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东吴出兵征伐黄祖,是孙权执掌江东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次出征对于孙权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战略发展,更是一次极为关键的报仇机会,所以意义重大。从他调兵遣将的情况来看,几乎是倾尽了全国之力。但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因为山越族的叛乱等问题,导致江东局势急转直下。孙权思虑再三,不得不放弃这次胜券在握的战斗。
那么,当时的江东局势究竟有多严重,竟然能破坏掉孙权如此重大的军事部署呢?据《三国志吴主传》中的记载:“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这里的“剧县”,意指几个山越族比较活跃且难以治理的县。这是孙权率部返回吴郡的过程中,在路上就下达了新的军事作战指令,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局势的危急程度了。
孙权首次征剿黄祖失败之后,便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镇抚山越,维护江东局势稳定上面。不过在这期间,他倒是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甘宁归降。
据《三国志甘宁传》中记载:“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年时期孔武有力,召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在地方上做一些杀人抢劫的勾当,以此谋图生计。后来在抢劫的过程中,遇到了贵人指点,随即改邪归正,并立志成就一番功业,“止不攻劫,颇读诸子。”
到了青年时期,甘宁为了一展胸中抱负,先是投靠了荆州刘表,却没有受到重用,“不见进用”。当时正好四方大乱、群雄并起,甘宁又看刘表不通军事且胸无大志,于是就想投靠东吴。但是走到了夏口的时候,正赶上黄祖封锁了各个关隘要道过不去,只好又投到了黄祖帐下,却依然没有受到重用,“祖又以凡人畜之。”
另据《吴书》中的记载:黄祖手下有个都督叫苏飞,他跟甘宁的关系非常好,曾数次向黄祖举荐甘宁,但仍没有得到重用。于是落寞中的甘宁,再次想到了投奔东吴,但又因为在夏口为了掩护黄祖撤退,射杀了东吴的破贼校尉凌操,怕到东吴之后得不到赦免,所以终日闷闷不乐。但最后还是在苏飞的开导和帮助下,带了几百名自愿跟随的军士,投奔了东吴,“于是归吴”。此时的甘宁已是年过半百之人。
令甘宁没想到的是,他到达东吴之后,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周瑜、吕蒙皆共荐达”,这说明周瑜和吕蒙一同保举甘宁,孙权对他也非常欣赏,“孙权加异”,好像甘宁原来就是东吴的旧臣一样,“同于旧臣。”那么,甘宁为什么会在东吴受到这么高的礼遇和重视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当时孙权听从鲁肃的建议,将征服江夏、剿灭黄祖,作为了东吴发展战略的第一步骤。首次征剿黄祖未果,势必会让他进一步加强防范。而甘宁又跟随黄祖多年,对江夏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归降对于东吴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孙权正好可以从他口中了解江夏的情况,找出破敌之计。
其次,甘宁这个人绝非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在《三国志甘宁传》中记载:甘宁向孙权献计:“汉室大势已去,曹操又专横跋扈(曹操弥憍),最终会成为篡夺汉室的盗贼(终为篡盗)。荆州山势屏障利便,江河流畅通行,确实是我国西边的有利地势。刘表胸无大志又缺乏远虑,他的儿子们又不争气,终究成不了大事。主上应当尽早图谋荆州诸地(至尊当早规之),千万不能落在曹操的后面(不可后操)。”
甘宁认为:“欲图刘表,应该先从黄祖下手(宜先取黄祖)。黄祖如今年老,昏聩无能,军资粮食都很缺乏(财谷并乏)。他身边的人只为一己私利,都在欺瞒愚弄他(左右欺弄)。而他又一味地贪图钱财,从下属官吏兵士们头上克扣索取,这些人早就对他心怀不满(吏士心怨)。而战船及各种作战器具,破损又不加以修整(顿废不修),农耕懈怠(怠于耕农),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军无法伍)。主上现在前往进取,必定能将他打败(其破可必)。”
甘宁进一步指出:“一旦击败黄祖的队伍(一破祖军),即可击鼓西进(鼓行而西),前据楚关,势力范围即增大扩广(大势弥广),这样就可逐渐谋取巴蜀之地了(即可渐规巴蜀)。”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到:甘宁给孙权的建议,前半部跟鲁肃一致,都是“图荆州,竟长江所极。”而后半部则提出了“渐规巴蜀”的主张,这等于说是把鲁肃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由此也不难看出,甘宁除了是位勇武过人的武将,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极高战略眼光的人才。鉴于此两点,甘宁归降之后,受到东吴诸人的礼遇和重视,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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