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驿站免费给官员提供食宿和车马,官员们为何还要自掏腰包住外面

古代驿站免费给官员提供食宿和车马,官员们为何还要自掏腰包住外面

还不知道：古代驿站和官员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驿站”，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颇有几分浪漫气质的词语，比如“人生驿站”“心情驿站”之类，仿佛驿站成了一个充满温馨气息的心灵港湾。但在古代，驿站却是个实用性极强的国家机构，自秦朝创立以来，一直绵延不绝应用到清朝结束，堪称古代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机构之一。

驿站的产生，与古代长期落后而低下的交通运输水平密不可分。现代人想去千里之外的某个城市，可以乘坐飞机或者高铁、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最多几个小时即可到达。

但对古人而言，这却是一次非常漫长而遥远的旅程。古代没有火车飞机，出远门长途跋涉，只能骑马或者乘坐马车、或者乘船，动辄十天半月，旷日持久。而一个国家要维系统治，每天都会有大量官吏、公差、公文往返于各个城市之间，驿站系统由此应运而生。

历代王朝都对驿站系统建设非常重视，比如唐朝全境设立1600多个驿站，连通道路里程5万多公里，清朝则有驿站1900余个，小型驿铺14000多个，“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是古代王朝维系统治必不可缺的机构。

古代驿站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为朝廷各级各地机构传递往来公文信函，二是为出差官员提供免费食宿和车马，既能保证其每日行进里程，也能保证其食宿有着落。但实际上，出差官吏们却对驿站殊无好感，很多时候宁愿自掏腰包赶路，也不愿“享受”朝廷驿站服务。

清代官员何德刚在著作《春明梦录》中，详细记述了他使用朝廷驿站的感受。原来，古代驿站根本不是啥身心放松的温馨港湾，反而让出差官吏们叫苦不迭。

一是驿站饮食条件和卫生水平低劣。很多驿站地处荒僻山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驿站按照规定需要常备粮米蔬菜鱼肉之类，但因为驿站头目私下克扣，加之保管不善，往往分量不足，而且“绝无新鲜者”。

做饭和吃饭时，“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饭食相掺夹，食之不能下咽”，一桌子蚊蝇横飞，甚至扑到饭菜里，无法食用，官吏们只能拿出随身自备的咸菜佐餐，没有咸菜的只能熬点米粥加点盐，就这样对付一顿，“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

二是驿站住宿水平低下。很多驿站往往僻处荒山野岭，驿卒铺兵们也都是些不讲究的粗人，房前屋后就是马厩猪圈，屋内灰尘遍布，“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臭气熏天。而且驿站每晚都会按时辰打更，“按更击鼓鸣钲，扰人清梦，亦一苦事”，连睡觉都睡不好。

三是驿站分布不合理，行程刻板固定，行进效率低下，“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将及二十日始到”。有的驿站之间距离太近，太阳还没落山就必须打尖住宿。有的又距离太远，“至初更而未到站者”，还得点着火把赶夜路，“过桥过涧备历危险”。

以上种种辛苦不便，往往让官吏们不堪忍受，视长途出差为一种折磨。因此很多官吏宁肯自备盘缠赶路，也不愿去驿站白吃白住。随着交通工具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驿站这一沿用数千年的国家机构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资料：《春明梦录》

有人可以给我提供关于古代驿站的一些资料吗？

古代驿站鸡鸣驿
中国 | 河北 | 张家口市 | 2004-06-18 10:33:38.0【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在怀来县偏西北洋河北岸的鸡鸣山下，有一座故城叫鸡鸣驿。它距北京140公里，京包铁路和京张公路（110国道）从这座城的南北通过。这座历史上留下来的方城重镇，在中国古代邮驿史上曾是个大型驿站，它在明、清两代对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通信等方面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特殊的战略位置使之独驿成城，它是当今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驿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8月，国家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一套两枚，其中一枚就是鸡鸣驿。

鸡鸣驿始建于元代。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站赤”（即驿站）。至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鸡鸣驿扩建为宣化府进京师的第一大站，城内设有驿丞署、驿仓、把总署、公馆院、马号等建筑，还有戏楼和寺庙。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鸡鸣驿站建土垣，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砖修城池。全城周长2330米，墙高12米，在东、西城墙偏南处设东、西两座城门，门额分别为“鸡鸣山驿”、“气冲斗牛”。门台上筑两层越楼，上面城墙均筑战台。北城墙中部筑玉皇阁楼，南城墙中部筑寿星阁楼，两座阁楼遥相呼应。城下的东、西马道为驿马进入的通道，城南的“南宫道”即是当年驿卒传令干道。可以想像，当时每日马铃声声，飞尘滚滚，身穿邮服、腰挂“火印木牌”的驿卒，乘骑传递，风风火火，昼夜不停，何等热闹。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为加强驿城的防御，对城垣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在城东南角城墙上筑角楼魁星阁一座。为防止山洪浸侵，又于城东筑护城坝一道。

邮驿事业的发展，给鸡鸣驿的各项建设都带来了契机，经济、文化繁荣，商贾云集，庙宇辉煌，公馆宏伟。每年农历四月十三至十九的鸡鸣山庙会和腊月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三个集日，更是满街摊贩，大唱庙戏，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直至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汰驿站，开办邮政”，鸡鸣驿这座古驿站才完成了它的历史重任。

现今，无论从旅游还是从文物角度上看，鸡鸣驿这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古城仍不失当年风采，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它的城墙，除西城墙中部有段塌陷外，其余均整齐地矗立着，棱角分明，不歪不倾。它的城门，拱洞高耸，宽厚的大门洞开，门上镶着的铁板、铁钉依然牢牢紧钉在门上。城内的佛、道教寺庙和驿站其他建筑，不少仍保存完好。专供过往官员、驿卒就餐住宿的“公馆院”即驿馆，是一座明代建筑，这座三进院落的北屋，隔扇木插销头做工考究，各个木插销头分别刻有琴、棋、书、画、荷、莲、蝙蝠、蝉等不同的形象，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别有情趣，反映出我国古代匠人的高超工艺。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时，曾在鸡鸣驿城内下榻，现其下榻的古建筑和遗址尚存。

近年来，古代驿站鸡鸣驿大受影视界青睐。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八一、广西、天津、香港等电影厂家纷纷来这里选拍外景，鸡鸣驿成了一座电影城

古代和现代的传信方式有哪些

1. 关于古代人传信方式的诗句
关于古代人传信方式的诗句 1. 古代的传信方式有哪些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

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

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

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

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

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

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

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

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

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

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

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

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

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

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
2. 古人的传信方式
古人传递信息的方法 特定借代物 （1）结绳。

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

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

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

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

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

《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

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

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

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

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

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

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

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

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

《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

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
3. 古人传信方式有哪些
一、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二、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凶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凶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凶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三、鱼传尺素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四、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五、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七、风筝通信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八、竹筒传书

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一日，史万岁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4. 古代人传信的方法
你好！

古代人怎么传递消息？

击鼓：在我国和非洲古代，击鼓传信是最早最方便的办法，非洲人用圆木特制的大鼓可传声至三四公里远。

烽火台：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军事通讯设施，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

飞鸽传书：将信息捆绑在鸽子腿上，通过信鸽将信息传送到目的地。

骑马：通过驿站传递。驿站：亦称“置邮”，是古代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车马的处所。据&gt；记载，中国周代就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馆舍，为过往官员和驿使提供食宿，邮驿历史长达3000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
5. 传信方式（古代近代现代当代）
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主要有飞鸟传（飞鸽传书、鸿雁传书、飞雁传书），驿传（快马加鞭），烽火，狼烟，旗语、灯光（三打祝家庄、孔明灯）等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有《烽火戏诸侯》，《我们胜利了》，《装在瓶子里的信》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有《烽火戏诸侯》，《我们胜利了》，《装在瓶子里的信》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烽火通信

远在周代我国就有了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烽火作为一种原始的声光通信手段，服务于古代军事战争。从边境到国都以及边防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内储柴草，当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马上派兵相助，抵抗敌人。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

古代的“八百里加急”是什么意思？

古代的“八百里加急”专用来表示紧急情况下的信息传递。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

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八百里加急”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程度。

扩展资料

历史发展

辽宁地区出现文字记载的驿站是在唐朝。宋代人著的《五经总要》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虽无具体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到了辽代，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有十四处驿馆。

到金代时，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加强通信联络，金效仿宋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的递铺。递铺一般建在有驻军的主要交通线附近，好像一个方形的小堡，四角插着黑旗。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在十里左右，每部有四人，管理非常严密，具有军事性质。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驿站按照朝廷所规定的标准供应给过往官员的食宿和车马。

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

到了明代除开通沈阳至旅顺的驿站外，在其它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在明代还设立了递运所，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递运所除担负驻地指定运输路线的任务外，还要做好海、河运输的集散工作。

清顺治帝入关后，建都于北京，称原来的都城盛京为留都，盛京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盛京驿站基本上是沿袭明代驿站设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

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就要填写连排单。

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并且管理极严，违反规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有文报局的设立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继而废除了驿站，同时有文报局专司其事，以后又设邮政，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百里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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