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当年如果除掉司马懿的话,曹魏的江山还能不能保住

曹操当年如果除掉司马懿的话,曹魏的江山还能不能保住

对司马懿和曹操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司马懿是在曹魏经历三朝的元老，他从加入曹操阵营之后，就为曹家尽心尽力。他先是得到了曹丕的信任，曹丕对司马懿这样说，如果我处理东方事务的时候，你处理西方事务，如果我处理西方事务的时候，你去处理东方的。曹丕死后，司马懿成为托孤大臣，辅佐曹睿。在曹睿一朝，他开始掌握军权，东讨西杀，为曹魏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用兵如神的赞誉。曹睿临死前，为了托孤于他，坚持到司马懿回来见了面，托付了后事才死。

可是，就是这样被曹军信任的两代托孤的老臣，最终成为曹魏的掘墓人。虽然曹睿临死前希望司马懿如同诸葛亮一样扶保幼主，司马懿还是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他在夺取政权后，大肆屠杀曹氏宗族，夺取了曹魏的政权。他的后人最终篡夺了曹魏的江山，建立了晋朝。后来，晋朝再次统一了天下，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其实，早在曹操的时代，曹操就因为司马懿鹰视狼顾，对他十分忌惮。他告诫曹丕说要注意司马懿，说他将来一定会干预曹家的家事。而且曹操还曾经梦见三马同槽，这更是让曹操对司马懿放心不下。有人说，如果曹操早下决心，杀了司马懿，那么曹魏的江山就能够保住了。可是，真的会是这样吗?

我们说，假如曹操早点将司马懿杀死后，曹魏的政权依然会被人颠覆，唯一不同的是颠覆的人不是司马懿，而颠覆的时间也许会往后延。这是因为一个朝代的覆灭，都有着它的原因。如果是制度上的问题，那么留不可避免地要以这个问题引发的方式灭亡。

就如同当年周朝分封列国，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和鲁国的始祖周公的对话，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当时，姜太公说自己的治国之道是“举贤而尚功”，周公说自己的治国之道是“尊尊亲亲”。这样，周公对姜太公的齐国未来评价是，齐国会变得强大，但是你的国家可能会不在你的姜姓后代的手中。而姜太公评价鲁国说，鲁国从此会变得衰弱。

后来，历史果然证实了两人的预测，鲁国逐渐变得弱小，虽然鲁国在封的时候也是大国，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强大起来。而齐国则成为了当时有数的大国，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齐国都是强大的国家。但是，齐国也果然如周公所料，姜太公的齐国在经历24代的传承后，被田姓篡夺，田齐所取代了姜齐。

我们从齐国和鲁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各国奉行的制度，就造成了各国未来的命运。而曹魏建国奉行的制度，就注定了它被颠覆的命运。首先，曹操在草创曹魏的过程中，他实际上采取的就是姜太公的策略，唯才是举。在他的手下，汇集了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人的才干出众，但是品行就不能保证了。以至于祢衡在击鼓骂曹的时候，将曹操的手下都贬斥为鸡鸣狗盗，酒囊饭袋之徒。

而曹操志在篡汉，当然不能任用对汉朝忠心的人。他将那些品行高尚，忠贞不二的人都纷纷逼死，手下只剩下那些趋炎附势之人。这样的朝廷，风气怎么可能会正得了?这些墙头草，如果发生风吹草动，自然以个人得失为第一，谁会为曹魏江山尽忠效死。

再加上曹魏建立后，曹丕此人能力低下，心胸狭隘。他因为争夺王位的经历，对自己的兄弟比对敌人还要仇恨、敌视。他对那些曹氏宗族如同对待囚犯，杀戮他们的幕僚，限制他们的自由。这样，曹魏从他开始，就将这个制度延续了下去。

有了和齐国一样的唯才是举，不问道德水准的制度，曹魏就肯定要走上与齐国一样，被权臣篡夺的道路。而曹丕留下的对宗族的迫害隔离的制度，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权臣的势力形成之后，群臣都是墙头草，没人敢为皇帝出头。而宗族都是被隔离的囚徒，没有一点权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政权被篡夺。所以说，曹魏被篡权，是在它建立的时候，就命中注定的事。

至于说曹操是不是杀司马懿，对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杀了司马懿，曹魏的江山不落到司马氏之手，但是它还会落到其他权臣的手中。无非是这个权臣不姓司马罢了。

不过，历史是一个不断的轮回。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家天下这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使得皇权的争夺十分血腥残酷。每一个灭亡的朝代都在汲取上一个朝代灭亡的教训，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可是我们会发现，改过来改过去，最终是将制度改成了一个圆圈，从起点回到了终点。

司马氏在建立晋朝后，汲取曹操灭亡的教训，认为曹魏的灭亡是因为对宗族的控制过严，皇帝在被篡权的时候，没有人起兵勤王，保护皇帝。于是司马氏就大封群王，让他们有封地、有军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酿成了八王之乱。拥有军队的各个王爷都想控制政权，发动了血腥的战争。这使得西晋元气大伤，很快就灭亡了。

所以说，古代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跟它的制度有关。而皇权私有的封建社会的不可能改变的特性，造成了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结局。曹魏建立的制度，就造成了它必然亡于权臣篡位的结果，无非不同的是这个权臣是谁，什么时候篡位而已。

如果曹爽不交出兵权，他能否保住曹魏的江山？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魏国历经三世，曹睿死前将曹爽和司马懿共同封为辅政大臣。而后曹爽专权，意图谋害司马懿。司马懿为求自保，找准机会，发动了“高平陵事变”。

司马懿趁曹爽带兵出去打猎之际，带着三千死侍控制了朝局。尽管占领了首都洛阳，却仍然无法拿下曹爽，于是使用计谋欺骗曹爽回城。曹爽胆小无能，不敢放手一搏，不听桓范的建议，选择投降，最后落得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曹家的后人几乎被杀光了。

桓范在曹爽犹豫不决的时候，多次给出建议，和司马懿抗衡到底，但是曹爽没有听取。

桓范死谏

如果曹爽听从了桓范的建议，结果会如何呢？首先分析一下局势：

司马懿手上的兵马只有三千死侍，和数量有限的文臣武将，战斗力不过如此。

而曹爽手里有着强兵悍将，还有天子随行，实力和声望都领先，优势很大。

如果曹爽接受了桓范的建议，他至少有三处胜算：

一、地方支援高平陵事变之后，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都陆续反抗司马氏的统治，说明他们是忠于曹氏的。虽然曹爽当时位于邺城之外，但是地方的武装力量都会听天子的号令，只要一声令下，地方部队马上就会来兵支援，到那时候，大军压境，司马懿不可能有胜算。

二、给机会站队高平陵事变其实是一次政治上的变革，矛盾不断被激化，”高平陵事变“把百官的态度摆出阵型来了。这个时候的局势就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这个时候要认清楚的事实是，城内的人不都是司马懿的人，曹爽自己手上也不都是自己的人。曹爽需要做的是，尽力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表示如果秋后算账，站在我这边的赏，站在对面的杀，有这样杀伐果决的态度表示出来，一定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毕竟天子在身边，权力在手里。

三、曹氏宗亲的势力曹爽在朝中把持朝政，在外更是把军权都交给自家人，比如长安的夏侯玄，而司马家族并没有军事权。

夏侯玄

所以曹爽只要带着皇帝远离洛阳，司马懿一点机会都没有，反而会落得一个扰乱朝纲的罪名，被整个魏国讨伐。司马空有一座城池，又能坚持多久。

以上应该就是桓范的思路，但是曹爽贪生怕死，相信了司马懿的鬼话，进城投降，将曹家的江山社稷拱手送给了司马家。

曹爽

另外一方面，从司马懿的角度来思考，这次”高平陵事变“本就是无奈之举，控制都城简单，但是真的要搞内斗，军队相残，即使哪一方获胜，最后也是虎视眈眈的蜀吴两国得利。所以司马懿的胜算只有一点，那就是劝降曹爽。于是司马懿派老臣蒋济去劝降，竟然真的成功了。如果真的打起来，司马懿自己纵使用兵如神，也没有胜算。但是架不住自己的对手是个懦夫，司马懿不费吹灰之力就下赢了这盘棋！

高平陵事变

假如“高平陵事变”中司马懿没有获胜，魏国继续掌权，相信最后统一三国的很有可能是吴国或者蜀国，因为曹爽这个草包撑不起魏国的江山，只会带领国家走向灭亡。

虽说司马氏夺权，权力来得不光彩，但是司马氏确实有实力，司马懿平王凌之乱，司马师平毋丘俭、诸葛诞之乱，司马昭灭蜀，司马炎灭吴，最后统一三国，结束乱世，完成统一。

曹操明明知道司马懿靠不住，将来必定出事，为何还一直留着司马懿？

三国时期，如果说最强的是哪个国家，那么毫无疑问，肯定就是曹魏了。曹魏占据了中原，实力比蜀汉和东吴强了不知道多少。然而曹魏最后的灭亡并非外敌所致，而是司马家的篡位。

而司马炎之所以可以在最后取代曹魏，靠的是司马懿在早年为他打下的政治基础。司马懿其实很早就出仕了。那时候的司马懿一直在为曹操出谋划策。而曹操是个多疑的人，也知道司马懿是一个十分有野心的人，甚至还梦到“三马同槽”，但是当时曹操误以为是指马腾一家，因此司马懿就这样幸运的逃过了这一劫。

而曹操很早就听说了司马懿的狼顾之相，而且对这一点也是十分的确认的，因此曹操明知道他的才能十分的出色，但还是不让他带兵，只是让他充当军师的作用，询问他如何退敌。所以曹操在一边用司马懿，一边又牢牢的控制住他。而司马懿也知道曹操对自己的顾忌，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表现的十分的低调，行为处事也十分的小心。

后来的司马懿和曹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一直帮曹丕出谋划策，助他登上帝位。而曹操在去世前告诫他“司马懿，能用则用之，不用则杀之”。可见曹操至死对司马懿也不放心。而曹丕也知道父亲的意思，因此并不同意司马懿带兵出征诸葛亮，只问他应对之策。后来司马懿打了胜仗之后，曹丕还找了个理由罢免了司马懿的官职。

后来曹丕英年早逝，虽然也告诫过曹叡，但是司马懿终究是老谋深算，不是小辈可以抗衡的。

有人可能会说，留下司马懿，难道曹操不怕给人做嫁衣，最终曹家的天下，被司马懿给夺去吗？

曹操当然害怕这个。但这毕竟是后话，总不可能为了害怕将来江山被夺去，而在夺江山的时候，把能人都给除掉吧？那样一来，还怎么打江山？

刘邦当年为了让韩信帮他打江山，还拜韩信为大将，还封韩信为齐王呢。难道他不怕韩信最终夺他的江山？

再说了，其实曹操对司马懿还是有防备的。在曹操的时候，很多次他都没有听司马懿的主意。尽管司马懿的主意确实不错。同时，他也没有封司马懿很大的官。连曹丕给司马懿封的官都不高，应该说，曹操肯定对曹丕说过什么，曹丕才会这样做。

司马懿当大官，是在曹叡的时候，以及曹叡去世以后的事情。但那时候曹家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有办法了。

司马懿取代曹魏政权是好事么？曹家为什么没能防住司马懿？

实际上曹魏算是三国第二个被消灭的政权，因为司马炎建立晋国的时候还并没有消灭东吴。估计曹操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竟被司马家篡权成功了。为什么曹操、曹丕和曹睿三代君王都没能防住司马懿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司马懿活的太长啦?其实司马家族夺取曹魏政权也不全是坏事，可能还促进了曹魏的发展，而且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反抗。

曹魏的政权，从公元220年开始，形式上维持到公元265年，为晋所代替;但实际上，从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后，政权就已经是掌握在司马氏家族手里;这一年是魏晋政权交替的关键性的一年，司马懿虽然没有做皇帝，但他是魏晋政权交替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司马懿和他的儿孙为什么能够夺取曹魏的政权而代之呢?这要从当时客观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曹魏、司马氏政权性质对当时具体历史情况的适应和不适应上来说明。

自东汉以来，和中央皇权势力相对抗的地方豪强势力兴起，这个地方豪强势力在经济上社会上有强大的巩固的基础。黄巾起义失败、东汉帝国瓦解后，豪族势力更为发展。

曹操起于这种历史环境中，曹操也是这些地方豪强势力中的一个。曹操集团在逐渐扩大发展中，也就更加吸收了许多地方豪强势力，成为自己集团中的骨干。但曹操和别的地方豪族集团是存在着区别的。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个宦官，桓帝时为中常侍，大长秋。所以曹操的家世是属于宦官系统的。这一系就从东汉以来是中央皇权的依附物，是站在皇权一边和世家豪族对立的。

曹操一出手，对于世家豪族势力就是采取打击政策的。曹操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都尉。他初入尉廨，就“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后来，他做济南国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霪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在迎接汉献帝都许以后，曹操是实际上的政权掌握者，是皇权的代表人。在他向国家政权的掌握者路上发展的时候，他的集权主义和世家豪族的地方分权主义的矛盾就慢慢地更加显露出来了。对于世家豪族，曹操逐渐采取打击的政策。

袁绍是汝南豪族，袁绍在河北时的政治，就完全是世家豪族的政治。曹操取得河北后，就一反其道而行。

《魏书》记载他取得河北后曾下令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

曹操对于手下能打击豪强的人都是非常鼓励的。杨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曹操)以为能”(《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

曹洪是曹操的族弟，战争中救过曹操的命，是豪族大家，宾客布在各地。杨沛、满宠能打击曹洪宾客的“征调不肯如法”或“犯法”，曹操就称之曰“能”，称之曰“当事不当尔邪”，这可看出曹操对豪族的态度。

规矩老实一点的豪族，就向曹操俯首帖耳地臣服。如豪族李典，在黄巾起义时合宾客部曲数千家随曹操。及曹操破袁绍，李典自请以宗族部曲三千家徙魏郡(曹操封地)。

曹操强化集权的政策，也表现在他所采取的封国制度上。曹操对于功臣的封立，多是只有虚号而无实封的。有实封的，封地和封户也是很少的。除张绣外，诸将封户未有满千户的。曹操的集权政策也为他的子孙所继承。

魏文帝对于各封户本已很少的封侯，还采取汉武帝推恩的办法，从他的封户中分出一部分封他另外的儿子为列侯。

魏的同姓封国，情形更惨。皇帝的子弟，名义上虽也封王，而实际上却毫无实权，甚至毫无自由，和囚徒一样。皇帝对诸侯王管制极严。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在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也不得和别人来往。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述魏的封国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另一位史家也说：“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曹魏政权下有两种力量在矛盾着，一种是集权的力量，一种是日益发展起来的世家豪族势力。

司马氏对曹魏的政权争夺，正是代表着世家豪族对集权政治的反抗。在曹魏中央集权政策的控制下，这些地方势力的世家豪族虽然不敢公开反抗，但对集权蕴藏着不满。

在王凌计划起兵反对司马懿之前，他的儿子王广曾有一信劝他不要起事，信上说：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同党，“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所谓百姓，当然是指的一般世家豪族阶级，不会是劳动人民。百姓的“莫或之哀”，正说明世家豪族是不同情曹氏的。

魏明帝时，兖州刺史王昶曾指出这是曹魏政权的危急。他说：“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但王昶这种微弱的呼声，在曹魏中央集权打击豪强的大氛围中，没有被注意。

东汉以来发展起来的世家豪族，其势力是强大的。汉末以来分散性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更是促进分权的世家豪族势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是有可能冲倒集权政治而成为政治上的支配力量的。掌握着这一历史条件的便是司马懿父子。

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是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是专制皇权和世家豪族的斗争。司马氏的胜利代表着分权的世家豪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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