其中以诸葛亮、糜竺等为代表的徐州籍人士还曾亲身经历过曹操当年在徐州制造的大屠杀，他们对曹军“恶贯满盈”形象的宣传也势必会造成不容小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们的无端揣测或欲加之罪，事实上曹操后来果真对荆州来了一次徙民，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邓艾：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

——《三国志.邓艾传》

曹操来了，无异于死神来了，死神来了，当然要跑，这是百姓们很简单的想法，也是“携民渡江”的“民”之所来。

03、背信自济，吾所不为

百姓跑路当然不是乱跑。他们拖家带口，又远离故土，人生地不熟的，最好找个人带一带，顺便还能提供一下保护。

没错，这个人就是刘备。

曹操南征前，刘备奉刘表之命驻扎在新野长达七年，期间治政有方、厚树恩德，“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早就有民心所向的趋势，百姓逃难跟着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对刘备来说，带着百姓跑，却不是他的最好选择，甚至，这本来都不应该成为他的选择项之一。

在往南撤的路上，当时刘备身边已经有人表达了带着百姓撤退的不解——

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刘备往南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保江陵”。作为南郡的治所，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中心，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刘表在世时曾囤积了大量军需、粮草和战船在此，无疑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城。

刘备只要率军快速占据江陵，依靠其地理优势和充足的军备，与东边的江夏(刘琦所部)形成掎角之势，便足以与曹操周旋，以待时变。

但如果带着百姓走，刘备的行军速度将立刻被严重拖累：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

你刘备每天携老扶幼地走十多里路，人家曹操的虎豹骑可在后面马不停蹄地日行三百里追着，你能先一步赶到江陵吗?

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显然不能。到不了江陵，那就只能转向去与刘琦汇合，一起守着江夏这座孤城。犄角之势不再，这当然守不住。到了这步田地，如果后来没有孙权的决心联盟(当时江东很多主降派都持“杀刘备以奉曹公”的意见)，跑了大半辈子的刘备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能在自身难保的最危急时刻，作出带着百姓跑路这种决定，刘备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趋利避害的政治家，也正因如此，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刘备是不是在作秀——如果是的话，用最后的生命和前途作秀，老刘可真够拼的。

当然，刘备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但诸葛亮是。除了要不要带着百姓跑，其实刘备此前还面临着另一个抉择——要不要拿下襄阳，而这个建议由诸葛亮率先提出：

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

——《三国志.先主传》

襄阳，是刘表在世时治理荆州的首府，更是自古以来的“天下之腹”，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刘备此次南撤，只要从樊城渡过汉水，眼前便是襄阳。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对》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其中就暗含了襄阳非取不可的意味，这次趁着刘表去世、刘琮请降失去百姓民心的大好机会，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建议刘备抢在曹操到来之前攻下襄阳。

如果得手，刘备只需一面据守住襄阳，一面遣大将(关羽)守住樊城，再用水军封锁汉水，任凭曹操大军再多，短时间内没有一定规模数量战船的他就只能望河兴叹。

从风险收益分析看，诸葛亮的这个“攻襄阳”建议，确实冒了不小的风险(襄阳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刘琮、蔡瑁等更是会拼死抵抗)，并不算万全之策(吕思勉先生认为襄阳城攻得下也未必守得住)，但这和刘备只一味“带着百姓跑”的做法相比，已经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了。

是攻打襄阳还是继续往江陵撤退，全在刘备一念之间。

很不幸的是，虽然史书上说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如鱼得水”，但在一开始，刘备其实并没有对他的这位军师言听计从。他放弃了攻打襄阳，理由是：吾不忍也。《汉魏春秋》里则有更详细的描述：

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不是强调兵力是否充足、襄阳是否城固、曹操大军是否逼近……这些攻城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刘备放弃襄阳和不肯抛下百姓时给出的“吾何忍弃去”理由一样，无任何利益相关，只是一句简单的“不忍心”——刘表曾庇护了他七年，现在他不想背信弃义攻打他儿子的荆州。

经过刘表墓地时，他还专门前去祭拜了一番：备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

——《典略》

随后，刘备率军离开了襄阳，作出了这个可能会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因为后来即使拼上关羽的性命，刘备集团也再没能拿下襄阳，这个实施隆中对必备的北伐据点。

04 保存水军，留住青山

不攻襄阳+带着百姓跑路，实际上就构成了历史上刘备“携民渡江”的全部内容。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添加的刘备嚎啕大哭、欲投江自尽等无比做作的情节，其实不仅没让人感受到刘备丝毫的“仁义”，反而把他推向了“伪君子”的行列。在这点上，演义的改编可以说是无比失败的，即使它在整体上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经典。

当年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坦言刘备是能和他并论的天下唯二“英雄”，所以真正的刘备也不绝会像罗贯中笔下那样只会哭哭啼啼、矫揉造作。

恰恰相反，刘备是一个争夺天下的枭雄，而枭雄的“仁义”必须是有限度的。

从襄阳撤军后，刘备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分兵，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

——《关羽传》

当下的情况，刘备的南撤大军虽然人数达到十万之众，但真正有战斗力的“被甲者”只占少数，如果受到曹军的攻击，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势必一触即溃，陷于险境。

因此，秉持经济学里风险分散化的原则，刘备的做法是与关羽分兵，命他率领主力一万水军乘船沿汉水而下，而他自己率领剩下的少数步兵，同诸葛亮、张飞、徐庶一起，与那十多万荆州百姓尽量赶路，二者最终会于江陵。

说的简单点，就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后来刘备自己虽然在当阳败得一塌糊涂：老婆丢了，辎重丢了，阿斗差点没了，重要谋士徐庶也因母被抓转投曹营……但关羽的那一万水军好歹保住了。

这一万水军有多重要呢?同东吴联盟谈判时，诸葛亮挂在嘴边最多的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之战后，刘备收荆南三郡，靠的是那一万水军;协助周瑜取南郡时，著名的“绝北道”之战也是出于关羽之手……可以说，刘备集团后来绝地逢生、时来运转迎来了春天，倚靠的从来不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扎扎实实杵在那儿的一万水军。

没有那一万水军，东吴凭什么跟你结盟，你怎么打下三郡，你怎么“绝北道”?

乱世之中，军队才是王道。在诸侯混战中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刘备，很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刘备确实“仁义”，但他的“仁义”是有限度的。他没有像罗贯中笔下那样拼尽全力轰轰烈烈誓死护卫百姓，而是早早调离并保存了自己的主力军队。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携民渡江”这场戏中，刘备扮演的只是一个带着百姓跑的“领路人”角色，而不是大家心目中的“保护神”。

甚至，当面临曹军虎豹骑的猛烈攻击时，刘备连“领路人”这个身份也只能丢了：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先主传》

老婆孩子都丢了，百姓当然就更管不着了。

生死关头，刘备的确还是那个珍惜生命的枭雄。然而，如果我们以此站在道德的高地来指责刘备，认为他假仁假义、惺惺作秀，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攻襄阳，这是刘备的义;带百姓跑，这是刘备的仁。从逻辑上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但没有做尽好事，他还是个好人。同理，刘备虽然没有仁至义尽，但确是有仁有义。

对此，当我们还在以各种阴谋论视角解读这段历史并试图抠出某些所谓的惊天真相出来时，距其一百多年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早已做了一个非常公正客观的总结：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只此，刘备无愧于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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