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在名字称谓上有一种特殊礼俗,称为“避讳”,其总的原则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关于避讳,古代有着许多严格而繁琐的规定,下面具体来讲。
一
避讳始于周代,完备于秦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元明清各朝,又以宋代最时兴。避讳主要是讳言其名,某些朝代或某些地区,对应尊崇者连字也要求避讳,而称其比字更尊敬的称呼。总的来看,官民百姓之间讳字者不多,主要是讳名,对于帝王,则名、字都要避讳。
避讳分国讳和私讳两种。国讳又称官讳,是指举国之人都应避讳的名称,主要是皇帝及皇帝的祖、父、皇太子等人的名字。如唐高祖李渊当皇帝后,他的祖父李虎虽早已死去,且未当过皇帝,但在当时“虎”字便应避讳。皇帝是天下至尊,当朝皇帝,称呼他为皇上、上、万岁、陛下。死去的皇帝,称他的谥号、庙号,绝对不能直呼其名。
如清代学者吕留良,在他的著述中,诋毁清圣祖康熙皇帝吝啬,文中便直接说康熙如何如何。雍正大兴文字狱,定吕留良大逆不道之罪,其中罪行之一,便是这样称呼先皇帝,雍正在上谕中指斥:“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
对于皇帝的名字不避讳而直接称呼或写出的,属于犯罪行为,是对皇帝莫大的不敬,甚至与名字相关的字、音相同的字也要避开。因而,对皇帝称呼的避讳,不仅仅人人都应遵守,而且是一种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礼俗,诸如取名、谈话、写作、通信、科举答卷、公文往来、事物名称,等等,凡与皇帝名字的字、音沾边的,都在避讳之列。社交场合尤其应该注意,一旦被检举,便成了罪名。
二
避讳皇帝名字最常用的方式是改字、去字,如汉武帝叫刘彻,彻字就需要回避,他登基后,汉初的大臣蒯彻,用与“彻”字意义相近的“通”字代替。雍正皇帝胤禛登基后,他的二十几个兄弟,都将“胤”字改为“允”字。而当时的诗人王士禛,则因“禛”字需要避讳,而被改为音近似的“正”字。
还有,雍正即位后,地名中的真定县、仪真县,也因避讳而改为正定县和仪征县,一直沿用至今。与皇帝陵寝名字相同的名称也得避讳,康熙皇帝的陵寝叫景陵,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便下诏将湖广的景陵县改为天门县。
此外,物名也须避讳帝名,山药原名薯蓣,因避唐代宗李豫的名讳而改成“薯药”,到了宋代,宋英宗赵曙即位,又得避他的名讳,薯字又改为山字,这样,薯蓣便一改再改成了山药了。
蒸饼,在宋代曾改名“炊饼”,也就是《水浒传》中武大郎买的那个炊饼,也是为了避宋仁宗的名字赵祯。避名字同音字及近音字的避讳法叫避嫌名,它所避讳的范围要比避名字本字的范围要大得多,前述宋英宗赵曙,所须避的字除“薯”外还有暑、属、竖、赎、树、澍、抒等等,其中暑、薯、属、树等常用字,要涉及相当多的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这就十分麻烦,因此官方也就无法禁止。
清代的皇帝就比较聪明,发现避讳自己的名字在避嫌名上的上述弊端后,再有官员避其嫌名者,便严厉申饬:“朕安得有许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
避讳还有去字、避字等方法。如唐人修史,遇到前代人名与当朝庙讳相同者,便采取这种方法。名字中有两个字的去掉一个字,萧渊明犯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去渊字改成萧明;韩擒虎犯李渊的祖父李虎名讳,去虎改成韩擒。名字是一字名,又犯讳,避此字而称其另一个名字——字,如褚渊,称其褚彦回,刘渊,称其刘元海,石虎,称其石季龙。
三
避国讳还有缺笔、空字、复盖等方式,这些都是用于书写时的避讳方法。缺笔法是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果缺最后一笔成了其他字,那就缺倒数第二笔,或采取其他方法。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也是国讳,丘字缺一笔成了“斤”字,因此缺倒数第二笔。地名中有丘字的,如直隶任丘县,写作任邱县。
空字法是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写,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凡当代皇帝名字的字,都不写,以“上讳”代之,不注。唐人修《隋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把王世充的世字空而不书,而写成“王充”。
复盖法是将应避讳的名字之字写出,以纸复盖。清代纂修的《大清历朝实录》,以朝为单位叙述该朝皇帝在位时史事,每朝开始,必须写出皇帝名字,不能不写。又须表示出不触犯圣讳之意,于是以黄纸盖上,可见当时为了敬避帝讳,可谓挖空心思。
文人士子、官员特别应注意书写时对圣讳的避讳,如果在著述、考卷、公文、书信上面忘记避讳,即所谓“犯讳”,落在白纸上的黑字变成了无法否认的罪名。清代的文字狱之一——王锡侯《字贯》案,便是明显的一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新昌县人王泷南,控告举人王锡侯所著的《字贯》一书,诋毁康熙朝由圣祖钦定的《康熙字典》一书不便利用,编得不好。江西巡抚海成看了《字贯》一书序文中王锡侯贬低《康熙字典》的语言,认为文中虽无悖逆之词,但贬抑皇帝钦定之书,实属狂妄不法。
此事上奏朝廷后,乾隆帝开始也认为王锡侯不过是个狂妄之徒,但当他审查《字贯》一书时,在“凡例”中又发现把清圣祖、清世宗及他的祖孙三代的名字全部列出,并未避讳,不禁勃然大怒,认为这比海成所说的罪行要严重,是“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最终,王锡侯斩首,几个儿孙发往黑龙江为奴。
四
私讳,主要指的是家讳,即某家族对尊长之名字的避讳,而其他人与该家族人交谈、字面往来,也应遵从他家的讳称,不然的话,便是失礼。
避私讳也常用改字、替字等方式。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他写作《史记》时,凡遇谈字,则改用“同”字,战国时期的张孟谈,在《史记》中便成了张孟同。这种避家讳在宋代最为盛行,有个叫刘温叟的,因父亲名“岳”,便终生不游嵩岳(嵩山)和岱岳(泰山),也不听音乐。
为自己家的尊长避讳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应避的名字自己都清楚,为别人避讳可就麻烦了,需要了解对方尊长即对方的名讳,古代有句话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后一句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应注意的事情。避这种私讳比避国讳还不好办,避国讳主要是避皇帝一家,记住其一家的讳称便可应付,而避这种私讳,则每个交往对象及其家族尊长的名讳都要知道,否则稍不注意就会失礼,引起对方不快或招来麻烦。
东晋的桓玄被选为皇太子洗马(指的是一种官职),友人们前去祝贺,桓玄设宴招待。席间有位客人嫌酒凉,要求温酒。桓玄听到这句话竟然哭了起来。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温酒这句话犯了他家的讳。这位客人知道后非常尴尬,只得起身告辞,欢庆的酒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常用的字更不容易避讳。宋代有个田登的地方官,他这个“登”字就不好避,衙门晚间掌灯总是要提到灯字,偏偏这位田登对避讳十分讲究,决不允许属下官吏犯讳而有损他的尊严,不少人因此被他鞭笞,于是,衙门中都将“灯”字改为“火”字。
当时元宵节有放灯的习俗,百姓可自由放灯,田登的下属官吏便奉命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把放灯写作放火,从此便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有的朝代,官员任职时与家讳有关的官名、任官地也要求避讳。东晋时,朝廷任命王舒为会稽内史,不料王舒以他父亲名王会,说是应该要避讳,说什么也不肯赴任。最后朝廷想了个办法,将会稽暂时改为“郐稽”,王舒无话可说,这才勉强前去。
这种避讳到了宋代时大为盛行,以致朝廷也不得不从这一礼俗而专门制定出制度,规定官员们所授官职,遇到衙署名、地名、官名等犯父、祖名讳者,都准予回避。回避的方法有改地、换职、改官名等。
封建时代最重礼法,避讳是也古代礼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这一中心思想。如今看来虽觉滑稽,但却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国讳:
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这是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嬴政”,以后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不再读“政”,而读作“征”了。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
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字而牵及“够”等字达五十多个!
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
女真族唐时服属于契丹,因避契丹主宗真之讳,尝改称为“女直”。
唐代宗名豫,薯蓣曾经改名为“薯药”;宋英宗名曙,薯药又改名为“山药”。
清代入关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假惺惺说:“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乃口血未干,有清一代竟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多有涉及避讳的奇谈怪论。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又称私讳。
如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
南齐谢超宗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因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今天的人,恐怕没有谁因为听到与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在我国古代,这种事情却屡见不鲜,这样的人也因此会获得别人的尊敬呢?
这种方式也会成为排挤异已、打击仇敌的一种手段。南朝梁时的殷均,因恬静好学,官至国子祭酒。武帝命他娶了永兴公主,但永兴公主很不喜欢他,每次召入,都命人在墙壁上写上他父亲的名字,而在古代,这样的人也是层出不穷的,并以此为荣。
袁德师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断著作郎;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甚至不参加可以使之“快乐”的活动,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就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诋毁。
家讳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
《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薜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凡避讳者,都须找一个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的父亲讳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着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讳“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题上真是费尽了心思。
中国民间流行着这样一个巧媳妇的故事:有一个巧媳妇的公公叫王九。有一天王九的朋友张九、李九,一个提着一壶酒,一个拿着韭菜来请他喝酒。因为王九不在家,请这个儿媳妇代为传话。等王九回来,儿媳妇对他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
好在是个巧媳妇,倒也拐弯抹角地把话传清楚了。若是遇上一个笨点的媳妇,结果会怎样?传说一个女人的丈夫亲属中有叫羊、狼、河、芦等名字的。一次她告诉丈夫在河的对岸的芦苇丛中有狼在窃羊时说道:“看呀!在潺潺者的那边的索索者当中,一只嗥号者正在拖走一只咩咩者。”这恐怕是避家讳的极致了。
家讳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无怪乎古时的人对讳咿恐避之不及呢。但比起国讳,家讳中寄寓着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带有更多的自发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汉景帝名刘启,在立他为太子时,有司因避讳而曰:“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史记?孝文本纪》)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唐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唐人撰《隋书》,为避讳,书隋将韩擒虎作“韩擒”,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书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在传抄或翻刻时,误为“韩擒”、“王充”。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在古代,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的名字起的好好,却由于避讳必须要改名,比如唐初著名的大将徐世勣,他被赐为李姓,可后来的史书中常常是用李勣来称呼他,中间的世字就没有了。
这是由于唐太宗叫李世民,因此徐世勣中的世与太宗皇帝相同,为了避讳就必须要改名,还有就是北宋的太宗皇帝赵光义,他本名是赵匡义,可他哥哥赵匡胤做皇帝后,为了避讳他就必须要把名改为光义,改名只是避讳的一种方式,古人有着很多避讳的方法。
什么是避讳?古代有哪些情况是需要避讳的? 所谓避讳,主要的对象是皇族,像皇帝,皇后,还有历代的皇帝们,他们的名字里面的字,在民间是不能随意叫和书写的。 甚至一些地名都必须要被改掉,比如洛阳周边有一个著名的虎牢关,在唐朝这就被改名为武牢关,因为唐高祖的父亲叫做李虎,为了避讳国内的这些关隘就不能有虎字,民间也不能随意称呼,书写这个字。皇帝,皇后名字中的这些字,底下的这些臣民都要注重避讳,否则就是大不敬的罪过,没准还会被杀头。
除了皇帝,皇后们外,圣贤们的名讳也不能随意使用,像孔子,老子这些圣人,他们也是避讳的对象。这两种是全国性的,相对来说管得要严格一些,还有两种,其中是家族的长辈,自己长辈的名讳是大忌,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晚辈们不能称呼,也不能书写,在和外人交往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点。
比如贾雨村就曾经回忆过,黛玉在读写文章的时候,遇到敏都会改变读音,或者是避开不谈,这是由于她母亲叫做贾敏,需要避讳。本家的人在书写文章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点,当然这种避讳的范围就比较小,只是管着本家的人,外面与这家交往亲密的人,只是需要平时交流中注意名讳就行。还有一种就是权力的产物,一些官员觉得自己地位神圣,因此就要求下属和底下管辖的这些民众避讳。
在交流与书写的时候都不能用自己名字的字,这就有些过于严苛。避讳除了不能使用相同的字外,还有就是不能用谐音字,熟悉古文的人都知道,在古代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谐音,通假字。这些也是避讳的重点,一旦犯了忌讳,相关的字就都不能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道理,实际上有不少人就因此被坑得非常惨,比如像李贺就由于要避父亲的名字,一辈子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他也因此郁郁而终。
还有就是人们的正常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有很多的字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幸好我们汉字的种类非常多,为了取代这些无法使用的字,就会拿其他的字来代替他们的意思,可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古代,这么做仍然给很多人带来困扰。
有的时候一些皇帝也看不下去这点,像汉宣帝他本名叫做刘病已,名字里面这两个字都是生活中常用的,这就给百姓带来很大的不便,为了避免这些影响,他就主动改为刘询。
当然,像他这样的皇帝是极少数,大部分皇帝根本不在乎百姓方不方便,幸好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点。
那么古代为何要执行这么严格的避讳制度呢? 其实避讳很早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相关的记载,不过当时的避讳并不严格,对于很多人都没有过规定,可随着汉唐这些王朝的建立,避讳范围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苛,这就与中央集权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君权是在不断强化,不断神圣化,皇帝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就利用大家迷信的心里,去宣扬自己皇位的神圣。
既然皇帝都是最为神圣的,那么他们的名字当然是神圣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称呼的,皇帝为了统治的稳固,需要保持神秘,因此皇帝们与底下的臣民都是隔绝开,即便皇帝出行,周边的这些民众也没有机会来见皇帝,谁要有机会见到皇帝,那回家可以吹一辈子去。
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导致避讳严苛的主要因素,如果人人都可以随意去称呼皇帝的名字,那么皇帝就没有什么威严了。同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与碑文,墓志铭这些东西,都为了要避讳,必须要修改其中的不少文字。随着这些朝代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于人们的束缚越来越深,儒家本身就是讲究君权神授,要求忠义,君臣,父子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因此不仅仅是君主要避讳,父亲和家中的尊长也是需要去避讳的,这就让家族的等级制度变得更加严格。
当然,有些人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大,或者是在当地非常受人尊敬,为了表达对这些人的敬佩,人们就会主动来避讳。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封建社会对于人们思想束缚的一个标志,统治者们把严格的等级观念灌输下来,底下的这些人就彻底成为了顺民,这对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权是有帮助的。
不过这种做法很容易就走极端,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就与避讳有着一些关系,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地方的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各地的反抗势力一直没有消停过,由于清政府是满人,他们对于统治汉地没有什么信心,明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强大,为了能尽早安定地方,他们就开始兴起文字狱,一方面严禁有人在私下里去传播一些满人忌讳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于汉地的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控制。
有无数的人因此丧命,这就是避讳的一种极端衍变,这么做对于文化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可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弊端,为了要严格控制臣民,需要利用强权来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洗礼,一些外族的统治者们也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臣民,像清朝的皇帝们就继续把避讳制度给发扬光大。
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落后的制度也就被渐渐淘汰,尤其是清朝覆灭之后,封建社会成为过去,人们开始进行思想上的解放,文化也同时迎来大的解放,避讳就彻底成为过去。不过避讳制度也并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比如很多人自发避讳,是为了表示尊敬,我国是礼仪之邦,礼在文化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明白,平时对于一些尊者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行为,这也是避讳的一种好的发展,守礼不是愚昧,而是有素质的体现。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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