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霸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为何会被很多史学家称颂呢

黄霸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为何会被很多史学家称颂呢

在古代，县令这样的“芝麻官”非同小可，是“造福一方”不可或缺的官员，是整个“传送带”中的关键环节。古代的“芝麻官”，被升迁或革职都是常事，在官场能走多远，关键还看自己的德行。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向唐太宗李世民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

黄霸，西汉阳夏人，史学家班固曾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黄霸不坐轿，不骑马，骑着骡子带一个管家去上任。进入其管辖颍川地界，一路上看到逃荒要饭的百姓群一拨又一拨，他就和这些百姓聊起来，问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逃荒者告诉他因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恶霸掠夺去了，无田可种，不逃荒就得饿死。黄霸说，为何不去县衙告状?逃荒者哭诉：进衙门告状，未开口先挨打，谁还敢去啊!

但在路上，也有让黄霸眼前一亮的地方。到了岭武村，满山树木葱郁青翠，牛羊在田间山边吃草，家家炊烟袅袅，一派祥和的景象。同一块土地上，竟有不同村庄，一边逃荒要饭，满目凄凉;一边安居乐业，牛欢马叫。强烈的对比使他明白了，不是颍川“刁民”难弄，而是豪强恶霸作祟。然而，黄霸到任后先不触动和打击豪强地主，他认为打击这些人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是重视农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使农民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流亡农民见有了出路，便纷纷返乡耕种。

经济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打击豪强地主、恶霸、地痞。凡证据确凿，便狠狠地打击，让他们补足拖欠国家的税款，返还强占百姓的土地、粮食、牧畜、房屋。当然，黄霸也不忘教化他们，给他们出路，让其全家老小开荒种田，自食其力。其他豪强害怕了，便老老实实上缴税收，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黄霸也就不再追究。五年之后，颍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繁华富饶之地。

汉宣帝非常高兴，下诏调黄霸出任京兆尹，并赏赐他100斤黄金。他却把100斤黄金捐献给颍川郡修理河道，自己分文不留。黄霸靠他的政绩和治民教化为先的治国之道，从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到相位，史书上称赞他“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汉宣帝也赞扬他是“贤人君子”、“国家栋梁”。

拥有不贪官不贪财相关的历史人物(如于谦)

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 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
（？ - 前 51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 -- 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 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 " 法官 " ，被当时人誉为 " 自古无有 " 的好官。
狄仁杰

（公元 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为 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 "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 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 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
（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青少年时，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 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喊冤，其他的事交给我。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喊冤，分辩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啰嗦什么？”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况钟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袁可立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明河南睢州（今睢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袁可立正直敢言，为民请命，万历十七年除苏州府推官。二十八岁弹劾官大五级的应天巡抚李涞，力雪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时苏州“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节寰袁公墓志铭》）。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涞，涞反诬太守。袁可立“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节寰袁公传》）袁可立治狱三年，为“江南冠”[2] ，以治行第一擢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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