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韩琦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公元1063年,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赵曙即位。
这位仁宗皇帝过继过来的儿子即位不久,就莫名其妙得了怪病,无法处理政务,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太后始终没有归政的想法,两宫的矛盾遂逐渐突出。
曹太后经常当着大臣们,数落英宗皇帝的不是,英宗皇帝见了这位太后也丝毫没有尊敬之意。在崇尚孝道的大宋,英宗皇帝这样做,显然是会出问题的。
满朝上下都忧心忡忡,担心太后迟迟不撤帘,会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
在这个时候,韩琦站了出来,坚决维护皇帝的尊严。当太后与大臣们议论皇上的时候,韩琦总会站出来,冷冷说上一句:“为什么我每次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皇上正常的很!”
但皇帝不能总靠韩琦来维护,皇帝必须出来主政。
韩琦和几个大臣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去见曹太后。曹太后隔着帘子听大臣们汇报。
汇报完工作,韩琦禀告太后:“臣还有点事情想单独跟太后说。”
由于事先打过招呼,身边的几位大臣就退了下去。
帘子里面是曹太后,帘子外站着韩琦。
韩琦说:“太后,我把政事交由皇帝处理,皇帝处理的井井有条。”
曹太后也点头称是,认为处理的确实很好。
韩琦接着说:“看来咱们的皇帝身体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我年纪也大了,也该退下来了。”
韩琦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有这么几秒钟,整间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曹太后也没有任何反应,空气仿佛凝固了。
在帘子外隐约看见曹太后脸色沉了下来。
曹太后说:“您怎么能退下来,国家还需要您,皇帝还要您辅佐,您不能退,要退也是我退。”
最后一句话说的很微弱,但大殿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韩琦没等这句话落地,便高呼:“太后圣明!”
按照正常礼法,太后说要退下来,作为宰相,韩琦应当挽留,起码要如此三次之后,太后表示完去意已决,才能作罢。
太后也很惊讶,一时不知所措,脑子嗡嗡地响。
韩琦接着说:“现在满朝都议论您贪恋权力,谏官的批评意见一条又一条,都被我压下来了,我就给他们说,太后怎么是那种贪恋权力的人呢,太后是圣明之人。那,太后打算什么时候撤帘呢?”
太后听到这里,脑袋像被什么击打了一样,她怎么也没想到韩琦会这么直接,有点不知所措,站起来就要走。
韩琦把这一动作,解读为太后打算立即撤帘,马上大声说:“太后打算现在撤帘,还不快把帘子撤下来!”
身边的人听韩琦这样说,马上就把帘子撤了。
帘子一撤,曹太后暴露在大臣面前,这是非常不合礼法的,太后慌乱中躲入屏风,很是狼狈。
第二天,曹太后宣布归政。
这次撤帘事件,韩琦做的利落干脆,的确有很多不妥,作为臣子,太后毕竟还是太后,这样做并不符合礼数,也无法做到让太后真的心甘情愿归政。
但不得不佩服韩琦的胆魄,没有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责任感,是不可能会做这样冒险,甚至说大不韪的事情的。韩琦的强硬,是真正为这个国家想,他怕这个国家出什么乱子。
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韩琦的胆魄与担当。
英宗皇帝迟迟没有立继承人,直到临终时,这一事情仍未解决。
还是韩琦站了出来。
韩琦面对病榻上的宋英宗,淡淡地说:“社稷为重,请陛下即刻写下继位人。”
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写罢,就放下了笔。
韩琦又说:“立太子非小事,请陛下把诏书写清楚!”
英宗无奈,又写下“颖王顼”三个字,也就是赵顼的名字。
韩琦这才放心。
大臣文彦博对韩琦说:“陛下好像不太情愿,父子之间难免也会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应当如此。”
在宣布英宗驾崩之后,有大臣忽然看到英宗的手指动了一下,所有人惶恐之极。新皇帝已经接任,英宗如果没死,那该怎么办?
大臣们一时间乱做一团。
韩琦斩钉截铁说了八个字:“先帝复生,乃太上皇。”
即便英宗活过来,那也是太上皇了。
如此决断力,又甘冒风险,韩琦的确令人佩服!
不仅是英宗朝,早在仁宗选继承人的时候,韩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
仁宗皇帝没有儿子,过继过来的儿子也就是英宗皇帝,自己不太喜欢,毕竟不是自己的血肉,仁宗盼望着自己临终前,能降生一个儿子,所以迟迟未立储。
但仁宗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韩琦拜相后立即上书,说:“皇嗣者,系天下之安危。”
在韩琦的屡次上书下,赵曙才被确定为继承人。或许正是由于即位的波折,才出现了开头提到的,英宗即位后便得了怪病,疯了一样,对曹太后也不以母亲之礼相待。两宫矛盾突出。在中间调和两宫矛盾,维护英宗皇帝形象的,正是韩琦。
中国历史上,贤臣并不少见,能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的也有不少,但是能在国家政权交接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就不太多了。
韩琦算一个。
《宋史》对他的评价很到位: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三朝元老韩琦是比较有突出士大夫特点的,心系国家安危,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哪怕冒上生命危险。立二帝、调和两宫矛盾,韩琦做的这些事儿,不像其他文官一样在朝堂上拌拌嘴、打打闹闹的小事儿,而是定江山、稳社稷的大事,这种事情,稍有不慎,可能就是诛杀九族的大罪,但韩琦,义无反顾的就做了。
支撑他的,不是什么权力,也不是什么地位,就是传统道德下的“应当之理”的逻辑和给予他的“道德使命感”,这也支撑着所有以江山社稷为己任的士大夫们。
在韩琦看来,一切勇气来源就是他心里装着的国家社稷。
所做的一切只要是为了国家稳定、国家前途,都是值得做的,并且都是应当的,至于面临的危险,都是不足畏的。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仁宗天圣年间进士。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
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备极衰荣。
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北宋政治家韩琦生平简介
早年经历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祖籍为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现为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宋景德年间,其父韩国华任泉州知府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随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今属河南)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崭露头角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v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兵败遭贬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乃是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大败韩琦,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庆历新政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道: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庆历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 - 北宋著名丞相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天圣进士。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 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
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备极衰荣。
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北宋庆历五年,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发现自己家后院的"金带围"开了花,便邀请同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前来赏花。
"金带围"是一种芍药,素来有名,传说中只要开花,城中便要出宰相,而韩琦院中的花开了四朵,朵朵大红花瓣围绕金黄花蕊,极尽富贵之相。
因开花四朵,韩琦便想着再邀请一人,碰巧其人身体不适,转而请当时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其与王安石、王珪同在大理寺供职,便也相熟。
换盏赏花之间,韩琦兴致一起,便摘下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也许是命运使然,在余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人都在不同的机缘巧合之下登堂为相。便成了著名的"四相簪花"
在这四相中,我们最为熟知的是王安石,但今天笔者却想聊聊韩琦,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韩琦确是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仍能尽显其能,有人说:宋时四杰者曰韩、范、富、欧阳,而韩冠其守。韩琦到底有怎样传奇的一生。
韩琦其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作为北宋中期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韩琦的一生大起大落,可谓曲折,能在百年之后得一句大相公,实为英杰。欧阳修称其:" 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为国忧民最早体现在其出任谏官时,当宋仁宗沉迷后宫,略耽朝政,他劝谏皇帝:"选其无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阴盛之变。"一方面是让皇帝忠于朝政,另一方面也给了宫中众多宫女一条生路,为皇帝博了美名。
而当仁宗耽于礼乐玩乐,韩琦当下便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劝诫皇帝不可浮于表面,纵然礼乐为皇家之仪,可彰显皇家风范,但也不可失了分寸,西北边防未平,还需多忧心。
若说这些对于谏官来讲都是分内之事,那么一朝罢免朝中四位老臣,与大势力为敌,就不可不赞一声敢作敢为、大公无私了。
他上书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痛陈其过,说宰相老病、参知政事无能,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王随虽为宰相,不但不忧国民、做实事,反而信奉巫神之道,称病不上朝;陈尧佐以权谋私,以官位养老;韩亿以权谋私,为其子升换官职;而石中立不适合政治,只能做文书一类工作。四人皆德不配位,
为此事,韩琦连上四次梳陈,一时之间,朝野震荡,百官皆敬佩其勇气,为国为民与权力中枢为敌,是多大的勇气,最终,仁宗无奈,一朝罢免四人。
韩琦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谏官产生了影响,朝中谏官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国家百姓的角度上,针砭时弊、痛陈朝中错漏。而对于韩琦个人来讲,这更是其从"俗吏"到"帅臣"的一场转变。
北宋政治冗杂,土地兼并严重,"三冗"、"两积"状况不减,中央政府财政吃紧,再加上西北边防未定,内忧外患之下,国家风雨飘摇,百姓生活艰苦。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不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之根基就会遭到动摇。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虽历时不长,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北宋历史上却至关重要,更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其拉开序幕。
韩琦在庆历新政中虽不是主要角色,但在其个人政治生涯中,庆历新政确实是重要的一个阶段。
韩琦其人在这一阶段中提出体现的革新精神十分鲜明,而其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场改革中所持态度的不同,也十分耐人寻味。
庆历三年,范仲淹向仁宗提交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意图整顿吏治、节省钱财。
韩琦时任陕西宣抚使,在陕南镇压因干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正是因为如此,即便韩琦在庆历新政中属于激进派,但最终由于并未参与太多,并没有成为反对派打击的主要目标,仅是略有牵连。
改革遭到朝中反对派的阻挠,到了庆历四年九月,改革派在朝中的势力已消退殆尽,只有范仲淹及几个拥趸苦苦支撑。
最终改革派被扣以"朋党"的帽子,彻底失败,流放入狱外放,韩琦在其中不断周旋,保全力量,最终也外放扬州。
到了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已在地方历练多年,行事稳重许多,他并未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气馁,而是从中吸取了更多的教训。
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改革,在经济、军事、教育三方面着手,以青苗法、保甲法和保马法为主,兼顾人才选拔和科举制改革,与前次不同的是,韩琦在这次变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虽然能够将钱财收归国库,但百姓却会变穷,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民才是根本,所以最终韩琦上书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反对青苗法。
除此之外,韩琦对于免役法和市易法也不禁赞同,他从百姓角度出发, 认为这些措施于民弊大于利。
但反对归反对,韩琦的一切意见都不是出于私利,在具体实行时,并为加以阻挠,而是帮助改革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自庆历五年开始的十几年间,韩琦先后在扬州、郓州、成德军、定州、并州和相州做官。每到一地,他都尽心尽力,造福一方百姓。
在扬州执政时,他发现当地将用来救济百姓的义仓粮食无偿放进官仓,这对百姓生计不利,于是立即上书朝廷,启用常平仓,将义仓内的粮食拨进常平仓,用以备不时之需。
于郓州抓捕盗贼、于定州救治水灾饥荒,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宋仁宗感其政绩,给予嘉评"朕甚嘉之"。
到了至和二年,常年病中的韩琦请求回乡任职,按律例,官员只有在辞官后才能回乡,为了防止其以权谋私,惠及亲戚,更是为了防止其勾结地方势力形成割据。但最终皇帝却答应了韩琦这个请求,可见其威望。
"只思民尽适,守鬓忘霜侵。"这是韩琦自己所做的诗,只期盼着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自己两鬓斑白也全然不觉,这便是韩琦的心系百姓之心。
嘉祐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相十年。
但高峰即面临挑战,时宋仁宗三子早亡,皇嗣问题即家国之重,迟迟没有继承人对于国家来说,即意味着不稳定,在君主身体欠佳之时,立嗣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边是急于立皇嗣固国家根本的臣子,一面是刚痛失亲子、年迈老弱的皇帝,危急存亡之时,宋仁宗还幻想着后宫能再有子嗣,这就拖了五六年。
但韩琦为相,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当机立断,趁着朝中局势平缓向宋仁宗进言,建议其尽快立嗣:"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有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甚至联合朝臣欧阳修、曾公亮一起劝说,宋仁宗终于退步同意立堂兄之子赵宗实为嗣,立中宫太子。
后仁宗去世,英宗即位,病弱之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但两权并立,迟早会有矛盾,更何况英宗与韩太后并非亲生,后母与嗣子之间更难相处,再加上左右朝臣与拥趸为了权力不断进献谗言,致使两宫心离。
而韩琦看出其中不妥,不断在两宫之间周旋,委婉劝说,不断撮合,才使朝纲正、人心齐。
后来英宗身体见好,韩琦又向韩太后请奏还政于英宗,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改朝换代,宋英宗掌权之后还是十分倚重韩琦。
但韩琦并没有止步于此,凭着宋英宗的倚重安于现状,而是进一步的考虑了国家,时宋英宗体弱多病,韩琦又开始考虑起了立嗣问题,他先后向曹太后、宋英宗进言,将自身置之度外,即便两面得罪,也要为社稷着想。
治平四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此时的韩琦在朝中颇有威望,得三代皇帝重用,十年为相,但也树了不少政敌,正值改朝换代之时,便有人上奏弹劾其广结朋党、专横跋扈。宋神宗其实并不相信,但韩琦早就有退隐之心,借此辞官归乡,神宗挽留不住,便只能答应。
自此,一代名相告老还乡,真正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韩琦在北宋政治史上的地位自不必多说。
他刚正不阿,以天下为己任,从庆历新政失败后下任扬州,到王安石变法中据理力争,他从来都是以百姓为己任,造福一方。
而从朝堂政治来看,他进谏宋仁宗立嗣,以求天下安生,在曹太后与宋英宗产生矛盾时,又能从中缓和、调护两宫;英宗身体渐好,他便劝说太后放权于天子,正当宋英宗器重于他,他却能居安思危,要英宗早早立嗣。果不其然,英宗病重,神宗即位,韩琦便告老还乡。这一步步便是韩琦能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立身处世之本。
从他的种种做法来看,韩琦从来都是以家国为先,而非谋一己私利,他虽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但仅仅是在讨论阶段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实际推行中并没有横加阻拦,可见,韩琦乃真丈夫也。
从个人来看,韩琦也确是个刚正不阿的真君子,他正衣冠,注重外表,与王安石同朝为官时,曾因王安石不拘小节而颇有微词,认为其彻夜玩乐,不重外表,实际上王安石是彻夜读书导致来不及洗漱上朝。但即便如此,王安石对韩琦其人仍十分敬佩。在对夏战争中,范仲淹与韩琦也曾政见不合、当面争吵,但过后仍能精诚合作,不以私利而对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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