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相,是明代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下令,以后不许再立丞相。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宰、相之名分别见于商周、春秋之时,但连称则始见于战国。除辽代之外,“宰相”一直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以指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吏,并不是一个正式官名。总体来看,“宰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
明太祖朱元璋废相,并不仅仅是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而是对丞相权力过大、威胁皇权的不满。在明初,除徐达长期统兵在外,其他在朝的丞相如李善长、杨宪、汪广阳、胡惟庸等,几乎都未得善终。这也足可以证明明太祖对中书省丞相早怀忌惮之心。
在大明帝国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开始对中书省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诛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因将中书省与丞相一体废除。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下令中书省及其属官均废除。朱元璋废相后,开始独操权柄。朱棣即位后,明代内阁辅政体制初见雏形。
朱元璋废相后,在明代史料中,宰相称谓的运用比较混乱,或指六部尚书,或指内阁,或指司礼监。这三种称呼都有道理,但皆不全面,六部承担了政务执行权,内阁、司礼监共同辅佐皇帝,承担了议政的权力。由此可见,有明一代,所谓的宰相制度并未完全废置,而是由内阁、司礼监、六部共同承担了宰相的职责。
在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虽然一直不断压制内阁乃至部院的权力,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中枢行政决策的替代模式。朱翊钧放任官僚争夺权力的做法虽然能够起到压制各方、加强皇权的效果,但也容易造成明代中央决策机制的混乱和失灵。
此时,明廷内阁票拟已经基本失去效力,并进而导致了外廷行政目标混乱的局面。万历皇帝将奏疏留中,不仅削弱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章奏的权力,更糟糕的是,明代中央行政系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紊乱。
这种问题延伸到天启、崇祯时期,就演变为内阁权力几乎被完全废置,皇帝变成了“独夫”,皇权失去制约和辅弼,加之外廷党争日趋白热化、残酷化,明廷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初第一大案胡惟庸案牵连甚广,但从始至终都疑点重重,称其冤案确实不为过。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的死改变了政治上的格局,一直以来分散的皇权完全回归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加给他的罪名是谋反叛变,而真正的历史或许并非如此,在各方学者关注下,胡惟庸一案到底是因为谋反而罪有应得,亦或是仅仅只是朱元璋加强皇权的一个借口,这一切,都需要仔细地梳理。
整个案件牵扯时间长至二十多年,因为一切,要从胡惟庸投靠朱元璋时谈起。
案发前的背景胡惟庸在朱元璋攻打和州时就已经投靠过来,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跟随朱元璋一路走到建立大明,在此期间,胡惟庸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对上司心理的揣摩,再加上是同为开国功勋李善长的老乡,深受朱元璋信任,因而官职也是快速晋升,从最初的太常寺卿一路突飞猛进到坐到左丞相的位置,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坐上丞相位置之前,他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恶人,或许是权力并没有很大的缘由,他一直尽心尽力帮助朱元璋治理国家,李善长也十分看好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侄子介绍给了胡惟庸的女儿,两家结为姻亲。但是一路晋升的胡惟庸并没有再小心翼翼维持自己当年的谨慎,走上相位后,随着掌握权力的增大,人的野心和欲望甫经点燃,就会越燃越旺。胡惟庸也“有幸”未成为例外,他的错误,在当上丞相后越积越多,成为了以后被杀的导火索。
当上丞相的胡惟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职显赫,又深受皇帝宠信,朝野里所有想要晋升的官员都来靠拢他,跑官送礼者络绎不绝于途,而他也一直很享受这个过程,面对前来贿赂的人照单全收,《明史》有云:
"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同时,他也一直在剪除异己,和自己作对的人几乎没有好下场,人尽皆知的就是毒死刘伯温一事,史书记载"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而他之所以可以狠下心来对一个生病的老人,而且是地位尊崇的开国功勋下此杀手,正是因为在此之前,刘伯温曾经试图阻止朱元璋任命他为宰相。
当初朱元璋询问刘伯温接替李善长的最佳人选是谁时,他评价胡惟庸为"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怀恨在心的胡惟庸自然不会放过绝佳的报复机会。
一边是自己手握的巨大权力,一边是被自己哄得开心的皇帝,此时的胡惟庸已经变得十分猖狂了,不仅自己无法无天,连身边手下的人也开始目中无人,他的仆人倚仗着主人的势力,居然闯边关,还出手殴打守边关的将士,事情传到了朱元璋耳朵里,其实此时的朱元璋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这位丞相的威胁,于是下令处死了这个恶仆。
而胡惟庸却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仍然我行我素,大将军徐达性情耿直,根本瞧不起胡惟庸这种奸党势力,而胡惟庸却试图铲除这个异己,想要收买徐达的仆人却反被告发给了徐达,徐达只是与他日渐疏离。此时的他更是小人得志,已经得意忘形,对于下属呈上来的奏折他甚至已经不再上报给朱元璋,而是自己擅自做主,隐瞒弹劾自己的奏章,任意处罚下属官员甚至革职,权倾朝野的他,却忘记了身后一直注视着他的朱元璋。
朱元璋面对这个严重威胁到自己的丞相,早已无法容忍,不过,时至此时,胡惟庸是一个嚣张跋扈独断专权的丞相,朱元璋是那个隐忍未发飙的皇帝,疑点虽已出现,但他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案发时史书上的记载只是一纸官方文书,叫“云奇告变”,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去自己府邸观看澧泉的祥兆,朱元璋并没有推脱,在去往他府邸的路上却被一个宦官拦住了道路,由于跑得太急,这个宦官气喘吁吁,怎么也喘不匀气息讲话,而这种冲驾行为在当时是要杀头的重罪,旁边的守卫几乎已经快要将他乱棍打死的时候,他费尽气力抬起手指向了胡惟庸家的方向,朱元璋见状发觉有些不妙,便登上城墙远望胡惟庸的府邸,一看就立刻怒发冲冠,原来胡惟庸家里到处都是士兵,这是要谋反叛乱,于是立刻下令处死胡惟庸。
此时,疑点便接踵而至,单看这个官方文书就可以发现,宦官为何非要在路上冲驾,冒着杀头的危险?一个人喘得再厉害,也不至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吧?并且作为一个小宦官,在即将被打死的时候还能拼死指向胡惟庸家里的方向,这样的忠心也是让许多学者抱有怀疑态度,并且,胡惟庸的府邸距离城墙并不是很近,那么朱元璋是如何一眼便看到院子里面的士兵的?而最重要的就是,多方学者都认为,云奇这个人完全就是正史杜撰出来的人物。
假定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云奇告变自然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案件处理结果在所谓的云奇告变之后,胡惟庸被赐死,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明史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在废除丞相制之后,过了几年,朱元璋再次旧案重提,将开国功勋二十几位全都处死,株连族人将近三万,包括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善长,原因就是他有放任胡惟庸谋反的嫌疑,太子的老师宋濂也被波及,虽然马皇后为他求情,但是还是在发配的路上离世。
时隔将近十年后再次提起旧案,并且如此血腥,残杀将近三万人,做出此种行为的朱元璋让所有人都震惊,这也是许多人疑惑的地方,在李善长死后一年,有一位叫王国用的官员上书朱元璋,他论证李善长死得是真的冤,他完全没有理由去纵容造反。
理由很简单, 胡惟庸造反即便成功了,他李善长也不会是皇帝,冒着杀头的危险得到的还是一个丞相的位置,他没有理由和动机去冒这个险。朱元璋并不理会,也没有迁怒于他,这是否,也表明了朱元璋认可这种概念,默认他这么做是错的呢?不惜戴上杀人魔头的帽子也要将这些人赶尽杀绝,甚至在胡惟庸案后并没有收手,而是一路杀戮到底。
紧随其后再度爆出蓝玉案,如此心狠手辣铲除功臣,到底又是为何?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大案背后的原因胡惟庸一案,其实分作两个阶段,最初只是针对胡惟庸,或者说,是针对丞相这个制度,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出身,一步一步走到皇位,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不想自己的权力被分割,其实历代皇帝都不想要皇权分散,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为了稳固皇帝权力,只不过朱元璋他更加重视自己的皇位。
在洪武十一年时,已经有了端倪,朱元璋下令以后臣下上书可以越过中书省,皇帝独揽大权。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只是上一个命令的延续,他的目的就是废除丞相,加强中央集权,使皇帝的权力达到最大话。
那么,废除丞相制度需要的就是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贪污受贿纵仆行凶这是犯罪事实,完全可以杀了胡惟庸,还需另立新相,跟“丞相”这个官职毫无干系;可是谋反这个罪名,却与丞相这个官职强相关,朱元璋必须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位置,是能够滋生造反意识的温床,是一种制度缺陷,而有了缺陷,就要从制度上再去弥补。所以,胡惟庸就是朱元璋废相的一个棋子,朱元璋明白胡惟庸的性格,只有一步一步慢慢压迫他,把他逼急了,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胡惟庸确实是被逼得这反不造也不行,因为他的儿子在一次外出时,因为马车的问题,车子翻了,于是他愤怒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被报给了朱元璋,愤怒却又心怀鬼胎的朱元璋立刻处死了胡惟庸的儿子,目的就是为了逼急胡惟庸。按照朱元璋的设计,胡惟庸被逼得狗急跳墙,密谋想要造反,只是朝中几乎人人都已经知晓皇帝对丞相的厌恶,此时正是上奏的大好时机。
正中下怀的朱元璋自然不会放过他,杀了胡惟庸,颁布《废丞相敕》。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极刑。”
自此,整个大明朝的统治架构真真正正握在勤奋的皇帝手中。
胡惟庸冤吗?确实有些冤,因为其实一切都是皇帝的布局,但严格来说,他也算罪有应得,毕竟他做的所有事情加起来,死罪并不委屈他。而时隔十多年的胡惟庸后续牵连案,是真正让人感慨万千的,朱元璋的所作所为确实过分,也确实让人费解,一同打下江山的战友如果真的想要谋反,何苦要等到现在呢?
他们完全没有造反的理由。王国用的奏疏是最大的证据,李善长作为最不可能有谋反罪的人,却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其他诸多开国元勋也都是因为子女姻亲关系而被诛杀,难道皇帝真的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嗜血恶魔吗?
其实也并不是,从马皇后为宋濂求情,朱元璋感动而改变命令就可以看出,朱元璋也有感情,也讲究情面,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并肩作战一同打下江山的臣子也是朋友们赶尽杀绝呢?
从当时的情形来分析,只能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在朱元璋重提旧案前,太子朱标去世,而皇长孙朱允炆又尚且年幼,朱元璋害怕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被他人夺走,那他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子孙拔掉所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刺,所以他不惧怕变成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能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完整的江山就足够了,所以行动方向从一开始的废除丞相制度,演变成了后来的铲除后患。
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些敌军的眼中钉,现在就变成了他的肉中刺,他要拔掉这些刺,生性多疑的他不相信这些忠于自己的人也能同样忠于自己的儿孙,于是这场殃及两万余人的杀戮,不可避免地拉开序幕。他没有反驳王国用,也没有迁怒于他,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很不讲道理,根本无从反驳,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结语:胡惟庸案距离现在如此久远,具体事件过程谁也不能看得清楚讲得分明,而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没有文官敢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件,虽然野史不少,正史也有所谓的官方文书,但是对于里面扑朔迷离的案情,我们只能去尝试着寻找答案,尝试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信息,找出历史本来的样貌。
这个案子被称为冤案确实也并不为过,因为这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虽然胡惟庸在做丞相之时犯下了许多罪过,但并不排除是朱元璋有意纵容,给他假象,因为朱元璋目的明确,就是想利用胡惟庸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客观来讲,胡惟庸也算是一个政治牺牲品。
但是如果胡惟庸生性没有那么嚣张,或许这颗棋子不会让他做吧!而后来所牵连的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冤枉,作为开国元老却不能得到善终,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后患,确实放在谁人身上也都十分委屈。
纵观整个案件,朱元璋作为一个专制时代的开国皇帝,为了巩固皇权,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在后人看来并不很意外,相权与君权之间的矛盾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朱元璋只是更加冷酷而已,选择彻底铲除这个威胁,既为自己也为后代。
所以,胡惟庸的死亡结果本身早已注定,因为他遇到的是朱元璋。
而那些因为被怀疑而无辜枉死的大臣们,也仍然只能说,因为他们遇到了朱元璋。
宰相制度的废除是强化君主专制的必然结果。
宰相制度自秦朝开始建立,到明朝废除,试分析宰相制度"立"与"废"各有何利弊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皇帝独操权柄,固然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加强统治,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社稷的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古代篡夺皇位的人,基本是当朝的权臣,重臣,如王莽,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朱温,赵匡胤等人.鉴于这些历史教训,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对功臣和权臣狠下毒手.在废相问题上有两次重要的行动,一次是诛杀胡惟庸案,另一次是诛杀李善长案.
胡惟庸案:朱元璋称帝后,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其中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再加上他和当时被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密相往来,朝廷政治首脑和军事贵族结合在一起,使朱元璋有所警觉.而胡惟庸由于权势日盛,骄横跋扈,不知节制,这正好给朱元璋以把柄.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一职.朱元璋还利用胡案,将凡是心怀积怨,行为跋扈,对皇家统治有危险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列为胡党,处死抄家.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洪武二十三年,处死已经退休多年,77岁高龄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及其家七十余人.因胡案被诛死或已死被追夺封爵的功臣共计有21侯,株连而死者共达3万余人.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2.设立内阁
明朝终于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君权与相权矛盾,但之后皇帝的政务实在繁忙,那么,明朝皇帝怎么做才能处理好国家政务呢
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的官阶很低,只有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
朱元璋对自己的决策沾沾自喜,认为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凌迟处死."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于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开国几代后的帝王中却不乏是生于深宫之中花花太少,面对着千变万化的各种政务,必然手足无措,最后只有依靠内阁,甚至是委权于宦官.这样,就使大权渐渐落入大学士之手,像张居正成为没有宰相名份的宰相,内阁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份的中书省,明后期甚至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
皇帝对于内阁和大学士的防控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给宦官参政开了方便之门,是导致明朝中后期政治统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指编修,检讨,侍讲,侍读等翰林院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太子宫府)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阁职渐崇.其后士奇,荣等迁尚书职,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制敕房(内阁的两个辅助机构,负责机密文件的誊录,保管工作)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明史》卷72《职官志》
高皇帝(明太祖)罢中书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文皇(明成祖)乃有阁臣之设,亦仅持文墨议论耳,渐而票拟,渐而称辅臣,浸失初意.至嘉靖以后严嵩,张居正等怙宠行私,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怨毒盈于天下,而祸败随之.盖阁臣之外重势而蒙恶声至,此而极.
明初四大血案之首的胡惟庸案,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毕竟胡惟庸可是当时朱元璋除掉的官位最高的官员,而且此案牵涉人数达3万多人,自胡惟庸被杀后,中国便再无宰相一职了。
通常人们认为是胡惟庸谋反,朱元璋杀伐果断,成功将反叛的小火苗扼杀在摇篮中。但笔者却不这么认为,谋反罪名只是朱元璋强行扣在胡惟庸头上的。
胡惟庸
胡惟庸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时间也算比较早的了,公元1355年,他在和州的时候果断投靠了朱元璋,并且一直小心谨慎,为朱元璋处理了不少大小事。大明建立的那年,被朱元璋封为太常少卿,相当于四品京官。
但朱元璋是个权力欲特别旺盛的帝王,通常宰相会分摊掉他的很多权利和事物,所以,大明初期朱元璋频繁更换宰相。
1373年,开国元勋李善长因病辞官回乡,所以就给朱元璋推荐了同乡胡惟庸,因此胡惟庸官居右丞相,4年后又升任为左丞相,自此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偏偏朱元璋用人不拘一格,他只有一条标准,能为我办事,用着顺手就行,什么个人品行、文化程度都不在其考虑范围内。所以,胡惟庸得以在丞相这个职位上一坐就座了7年。
在一个位置上待时间久了,自然会出问题,更何况胡惟庸高居百官之首。原本谨小慎微的胡惟庸开始结党营私,所有上奏朱元璋的折子都要先经过胡惟庸之手,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便私自扣留下来。还大肆敛财,府中金银珠宝堆积如山。
朱元璋白手起家,建立大明王朝,这点小事他自然是心知肚明。有人曾向朱元璋检举过胡惟庸的恶行,而这位检举人却被朱元璋投入了大牢之中。
这并不是他没有明察秋毫,而是另有缘由:一方面胡惟庸这个丞相用得还比较顺手,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把胡惟庸这头猪养肥,宰杀的时候才能更彻底、更痛快。
而朱元璋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废除宰相之职,他认为元朝亡就亡在宰相权力太大了,轻而易举就能架空和蒙蔽皇上。所以他之前频繁换丞相就解释得通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
终于等到了胡惟庸这颗棋子,要想彻底根除,就需要把胡惟庸养肥,肥到所有人都痛恨的地步。
朱元璋、李善长
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位已经13年了,胡惟庸也被养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便安排了一个桥段,让一个小太监拦轿告发胡惟庸叛变,而他登上宫墙便看到胡府中藏着好多士兵。
最后以叛乱为借口,杀了胡惟庸。第二天便在朝堂上宣布不再设立丞相一职,还规定后世君王也不得设立。把宰相的权力拆分,让六部分理,并且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
可丞相一职由来已久,自然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朱元璋便把这类人都归为胡惟庸党羽。“胡惟庸案”案发之后十多年中,朱元璋一共杀了3万多人,才将这股废宰相的风波逐渐平息。
所以说,是朱元璋故意把胡惟庸留在宰相之位上没有替换下来,还给了他7年时间胡作非为,时机成熟之后,便给他扣了顶谋反的帽子。
朱元璋费尽周折安排了这么一出,总共用了20年时间,彻底达成了废除宰相的目的,胡惟庸这个倒霉鬼只好当了政治牺牲品!
云奇告变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上书朱元璋,说胡家旧宅里的一口陈年老井突然涌出香甜的醴泉,此乃大明之祥瑞,请皇帝前去观赏。朱元璋龙颜大悦,便带领众人前去观赏。当车队走到西华门的时候,忽然从路旁窜出一个人,拦在车前,阻止通行。此人任凭禁卫军拳打脚踢,甚至手臂被打断,也丝毫不退让。朱元璋心中感觉此人必有要事相告,于是就命卫士将此人押到了跟前。
经过询问,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史宦官云奇。但是云奇表明身份以后,便不再出声,只是一个劲向胡惟庸旧宅的方向看去。朱元璋不禁疑窦丛生,就登上高台,向胡惟庸旧宅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但见胡惟庸旧宅亭台楼阁之间隐藏着大批身披铠甲、手持利刃的士兵。
朱元璋倒吸一口冷气,当即就拘捕了胡惟庸,至此,胡惟庸案发。
现在看来,“云奇告变”实在不合乎情理,也更富于戏剧性。试想,朱元璋生性多疑,久经政治磨砺,像“井出醴泉”这类的详瑞之兆怎么会轻易相信。再者,此时大明天下初定,政务繁多,即使朱元璋真的相信胡家旧宅“井出醴泉”,也不大可能草率出行。那么,也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得通,那就是朱元璋想杀胡惟庸由来以久,所谓的“云奇告变”就是朱元璋自导自演,拘捕胡惟庸的借口。
那么,胡惟庸被杀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胡惟庸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君相之争君相之争才是胡惟庸被杀的最主要原因。自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在不遗余力地在加强中央集权制,或者说在不断加强皇帝的权力。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就是处理皇权与相权之争。不管是汉武帝的内朝制还是汉光武帝的“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以及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无一例外在削弱相权,增强皇权。
胡惟庸早期因深受朱元璋宠信,骄恣渐显,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在刘伯温死后,更是一手遮天。他不按正常上奏的途径行事,内宦外宦及各司上奏的文书,胡惟庸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凡是对自己不利的,统统匿而不报,更是对这些人进行政迫害;而对自己有利的,胡惟庸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提拔。
于是乎,那些急着想升官的官员和那些丢官的官员纷纷向胡惟庸靠拢,争相向其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于他。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如日中天,恩威震主,对朱元璋的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对此十分不安,他的脑海中就萌发了“弃中书省、废丞相”的念头。不过,丞相一职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绝非一朝一夕。朱元璋此时能做的,就是冷眼旁观,“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朱元璋需要一个合适机会,一个合适理由除掉胡惟庸。
随着胡惟庸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愈发狂妄自大。胡惟庸的儿子骑着马在闹市奔行,却从马上摔了下去。恰好此时,路过一辆马车,就把他压死了。胡惟庸见自己的儿子惨死街头,勃然大怒,没有向朱元璋禀告,就私自将驾马车的车夫杀死了。其实,如果胡惟庸如实向朱元璋禀告,朱元璋也会卖胡惟庸一个面子,将车夫杀死为胡惟庸的儿子抵命。而胡惟庸私自行为,就惹恼一朱元璋。胡惟庸见此不妙,就提出用金帛作为赔偿,也被朱元璋驳回。至此,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正式开始交锋。
朱元璋的恼怒加剧了胡惟庸的恐惧。于是,胡惟庸就和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密谋造反,暗地里通知各方追随他的武臣和同党。此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说他们可以派来精兵千人,藏于胡宅。胡惟庸只需要诱导朱元璋前来,到时候,日本精兵就与胡府力士一齐捉住朱元璋。
恰好此时,占城国派使节进京朝贡,胡惟庸私扣使节并且没有把此事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知道后,勃然大怒,在朝廷上公开审讯此事。但胡惟庸和汪广洋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而把责任推给了礼部,而礼部内部又互相推诿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当场下令拘捕了跟此事有关的大臣,而胡惟庸和汪广洋暂时没有受到斥责。
不久,中丞涂节叛变胡惟庸,向朱元璋密报,说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应该清楚此事的缘由,就把汪广洋叫来问话。然而,汪广洋矢口否认。朱元璋就以汪广洋结党朋欺,不久就将汪广洋处死了。随着汪广洋身死,中丞涂节害怕他们密谋刺杀朱元璋的阴谋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朱元璋见废除丞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亲自审问,称胡惟庸有谋反举动,下令拘捕胡惟庸等人,并将其诛杀。至此,胡惟庸正式案发。胡惟庸案先后涉及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堪称洪武第一大案。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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