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15日,咸丰皇帝病重,7月16日病危,7月17日驾崩。死前他召集八大臣,让他们做顾命大臣,也记载叫做赞襄政务大臣。
这八个人分别是:和硕怡亲王,时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爱新觉罗·载垣;和硕郑亲王,时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步军统领、御前大臣爱新觉罗·端华;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理藩院事爱新觉罗·肃顺(郑亲王之弟);道光皇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额驸,时任领侍卫内大臣富察·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托和络·穆荫;军机大臣、吏部侍郎匡源;咸丰皇帝老师杜受田之子,任军机大臣、工部侍郎杜翰;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太常寺少卿焦祐瀛。从这八人的组成来看,其中有亲、有贵、有满、有汉、有内臣、有外官,堪称完美的班子。
据传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
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看得出咸丰皇帝临死前的确下了一番苦心,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辅政班子,来巩固皇太子载淳的统治。
然而,世事难料,咸丰万万想不到自己看似完美的方法,却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灾难。
八月初二,由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的胜保给嗣皇帝上的一封奏折,正式拉开了两宫皇太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序幕。
胜保给嗣皇帝载淳上奏折称:自己深受先皇恩典,且直隶和山东的乱党、贼匪已经肃清,希望能前往避暑山庄拜谒皇帝的梓宫,请求恩准。这封奏折上报没多久,八月初七,皇帝就下谕旨同意胜保前来拜谒,并且“将此四百里谕令知之”。可就在同一天内阁又“奉上谕”申斥了胜保违反规定,私自向皇太后上请安折子一事,要求将胜保“交部议处”。这样一来作为两宫皇太后夺权的急先锋,胜保自然没有机会再前往避暑山庄,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两宫皇太后和嗣皇帝了,而僧格林沁也被顾命八大臣用同样的法子打消了拜谒大行皇帝梓宫的想法。
就在胜保被斥责的前一天,即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也向嗣皇帝上奏,恳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就这样顾命八大臣与两宫皇太后双方开始交上火了。咸丰帝临终时赐给同治帝一枚“同道堂”印章(右),慈安一枚“御赏”(左)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
在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起驾一天之后,两宫太后便以“皇帝幼小、两宫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由,带着载垣、端华等七大臣从小道赶往北京,只留肃顺率领人马跟随梓宫慢行。慈禧回京之后,骊姬召见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次日一早,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和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则被撤职查办,而醇郡王奕譞则在京郊密云逮捕了还在护送梓宫的肃顺,八大臣彻底失败,史称“辛酉政变”。
咸丰帝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为什么斗不赢慈禧?
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䜣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䜣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10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经宗人府、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的会议,拟定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罪行应比照:大逆不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五人随声附和,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随后请旨定夺。
当天,两宫皇太后和皇帝就传谕:载垣、端华是宗室亲王,按照议亲、议贵的条例,免于凌迟,命肃亲王、刑部尚书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在宗人府内自尽。肃顺加恩改凌迟为斩立决,派睿亲王、刑部右侍郎前往监斩。景寿因是皇亲,则只革去御前大臣的职务,依旧保留公爵和额驸的身份。穆荫在军机处年深日久,班次在前,情节严重,所以革职后发往军台效力。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则革去一切职务,免于发配。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䜣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中兴"。但与此同时,清朝体制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揽政的皇权二元,到慈禧独揽朝政的一元独大的局面也出现了。
这八个人被杀的背杀,流放的流放,就只有景寿一个人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得到了慈禧的重用。这是因为景寿在这之前就和慈禧她们通过气,暗中帮助慈禧她们对付其他七个大臣。
这八个大臣排在前面两个的分别是载垣和端华,是怡亲王和郑亲王,是大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是咸丰最信任的两位王爷。第四位的肃顺是郑亲王端华的弟弟,官居协办大学士。这三人是“顾命八大臣”的领袖。因此政变失败后,这三人都遭到了杀身之祸。
而后面的四位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为五位军机大臣的其中之四。此四人,均为肃顺一党,因此得以名列辅臣。而另一位军机大臣文祥,因为是恭亲王的人马,因此也被排挤在外。
而景寿,在这八人中比较另类,他是大清的驸马爷,咸丰皇帝的姐夫。作为一名外戚,景寿本来不应干预政务,因此他也并非肃顺一党。
景寿被列入“顾命八大臣”,一开始就是被肃顺所裹挟进来的,他本人并不是肃顺一派的人马,因此在与慈禧等人的权力斗争中,景寿就没有表现得那么积极。
并且从后来景寿得到的待遇来看,他可能还曾经暗通款曲,充当过慈禧等人在八大臣中的内应。景寿虽然表面上是肃顺一边的人,但内心里却没站错队。因此“顾命八大臣”被扳倒后,同僚纷纷倒霉,只有景寿一人得享荣宠,也就不奇怪了。
早早的就给慈禧当内应,所以他能幸免于难,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就算这次逃过了,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进逼北京。由天津大沽退守通州的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率领下,在八里桥不敌英法联军,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咸丰十年九月底,咸丰帝携后妃及户部尚书肃顺等八大臣仓皇出逃热河,对外宣称“木兰秋狝”,就是去木兰围场打猎去了。而京城的乱摊子,咸丰帝则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收拾。
咸丰帝本来就体弱多病,到热河后更纵情声色,不到半年身子骨就垮了。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病重的咸丰帝在寝宫烟波致爽殿立下遗诏,对后事作出安排: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领侍卫内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辅政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载垣是第一代怡亲王胤祥的五世孙,袭爵;端华和其弟肃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人。所以这三人是皇室宗亲的代表,而景寿是外戚,其余四人则为军机大臣。可以说,咸丰帝挑选的八大臣顾及了各方的利益。七月十七日,咸丰帝为防顾命大臣专权,又将“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分别交与慈安与慈禧保管,顾命大臣的拟旨必须同时盖有这两章才能生效。
咸丰帝的初衷是很好,顾命大臣的权力很大,但有两宫皇太后的制约,不致擅权;两宫皇太后在实力强大的顾命大臣面前,也不能专权。但是,由于咸丰帝忌惮恭亲王奕欣的能力,将其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而敦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等咸丰帝的亲兄弟均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所以,在咸丰帝死后,以慈禧为首的帝后派与以奕欣为首的宗室势力联手,在留京的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及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将护送两宫皇太后和嗣皇帝载淳先行回京的载垣、端华等人削爵革职,交宗人府处理。而负责护送咸丰皇帝梓宫的肃顺在行至密云时,也被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譞深夜缉拿,连夜押解回京,交由宗人府议罪。
至此,顾命八大臣悉数被解职,八大臣之中的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削夺爵位,投入狱中。咸丰皇帝临终前设计的辅政制度功亏一篑,政局完全由慈禧与恭亲王奕欣掌控。恭亲王奕欣在京联络反顾命大臣势力,为慈禧夺权立下了头功。政变后,作为对奕欣的回报,奕欣得到了领班军机的权力,并加授议政王。在议政王奕欣的主持下,咸丰十一年十月初,朝廷各部等会同宗人府对顾命八大臣做出处置:载垣、端华和肃顺是八大臣中的首脑人物,其三人拟凌迟处死;景寿、穆荫等五人系“从犯”,拟革职,流放新疆。
这个处置意见上报给两宫皇太后后,两宫皇太后本着“议亲议贵”的制度,即皇亲国戚、三品以上和一品爵位的大员可依法减轻处罚的制度,又“加恩”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对三人减轻处罚:赐载垣、端华于狱中自尽,由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传旨;肃顺因“悖逆狂谬”,令斩立决,由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监刑。其余五位顾命大臣处罚分别为:御前大臣景寿虽被革职,但保留了爵位和额驸品级,也没有被流放;穆荫被解除兵部尚书职,流放军台;匡源去职吏部左侍郎,免其流放;杜翰解职礼部右侍郎,免其流放;焦佑瀛去职太仆寺卿,免其流放。
顾命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丢了脑袋,其余四人要么被革职,要么被革职流放。唯独御前大臣景寿,虽被革职,但依然保留了爵位,是八大臣之中,处罚最轻的一个,这又是为何呢?在顾命八大臣之中,景寿可以说是身份最为尊贵的皇亲国戚。景寿在道光二十五年,尚道光帝六女寿恩固伦公主,成为额附。寿恩固伦公主的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孝静成皇后也是恭亲王奕欣的生母,还是咸丰皇帝的养母。寿恩固伦公主年长咸丰皇帝一岁,年长奕欣三岁,所以景寿是咸丰皇帝和奕欣的姐夫。景寿生性老实谨慎,所以很得咸丰皇帝的信任,把他列入顾命大臣之列。
景寿在八大臣之中并不是中坚力量,只是“从大流”,并末招致慈禧的忌恨。再者,景寿的身份特殊,属“议亲”加恩之列,所以被处罚得最轻。由于景寿非常低调谨慎,易于被慈禧控制,景寿在被革职不到四个月之后,很快出任了蒙古都统。一个月之后又官复原职授御前大臣。一年后,景寿再被重用出任领侍卫内大臣,并在同治十三年,掌管神机营事务。值得一提的是,慈禧最喜爱的养女荣寿固伦公主,也就是恭亲王奕欣的长女,后来还被慈禧指婚嫁给了景寿的儿子志端。只不过,婚后五年,志端早逝,十七岁的荣寿公主从此成了寡妇。
景寿在被革职四个月之后,很快复出,并不断受到慈禧的重用。复出速度之快,也令人怀疑当初对景寿的处罚只不过是掩人耳罢了。所以,慈禧对有“污点”的景寿大为重用,也不禁令人生疑。有人甚至认为景寿早早充当了慈禧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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