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杨士奇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在明朝所有的首辅里面,杨士奇大概是出身最不好的一个了,他一岁丧父,母亲不得已改嫁,结果继父又得罪权贵被发配陕西戍边,且不幸死在了那里。杨士奇只能靠教书来维持母子生活,《明史》形容其“贫甚,力学,授徒自给”。但就是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人,经过自己的奋斗,三十八岁进入内阁,从此一直担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更有二十一年担任首辅,并成为明朝为数不多的五朝老臣,那么他是如何实现逆袭的呢?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次发生在建文初年,朱允炆要编《太祖实录》,杨士奇以精通史学得到大才子王叔英的推荐,进入翰林院当编纂官,紧接着又在吏部的考核中,被吏部尚书以“此非经生言也”为由列为第一,擢升吴王府副审理,实现从寒门学子到入仕为官的跃升。
第二次发生在永乐元年,朱棣靖难成功后,组建文渊阁,遴选杨士奇、解缙、杨荣等七人进文渊阁参与机务,在事实上组建了明朝首任内阁,而杨士奇以编修身份,成为了明朝历史上首任内阁成员之一。虽然他官阶依然很低,但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
第三次发生在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因病去世,朱祁镇尚且八岁,不具备亲政能力,虽然名义上由张太皇太后主政,但是她规定所有事情均先经过“三杨”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所以内阁是大明帝国实际的掌舵者,而杨士奇作为内阁首辅,有着无限接近皇帝的权力。
经过这三次跃升,杨士奇成功从一个寒门学子,走向了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其过程堪称寒门学子励志典范。虽然这其中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人都是明朝少有的明君的历史机缘,也有刚好赶上朱棣初创内阁的运气,但是更多的还是杨士奇自己具备出众的个人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杨士奇足够有才。杨士奇初入仕途,先是以“史才”征服了王叔英,而后又在吏部的考核中拿到了文臣第一的好成绩,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先后担任过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的老师(或者充当老师角色),因此与每一个皇帝的关系都很好。另外,《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都是由他主持编纂,也从侧面说明了他过人的才能。
其次,杨士奇足够忠诚。不管是面对哪个皇帝,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朱高炽尚是太子期间,曾钟情于王汝玉的诗文,杨士奇谏言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宣德元年,朱高煦造反,朱瞻基御驾亲征,很快就平息了叛乱,有人建议连赵王朱高燧一起收拾了,杨士奇认为“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意乎”,赵王很是感动,主动交出了兵权,即避免了再起兵乱,又巩固了皇权。
再次,杨士奇足够担当。不管是辅佐皇帝还是太子,他都能够以对方利益为先,即便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征回来,朱高炽接来迟,加上朱高煦的刻意编排,朱高炽得到了严厉斥责,杨士奇作为太子辅官,能够主动站出来,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朱高炽得以保全,他则被众人攻击,深陷诏狱,而且此类忠心护主的事情还不止一次发声,因此各个皇帝对他都非常信任,甚至是感激。
最后,杨士奇足够宽容。杨士奇历经五朝,同朝为官者不计其数,而在与别人相处过程中,他能够坚持宽以待人,为自己争取到了很多盟友。宣宗即位之初,曾向杨士奇询问朝政大臣之事,问到杨荣时,杨士奇毫不吝啬夸奖之词,当宣宗说杨荣曾经说他的坏话时,杨士奇不仅不恼怒,反而对宣宗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他的这种胸怀即感化了身边同事,也赢得了皇帝的尊重。
结束语:在历史的画卷中,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分析这些人成功的历程会发现,运气可能造就一个人的一时,但无法成就一个人的一世。杨士奇从一个寒门学子到内阁首辅,运气的成分肯定有的,但更多还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他幼年丧父,属于单亲家庭,跟着母亲四处漂泊,但困境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磨练了他的品行,成为了他“登天”的垫脚石。
明朝史上不得不提到的三个人才,即杨士奇,杨薄,杨荣这三个人是真正的治世之才,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最为优秀的人物,今天我先来说说第一首辅杨士奇。
杨士奇,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跟着母亲流浪奔走,在艰苦的环境下,杨士奇仍然努力读书学习,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在太子朱高炽与朱高煦的皇位之争中,他始终坚定的站在了太子这一边,靠着自己的智慧跟忠心战胜了政治对手,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相当曲折。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博古守正的人物,最后确实因为教育方法的失败被自己的儿子活活气死。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从小就受到了万千宠爱,而杨士奇对他可以说的上是溺爱,不仅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且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他儿子一点点的坏话,久而久之,杨稷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其实开始的时候,杨稷只是犯点小错,明朝也考虑到杨士奇做出的巨大贡献,每次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到了最后,杨稷身上竟然背负了十几条人命,朝廷不得不问罪于杨稷。看到自己如此珍爱的一个孩子变成了这样,杨士奇恨铁不成钢,硬是被活活气死了,事发不久后就暴病而亡。
说到明朝的贤相名臣,人们都会想到“三杨”。
明人焦竑《玉堂丛语》之七《赏誉》云:
“正统间,文贞为西杨,文敏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焦竑的这段是说: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时期,文贞(杨士奇,谥文贞)称西杨,文敏(杨荣,谥文敏)称东杨,这是因为这二位各居京师的东、西两地,故而,以居所来区分二人。文定(杨溥,谥文定)的郡望,他每每自书为南郡,为了区分三人,世人遂称杨溥为南杨。三杨之中,西杨有宰相的才干;东杨有宰相的功业;南杨有宰相的风度。所以,人们在论说明朝的贤相时,都言必称“三杨”。
这里,来说一说“三杨”之中的西杨——杨士奇。
要说杨士奇,就需要先简略介绍其人。
杨士奇(公元1365年~公元1444年),名寓;士奇是其字,以字行;号东里;泰和(今属江西)人。幼年丧父,努力读书,后以教授生徒为业。朱允炆建文(公元1399年~公元1402年)初期,被荐,入翰林院,任编纂之职。不久;试用于吏部,被考核为第一。明成祖朱棣即位,授职编修,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明宣宗朱瞻基崩逝,拥立皇太子(后之明英宗朱祁镇),有功。明英宗正统中,担任少师。先后经历明惠帝建文、明成祖永乐、明仁宗(朱高炽)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一年;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其廉能为天下称道。善于知人,喜欢举荐寒士,所荐之人,甚或不识;于谦、周忱、况钟等,皆其所荐。死后,赠太师,谥文贞。著有《三朝圣谕录》、《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
说完杨士奇,再来说他那坑爹的儿子。
杨士奇生有两子:长子杨稷;次子杨道。
杨道凭借父亲恩荫,补官尚宝丞;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年间,进官为太常少卿,负责朝廷的农事。
关于杨道,此处不赘述。
这里,须仔细说一下杨稷。
众所周知,杨士奇在朝为官,身在重位,号称廉能,为一时人望。可是,杨士奇的儿子杨稷,身居故里,依仗父亲的权位,横行暴虐。
同乡之人,深受杨稷祸害。
因为杨稷的老爹权高位重,所以,对于杨稷平日的欺压迫害,乡里乡亲,没有人敢言语、没有人敢声张。
当时,同朝为官的王直,是杨士奇的泰和同乡,他与杨士奇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同僚之好,二人交情深厚。
王直对家乡的事情多有了解。耳闻杨稷在故里的种种恶劣行径之后,王直便竭力向杨士奇了陈说自己听到的相关情况。
这里既然提到王直,那么,也需简略介绍一下其人。
王直(公元1379年~公元1462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今属)人。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为庶吉士,读书文渊阁;很快,进入内阁,授职修撰。仕明仁宗、明宣宗二朝,升迁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翰林二十余年,稽古、代言、编纂、记注之事,多出其手;与王英齐名,时有西王、东王之号。明英宗时,官拜吏部尚书,谏阻朱祁镇北征,朱祁镇不从。土木之变后,劝请郕王(明代宗朱祁钰)即位。自以不如于谦,每事推辞,居于其下。明代宗改换太子,署名之时,面有难色,强而后可,终以此为憾事。夺门之变后,乞请休致。有《抑庵集》。
王直关于杨稷的言语,杨士奇大约也听进去了一二。但是,因为爱子心切,杨士奇可能也就是听听而已。
随后,杨士奇因祭扫坟墓,返还家乡。
听说父亲还家,杨稷变换衣着,他脱去华服美履,穿着硬牛皮做的靴子、青布做的直身(即古代一种日常所穿的长衫),在数百里之外迎接。
杨士奇见到儿子杨稷之后,发现他如此打扮,作为父亲,他当然有爱子之心,便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敦厚朴实的善良之人。
据说,因为王直提及杨稷行为不端之事,杨士奇还觉得,王直是妒忌自己的功业声名,才这样胡言乱语。为此,杨士奇还心中大为不平。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杨稷的事情败露。
紧接着,言官交相上呈章疏,劾奏杨稷的不法行为。
起初,朝议之后的处理方式是:没有立即将杨稷绳之以法,而是密封杨稷的种种行事情状,交于杨士奇知悉。
后来,又有人揭发杨稷横行暴虐的事件十多起。
这样,朝廷才将杨稷的事情交由相关衙门审理。
在此情况下,乡民们才敢将杨稷的罪恶上报朝廷。
于是,朝廷下令,将杨士奇的儿子杨稷逮押到京师。
在京师,经过审讯之后,认定杨稷所犯,事实清楚:他的确傲慢狠戾、侵夺暴掠;他还曾杀人害命。
最后,杨稷被处以死罪。
杨稷被逮押治罪之后,杨士奇才知道儿子的敦厚朴实,原来都是作伪欺诈而已。
处理杨稷时,据说,杨士奇恰巧因年老疾病,正在休假之中。
明英宗恐怕此事伤害到杨士奇,他还曾特意下诏,对杨士奇进行安慰。
为此,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之后,他便因为忧虑,病卧不起。
随后,杨士奇在忧虑疾病中去世,享年80岁。
古人重名节,儿子的罪恶,使得在朝四十余年、身担辅臣之重的杨士奇蒙垢。
这位明朝的贤相,也因为儿子的罪行,生前身后,被人诟病。
据说,因为以前对王直有怨憎,所以,杨士奇一直在背后遏阻王直进入内阁,结果,导致王直在吏部任职十余年,最终都没有进入内阁任事。
官场复杂,互相斗争、互相利用、互相借力、互相拆台……这些,都是常见的事,杨士奇与王直之间的事情,也只是传言,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据传,杨士奇对杨稷的确是有些溺爱的,杨稷凭借父亲的权势作恶的情况,杨士奇确实是不知道的。当时,也有人像王直一样,将杨稷的情况向杨士奇如实告知,但是,杨士奇认为,这是对儿子杨稷的诬陷,他还因此而怀疑如实告知者的用心;当时,因为杨士奇的权位,也有人谄媚奉承,在杨士奇面前,对杨稷赞誉有加,对此,杨士奇认为自己的儿子真的很优秀,他会因为谄谀者的言辞而满心欢喜。就是因为这样,杨稷的恶行才日甚一日。
史书称,杨士奇善于知人,看来:
知人或易,知子不易,自知更难啊!
史洁珵所辑《德育古鉴》中,引用姚文然的话,评论杨士奇,其文道是:
“嗟乎!
杨公(士奇),乃是聪明慎密的人物,而杨稷却能够使父亲杨士奇对自己溺爱,能够使父亲杨士奇对自己的恶行无法知晓。这样看来,杨稷的才智,肯定有他超出常人的地方。
凡是权贵人家的子弟,如果不幸而不才,只会征召歌儿、采买艺伎,只知道纵酒呼卢,那么,他们的祸害,大约也就仅仅是败没家财而已。
凡是权贵人家的子弟,尤其不幸的是,有才而不行正道,他们运用自己的智力,凭借权术而交结官府,最后使得其家豪华到足以延揽并招至幕僚宾客,使得其聚敛的钱财足以增置田地产业;他们凭借权势货财,收留豢养奸诈狡猾之徒,作为自己的心腹爪牙;他们攫取小民的生计之资,对民众进行鱼肉;他们的父兄还倚靠他们主持家事,把他们当作家中的顶梁柱;他们的同辈还羡慕他们,认为他们是有才干的能人……可是,一旦大祸临头,他们自身往往就会被诛杀,他们的亲人被株连遭祸!如果这些人的才能够被善用,如果他们能行正道而走大路,那么,他们肯定都是国家的贤能、家中的麟凤了。”
发此评论的姚文然是谁?
姚文然(公元1620年~公元1678年),明末清初江南桐城人,字若侯,号龙怀,一字弱侯。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进士。清世祖顺治年间,被荐,授职国史院庶吉士,后改礼科给事中,历官工科、户科。与魏象枢并以敢言称,时号姚魏。清圣祖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卒谥端恪。有《姚端恪公诗文集》。
故而,许氏家则云:
“生子质敏才俊,可忧勿喜。便当豫加防检,陶习谦厚,禁绝浮夸诞傲者与之游处,庶可成远大之器。”
关于许氏家训,相关资料不详。
陈龙正云:
“累盛之家,子弟多浑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衰象萌矣!”
陈龙正(公元1585~公元1645),明浙江嘉善人,字惕龙,号龙致、发蛟、几亭。陈于王之子;高攀龙弟子。明思宗崇祯六年(1633年)进士,授职中书舍人。其时,政事尚综核,朝廷内外,争着做艰奥的文章,以求躲避罪责,东厂侦缉搜捕之事,尤为冤滥;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陈龙正上呈养和、好生二疏,暗中指斥东厂之事。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应诏奏事,继续主张“听言省刑”;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上疏,理财以垦北方荒地。很快,他便被劾奏为伪学。起初,皇帝不问其则。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被左迁为南京国子监丞。福王立,用其为祠祭员外郎,不就。南京不能顾守,陈龙正已得疾,旋卒。私谥文洁。有《几亭集》等。
(全文结束)
明初的时候,广东的布政使徐奇觐见皇帝述职。古代的交通十分不便,从应天府往来广东要数月时间,所以一般地方大员进应天府都会仔细打理好一切,甚至要借机与应天府里的大臣们搞好关系。徐奇这次来,就带了很多岭南特产的藤席送给在皇帝身边的这些大臣们。
古人云“没有禅心难过盛夏,幸而有藤”。意思就是说,藤席在古代是最好的过夏工具。虽然京城夏季不算酷热,可是有了这藤席,大臣们自然更加舒服了。那时候货物运输不发达,虽然藤席不算贵重,可也算稀罕东西。
很快,徐奇在应天府大量赠送礼物的事被暗地里监控的人知道了,他们刺探清楚后向皇帝递交了徐奇送礼物的名单。
奇怪的是,皇帝仔细看看这名单,里面包含了各位重要大臣,可就是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杨士奇是大学士,是太子的老师,说起来权力和地位可不小,但为什么不给他送藤席呢?
皇帝不解的喊杨士奇来问话,杨士奇听完来龙去脉后,立刻说:
徐奇去广东上任布政使的时候,朝中大臣都去送行了。这次徐奇来应天府觐见陛下,给他们带些礼物也是正常。不过,他赴任的那天我生病在家,没有送行,也没有什么表示,这次他不送我藤席,也是理所应当。
不过,这份名单虽然很长,但哪些人收了徐奇的藤席,哪些人没有收,现在还不知道,而且藤席又不贵重,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皇帝听完杨士奇的话,觉得有理,让内侍把名单销毁,不再追究此事了。
那么皇帝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敏感呢?
应天府也好,边疆也罢,这些在皇帝眼里都是他的地盘,而大臣远道而归,大肆的向其他重臣送礼,太明目张胆了。历代皇帝都非常忌惮结党营私,沆瀣一气,大臣们私交太好,一定是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也就有了很多聪明的皇帝都是一直在权衡朝堂势力,不让一家独大,更要千方百计的拆散、打击大臣们形成的联盟,故意扶持两个权臣相互抵制,相互矛盾,维持统治。
比如先秦时期的秦国的朝堂上,如果张仪受到秦惠王封赏,那么司马错也同样会有军功,如果张仪主张进攻韩国,那么樗里子也会在军议现场提出另一个可行方案,在这种近乎“艺术”的平衡中,秦国的秦王一直把统治的权利牢牢抓在手中,这才成功建立的大秦王朝。不过,秦始皇一病逝,朝堂立刻失去平衡,赵高掌权独大,两年就毁掉了数百年的秦国基业,也是十分可惜了。
另一方面,杨士奇真的是因为没去送行而不被“送礼物”吗?
实际上,皇帝之所以为杨士奇这件事,还是清楚的知道杨士奇的个性。杨士奇历任五朝皇帝,可以在这复杂的宦海之中稳如泰山,必定有其独特的为官之道。尤其在太子东宫当少傅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官职,因为他的喜好和结交就代表了太子的言行。
太子是皇帝立的,但是也可以由皇帝废除。太子是否可以老老实实的当太子,是否言行如一,是否可以恭恭敬敬的侍奉在皇帝身边,这都是十分敏感的,也是十分受到皇帝忌惮的。
杨士奇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位太子老师一律谢绝朝中大臣的深交,甚至礼节性的交往也都能免则免,这才让他可以在大明的朝堂上屹立这么久,并且躲过了多次宫廷内斗。反之,一旦杨士奇开始收礼,那么他中立、正直的形象将会在皇帝心中瞬间崩塌,用不多久,就会被撤职“少傅”了。
通过广东布政使送藤席一事,杨士奇巧妙表现了自己不结交其他大臣的心思,更让皇帝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可谓也是十分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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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官之后忧郁而终。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中官王振受宠于明英宗,渐渐干预到外廷政事,并诱导明英宗乱对大臣加罪。靖江王佐敬偷偷赠杨荣黄金,杨荣当初正在省墓,归后不知此事。
王振却欲弹劾杨荣,此时杨士奇出面力解。但杨荣不久即去世,杨士奇、杨溥日益孤立。次年,明英宗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藏帑金数万。
再一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势力越大并作威作福,百官若有不满均被逮捕。廷臣中人人自危,杨士奇也无法制止。
此时,杨士奇之子杨稷为人傲横,曾经因施暴杀人。之后,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朝廷商议不予加法,但把罪状给了杨士奇。随后有人再次告发杨稷横虐的数十件事情,杨士奇只能以老疾告辞。
明英宗恐怕伤害杨士奇,下诏安慰。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忧虑不起。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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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的功绩:
1、仁宣之治
明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下令息兵养民,并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皇家采办珠宝等行为。
这些做法,使社会矛盾缓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发展,开启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代。
明宣宗即位后迅速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并延续明仁宗的治国理念,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使明朝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
2、《文渊阁书目》
《文渊阁书目》是现存不多的官修书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属于明初国家藏书的第一部书目。
明初国家藏书是以元内阁所藏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攻入元大都,大将军徐达尽收元内阁图籍送回南京。
以后,明政府又广求遗书,国家藏书日丰。明成祖迁都北京,收贮于左顺门北廊,明英宗正统年间,移贮至文渊阁。
正统六年(1441),少帅兵部尚书兼华益殿大学士杨士奇等,始以文渊阁说贮书籍,颇多“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故为打点清理,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写成书目一本,名曰《文渊阁书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杨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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