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国为什么会频繁迁都迁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封建帝国为什么会频繁迁都迁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王朝迁都，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民族不断融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王朝变迁是历史必然趋势。新政权面对不稳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为了实现王朝中兴，开启新的政治统治，常会决然地选择迁都。

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帝国昌盛就能造福百姓，帝国败落便是生灵涂炭。一段段历史进程中，迁都演绎着封建帝国前进上升的轨迹，诉说着政权更迭的沧桑变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迁都那些事儿。

逃避洪水，人不胜天

在新旧石器交替的远古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王朝是束手无策的，要么选择在依赖与畏惧中徘徊，要么选择无奈逃避。商朝就是一个典型。

商朝，由汤至盘庚，经历九世，曾先后定都亳(河南商丘)，后迁至相(河南安阳市内黄)、刑(刑台)、奄(今地不详)、联地(山西河津)，以至坐稳殷地(安阳小屯村)。

“经不起折腾”，这是传统国人追求人生平稳的俗语，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商王朝的频繁迁都?

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看出，商朝的六次迁都之地，都集中在中部大平原上、黄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上述其中前五个地方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它们都毗邻黄河。当黄河汛期到来，河道不定，洪水肆虐，这几个地方也时常受灾，无法居住。

此外，除了洪水，还可能有凌汛的侵拢。因为从地图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亳、相等地与山东接壤，处在黄河曲拐东北方向的地域内。这就意味着，商朝子民不仅要经受每年夏秋雨季洪水的威胁，还得做好冬春凌汛灾害侵扰的准备。

由于商是从新石器时期转向青铜器时期的过渡时代，彼时先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在那种恶劣生存条件下，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在自然条件变化的同时，国都随之屡屡变迁。

在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下，盘庚时期定都之地终于选择了殷地，由此奠定殷商接下来的数百年基业。殷，据地形图可知，位于太行山东麓，背靠大山脉，面向大平原，远离河道，且北临洹水，便于生活，是当时相当理想的地方。

纵观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商朝始终未能离开水丰草美的肥沃之地——黄河岸边。因为如果离开水源，在没有足够能力改造自然界，饥寒贫苦将会更加困扰王朝的发展。可见，商朝迁都的决定因素不是政治、军事、经济，而是他们真正无法抵御的洪水、冰凌灾害。

天人和谐，顺应自然，这是来自最远古的先人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畏惧夷狄，避其锋芒

人类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会选择规避。同样，种族冲突、民族存亡危机时，王朝依然会选择妥协退让，避其锋芒。接下来的周王朝平王迁都，就是最好的证明。

镐京(在今天的陕西长安县西北)，自周武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间，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被称为宗周。

据史料记载，周平王在外祖父的帮助下砍死老父亲周幽王以后，把首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开启。

周平王为什么要废弃营建了280多年的镐京，而把首都迁到800多里外的洛邑呢?是悔恨于父亲的死，心中有愧而不得不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吗?还是其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比如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通常认为，答案是后者，即周平王迁都的原因是和其讨伐周幽王的同盟——犬戎有关。

当初为顺利即位，周平王请来了饿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以后大肆烧杀抢掠，搞得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可怜的首都人民成了幽王父子家庭矛盾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了“友邦”犬戎的猎物。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这些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没有中原人的乡土观念，他们过惯了游猎生活，哪里水草丰美，就要在哪里安营扎寨，哪里有好处，就去哪里，不择手段地去争抢。

在镐京发了横财的犬戎部落，此后便经常到镐京附近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处抢掠滋扰。可怜王位刚坐稳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他心一横，便决定逃跑，逃到八百里开外的洛邑。

无辜百姓成了权利斗争、甚至于不同民族领土财物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迁都，充满了流血牺牲下的无奈哀鸣。

民族融合，相互借鉴

至此以后，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斗争从未止息过。在中原帝国看来，少数民族强悍、游走、居无定所，他们是边患，是蛮夷。

而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这一认知，自然体现在与其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在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抗御、打击;南北朝、唐宋以后，时缓时和，出现了融合统一的发展趋势。

据历史记载，北魏时期，中华民族出现了一次大融合。这次融合的最好证明，就是迁都。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为了生存与发展，其不断南迁，踏上了民族征服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最初几任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到北魏孝文帝时，王朝开始改革，民族融合出现了转机。孝文帝深知，对于北魏政权来说，四面楚歌不断，国家内部因征服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此时，只有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吸引力，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而孝文帝选择调和民族积怨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引入汉文化。而加强学习汉文化的便利措施，就是国都南迁。游牧民族天性善于进攻、突袭，而农耕民族封建、固守，且文明发达。所以迁都中原，既可为柔然部落日后攻击赢得战略缓冲，亦可提升民族素质，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

《迁都议》中，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强调了引入中原文化治国的重要性。

从民族间征战不断，到相互借鉴并积极融合，在这条道路上，迁都是一个催化器，也是一个见证者。

政权东移，控制全局

而除了考虑与外族关系的南北迁移外，朝廷也会有稳定国内局势的迁都选择。首先，就是国内的东西向迁都。这一点，在唐武则天建朝时期体现的最为鲜明。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掌握君权且因此得到普遍承认的女皇帝，武则天创立大周时定都洛阳。东都洛阳的确立，标志着政治中心东移。事实证明，迁都洛阳是正确的政治举措。

在武则天称帝后，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业等人纠集十万之众拥李显复帝。如果武则天继续身处长安，那么旧室忠臣掀起的复唐之风，很可能使武周复亡。

所以，迁都之举，迫在眉睫。因为在最高权力纷争之际，也是武则天一朝面临内忧外患之时。

679年，东突厥发兵攻入河北;687年，西北的吐蕃反唐夺走安西四镇，并攻入甘肃;同时，山东盗贼长期活跃猖獗。如果没有定都洛阳，就不会拉长与吐蕃的战略纵深，也不会有效地打击复国后的东突厥，更不会有力震慑山东的盗贼。

朝权稳固则四方稳固，对于这一点，武则天心知肚明。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阳会为平定内乱、外患打好反扑基础，也会有效地避开李唐旧势力的威胁。

所以，这一次迁都，不单避免了内外祸乱，也为新政权奠定了安稳基业。在为控制全局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一代女皇才可以安心地开启霸气统治，创造盛世。

重心南移，经济主导

继武则天东西向迁都以后，宋代王朝选择了融合前代经验，走上国内南北迁都之路。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动荡与战乱，中原北方的人口、先进生产力、技术开始转移，经济重心转向南方。到隋唐时，南北经济已相差无几;南宋时期南移完成，南方经济甚至超越了北方经济。

北宋灭亡后，南宋将都城建在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直到南宋中期，朝廷虽有能力迁回北方土地，但也放弃了北归汴京(今河南开封)。排除政治与军事的原因，南宋之所以坚持偏安于江南一方，苟安半壁，与当地繁盛的经济也是分不开的。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府(杭州市)，杭州经过唐宋数百年的发展，至北宋，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

从当时形势看，这是南宋选择在此建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杭州的正式建置，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彼时的前身名为钱塘县，始置于秦朝，县治在武林山麓，人称山中小县。隋朝迁州治于今杭州城南钱塘江边凤凰山麓的平原上，与江南运河相邻，成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这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建设，杭州已成为“江南大郡”，再经过五代吴越国近百年的建设，至北宋，已被汴京(河南开封)文人誉为“万物富庶”的“地上天宫”。南宋定都后，影响更加深远。

宋室南迁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云：

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宋室南迁，也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从当时及后人的文献记载来看，北方先进文化对杭州的影响，几乎涉及各个层面。

总之，宋室定都杭州，既缓解了北方的人地矛盾，也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既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南北经济大融合、文化交流畅顺，这对一个国家政权而言，何乐而不为呢?

天子守边，稳固疆土

我们以上所说的朝都更替不穷，多是经历了不同朝代。在王朝没有中断的情势下，迁都却是很少见的，这里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迁都。

在明朝初期，明成祖在国运蒸蒸日上的情形下，将国都迁往燕京(今北京)。这么做究竟为何?原因就是天子为守国土四方。除了当时复杂的内部矛盾外，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才是主要矛盾，这也成为明成祖朱棣一生追求的事业。

当时，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少数民族虽已臣服，但时常借故扰边犯境。天子戍边，既是成祖自信的表现，亦是国家意志的高度提升。这在其征战史上可以看出，朱棣五次远征蒙古，甚至最后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乌珠穆沁)。

有日本学者曾考证说，明成祖是古代唯一一个亲自跨越沙漠远征的皇帝。不仅北征，明成祖对南方的安南也进行了征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所以，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不仅是平定边疆、安定疆土的需要，也为日后一致抵抗外族入侵、形成凝聚力，打好了基础。

以武治边，天子戍边，历史罕见。正是把国都置于边患之缘，才能砥励民心、凝聚力量，稳固疆土。明成祖此举，开创了后世世代定都于北京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应该说，封建帝国迁都，无论是躲避自然灾害、夷狄威胁，还是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稳固疆土，帝王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状态，使国家统一，让国运昌隆。这一愿望，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国家的，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

　　1、孝文帝迁都的意义：维护了统一北方的新政权，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加速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
　　2、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大商王朝为何频繁迁都，为何70年4迁其都，直到盘庚迁都才算落定？

因为知道盘庚才找到了适合商朝发展的都城此后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不得不说的是商朝70年迁都起床确实是非常劳民伤财的，而且在古代没有高科技的情况下四次迁都劳动力之大不亚于再次兴建一座新的城市可见当时商朝当时迁都的工程浩大。

大商朝四次迁都基本上都在山东河南等地方。第一次迁都时是中丁时期，当时的商朝是从山东曹县迁都到了河南，当时在河南呆了有将近15年的时间。第二次迁都则是从河南的荥阳迁都到了河南的内黄这次迁都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九年。第三次迁都又从河南内黄到了河北的邢台，这次迁都的人是祖乙。到了第四次迁都又从河北邢台到了山东，迁都的是沃甲。

可以说这四次迁都都是毫无目的的。不过所迁都的地方都是中原地区属于中国文化形成的主要区域。在这四次迁都中商朝也同样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从复兴到衰落。虽然在盘庚前面的这些执政者也想通过迁都让国家兴盛起来但却适得其反，而且他们迁都的依据还是根据一个不靠谱的卦象师。

一直到盘庚这才真正找到了适合商朝的城市。前几次的迁都可谓是劳民伤财也让商朝大大受损各种经济政治状况都不是很好。但是后来盘庚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并且成功迁都让商朝真正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也因此更加繁荣盘庚也被后世很多人记住。不得不说盘庚之所以能够迁都成功和自身的才华和能力有关，所以说一个王朝能否兴盛还是要看掌权人是否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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