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是如何对待元朝的残余势力的

明朝皇帝是如何对待元朝的残余势力的

明初， 元顺帝妥欢帖木尔被逐出中原， 逃到蒙古草原， 蒙古族亦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元朝残余势力仍继续打着元朝的旗号与明朝对抗， 成为有明一代北部的严重边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从朱元璋到朱棣， 不断派大军征战， 特别是明成祖朱棣， 曾先后5次“亲征”， 下决心要消灭残元势力。经过多次打击， 使蒙古的鞑靼和瓦剌两大集团受到很大挫折， 在以后的20多年中， 明朝北部边防基本平静。明王朝进入中期后，皇帝昏庸， 奸臣当道， 军队腐败， 边备松弛。而瓦剌的势力却在不断壮大。

正统二年 (1437年) ， 顺宁王脱欢剿灭鞑靼部， 又统一了瓦剌部， 拥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 自称丞相。正统四年 (1439年) ， 脱欢死， 子也先继嗣， 称太师淮王。他乘明朝大耗国力征讨麓川之机， 屡犯塞北， 并大力经略四方， 希图重建昔日元朝的统治。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亲率大军出征。瓦剌军趁机进攻。 明军仓促应战兵败，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虏去英宗后， 居为奇货， 在重军进逼的同时， 利用英宗阵前要挟， 以谋取军事上的胜利， 并伴以政治讹诈和经济索取。

土木之役， 大明天子蒙尘、精骑劲旅尽丧土木，险些使明朝走上北宋的“靖康之难”，明朝似乎要重演宋室南渡的历史悲剧。

宋靖康元年 (1126年) 八月， 金军在斡离不和粘军的统率下， 分两路南下犯宋。金兵一路攻城掠池， 长驱直入至黄河， 与十余万宋兵夹河对阵， 金兵击战鼓通宵达旦， 宋兵竟不战而溃。年底， 金兵临汴京， 城中宋兵仅数万人， 一战即败， 京师城陷。金许议和， 索巨额金、银、帛。靖康二年 (1127年) 四月， 金虏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及百官三千人北去， 北宋亡。宋朝在开国之初， 宋太祖为防止重现唐朝晚期藩镇割据的局面， 以文抑武， 奉行“守内虚外’的方针， 边防力量一直非常薄弱， 最终为金国所灭。然康王赵构南渡称帝后， 虽有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屡败金兵， 奈何赵宋不思进取， 一味求和， 偏安江南， 因而不能收复失地， 使徽、钦二帝客死异域。最后， 更招致亡国于蒙古的下场。

十月， 瓦剌也先乘战胜之余威， 以送驾还朝为名， 挟英宗一路破关而入， 重兵直压北京。明廷接战报后， 京师立即戒严。所幸， 在于谦和主战派官员的激励下， 皇太后和景泰帝朱祁钰打消疑虑， 决心保卫北京。泰帝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将士皆受节制。于谦亲自披挂甲胄， 站在队伍前列， 泣以忠义激谕三军， 人人感奋， 勇气百倍， 准备迎击瓦剌军。

十月十一日，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他原来估计明军不堪一击， 北京旦夕可下，及见明军严阵以待， 锐意受挫。十三日， 明军同瓦剌在得胜门外展开激战。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 再派少量骑兵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呼啸追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 同时， 伏兵骤起， 前后夹击， 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亡， 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 也先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5天激战， 皆被击败， 也先感到沮丧， 瓦剌军士气低下。

大败瓦剌军于北京城下同时，于谦对其施展的一系列诱降、胁和等政治阴谋， 采取毫不示弱地坚决回击的立场， 迫使也先主动向明求和，送回英宗朱祁镇。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使明廷避免了重蹈“宋室南渡”的历史覆辙。

北京保卫战也重创了蒙古军队， 迫使也先退兵。在遭此打击后， 也先再也没有实力组织大规模的侵扰明朝北疆的行动， 瓦剌由此一蹶不振。

朱元璋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死罪的遭受死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死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死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开国帝王往往会诛杀前朝皇族，为何朱元璋却厚待元朝皇孙？

一个皇帝，灭了前朝自己开国，就必然要对前朝的一切赶尽杀绝，特别是皇子皇孙，对那些不甘亡国的人来说，他们是最后的希望。对新朝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分子，所以，杀光前朝皇族，是每一个新任统治者都会干的事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是朱元璋不同，这个从一个和尚修炼到人界至尊的皇帝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不但没有把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还把人家宗族的牌位都放到自己皇祠里祭拜。

明的前朝是元。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草原建立政权，最后攻打中原，成立元朝。元朝的根基在蒙古，这也决定了就算朱元璋想追杀前朝皇室，也鞭长莫及，而且中原和蒙古有好大一部分接壤，蒙古对明朝称臣后，也要缴纳巨额岁贡。如果赶尽杀绝，会有国防安全和纳税的隐患。

元朝灭亡的原因是政治腐败以及仇视汉人。元朝皇帝除了开国的几个骁勇善战，其他皆是昏庸之辈，沉溺酒色，任人唯亲。元朝还实行仇视汉人制度，把汉人的地位列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几乎如奴隶一般，不让汉人学习蒙古文字、制止汉人参加科举，招致汉人的不满。

元朝历任九位皇帝，每一位都将汉人视作农奴，将汉人的农田和人牛马一起当做礼物、货币一般交易，农民失去农田，变成奴隶，不得不联起手来反抗，因此，元朝灭亡的原因是不重视农民，不重视民意。朱元璋想提醒后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为何朱元璋推翻元朝这么容易？有个原因被忽略，明朝也重蹈覆辙，是什么呢？

古诗中提到：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这句话虽然在叹息时代更替的无奈，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时代的更替免不了内忧外患的局面。有很多人感叹，朱元璋从和尚一路走向明朝的开国皇帝，这一路实属不易。但事实上，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时候显得十分顺利，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元朝喜欢自己人打自己人。

元朝其实也有很多富有军事实力的大将军，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吃软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察罕贴木儿和王保保以及李思齐等人。这些人的能力不仅得到了敌手朱元璋的肯定，而且面对红巾军，基本上就没有传来战败的消息。

所以有很多历史学者推测，如果这几位元朝时期的名将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抵抗农民起义军，很有可能会延续明朝的历史。但很可惜的事情是，元朝的各位名将不仅不愿意推心置腹，而且也不愿意被任何人统领。

意思也就是说，明朝的各位将军，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但各地方势力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已，并没有将这种情怀上升到国家大义这方面。所以各位名将即便是知道朱元璋是一个不好啃的骨头，也已经没有了共同抵抗的决心。

而元朝名将们在打败了红巾军之后又呈现了一个局势，那就是想要分割地方势力，所以开始自己打自己。然而另一边的朱元璋，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来自汉人政权的敌人身上，比如说陈友谅和张世诚等人。

这两只大的隐患，后来陆续被朱元璋所推倒之后，朱元璋的军事实力也呈现出了一个空前壮大的景象。最后朱元璋在收复了汉人的农民起义政权之后，这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灭了元朝的残余势力，这才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虽然朱元璋推翻元朝，显得相对而言比较顺利一些。但是明朝最后也是因为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一原因而走向了灭亡。比如说袁崇焕在明朝末年时，不仅无法调兵遣将，而且朝中个人对袁崇焕也是各种不信任，死于1630年。

除了袁崇焕之外，内部势力勾结的代表人物，还有死于1639年的卢象升和兵败1638年的高起潜等人。而这样内部矛盾越来越深的情况，自然也没有办法使得各势力统一在一起共同抵抗敌人，最后也就落得一个内忧外患，里外被夹击的局面。而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又该如何生存，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元朝被推翻以后，为什么还存在了200年？

大家都知道元朝是蒙古人创立的，它的创始人成吉思汗诞生于蒙古的草原，没有收到过中原的教育，他所有的经验都是在草原上学的，而草原上的社会关系不像中原这样的复杂，所以他建立的蒙古国的政权比较原始，稳定性也比较差。

后来忽必烈就将蒙古国改为了元朝，但是还是受上辈的影响，社会组织形式仍然比较原始，知道王朝的灭亡。

而朱元璋本身是元朝的一个小老百姓，作为底层的群众，生活条件一直都比较艰苦，但是刚开始仍然没有想要造反，因为当时的文化教育就是忠于朝廷，孝敬父母，元朝的时候比较崇拜佛教，所以寺庙里肯定是不愁吃穿，于是他就当了和尚，享受了一段不饿的时光，但是后来国家越来越衰败了，寺庙也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了，所以他被赶了出来，然后当了乞丐。

后来偶然间听说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加入了起义军，于海生他也开始反思自己，他对元朝越来越失望了，于是有了推翻元朝的念头，加入了起义军。因为他的义父，很快她就变成了起义军的领导者，然后在战争中一直胜利，少见的以南方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队。

为了增加自己的势力，号召中原的百姓开始反抗元朝，然后创立了明朝，让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看到了希望。而元朝的统治者也是来回忙的平定起义军，这支起义军刚打压下去，另一支就又出来了。后来他当了皇帝以后，他就继续围剿元朝的残余势力。

1368年，元朝的皇帝逃离了首都，但是没有把元大都里面的东西给毁掉，可能他只是想的先出去避一下风头，而不是永远的逃离了，不过这个皇帝也确实有点意思，他虽然不喜欢管理朝政，但是却喜欢做手工，喜欢木匠的活，而且自己做的船比一般的工匠做的还要好，一点都不像个统治者，但是他对中原的文化还是非常有研究的，当起义军打到元大都的时候，皇上的想法却是，反正元朝进入中原还不到百年，这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所以他也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个中原皇帝。

当元大都被攻下的时候，皇帝也觉得是时候该把地方归还给中原人了。其实他们都清楚，汉人才是中原的主人，而他们应该归属于草原。虽然说明朝一直在对元朝的残余势力围剿，但是始终没有灭亡于明朝，后来他们进入了鞑靼时期，但是仍然采用的是元朝时期的官员制度，直到清朝的时候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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