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人才那么多,他们为什么都没有投靠周天子

战国时期的人才那么多,他们为什么都没有投靠周天子

对战国周天子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战国和三国时期一样，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并且，在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也是比较频繁的，比如吴起先在鲁国为将，后来又相继投奔魏国和楚国。再比如商鞅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结果在秦国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得以开启了“商鞅变法”。至于张仪、苏秦、公孙衍等纵横家，更是往来于战国七雄之间，纵横捭阖，搅弄风云。

不过，虽然战国时期的人才众多，但是，这些人才却几乎没有为周天子效力的情况。在战国时期，东周王室可谓日渐衰落，先是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时无能为力，更是在徐州相王、五国相王后彻底失去了天子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战国时期人才众多，为何没人投靠周天子呢?

一

首先，在笔者看来，基于以下几个原因，战国时期的人才几乎没有投靠周王室。一方面，周王室实力弱小，没有发展的前景，从而难以吸引这些人才。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周王室的实力就开始走向下坡路。在春秋时期，连郑国这样的小国都敢和周王室相抗衡，这让后者的衰落暴露无遗。当然，在春秋时期，不管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名义上都会打着周王室的旗号来称霸，也即明面上还是尊重周天子的权威。

但是，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时，周天子不仅不敢讨伐这些违背宗法制、分封制的行为，更选择册封魏国、韩国、赵国、齐国为诸侯，这让周王室的权威几乎是荡然无存。在此背景下，周王室的疆域更是遭到了战国七雄的蚕食，也即其整体实力，已经和鲁国、卫国、郑国等小国差不多了。在战国时期，这些诸侯国显然和战国七雄存在较大的差距。

二

于是，我们看到，吕不韦、商鞅、吴起这三位战国时期的人才，都是卫国人，可是这三人都没有为卫国效力，这里面既有卫国君主不会重用人才的缘故，也和他们不看好卫国存在直接的关系。同样的道理，在战国时期，周王室所在的疆域和卫国一样，不仅城池有限，而且处在魏国、韩国、赵国、齐国等大国的包围之下，可谓地处四战之地。因此，即便是吕不韦、商鞅、吴起等人才选择投奔周天子，也很难获得较大的建树，这是由周王室的客观实力所决定的。

进一步来说，即便是战国七雄中，弱小的韩国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自然远远不如魏国、秦国、齐国等大国。比如孙膑在魏国遭到庞涓的陷害后，第一反应就是回到齐国，而不是旁边的韩国，因为在当时，齐国拥有和魏国一较高下的实力。再比如商鞅离开魏国，选择投奔秦国，这也是因为秦国占据关中、陇右等地，拥有崛起的基础。

三

另一方面，相对于战国七雄的君主，周王室的历任君主几乎没有什么招揽人才的举动。在战国七雄中，求贤若渴的君主，自然更容易吸引人才前来投奔，比如秦孝公、燕昭王、赵武灵王、魏文侯、齐威王、楚悼王等，都是求贤若渴的君主。与此相对应的是，周王室并没有积极招揽人才，自然降低了其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周王室对于宗法制、分封制的坚持，已经明显落后于战国时代的实际情况，这也促使其很难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在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的人才，不少就出自君主所在的宗室。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士人的崛起，促使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不能太过依赖宗室。比如秦国的白起、司马错、王翦、蒙恬等名将，都不是秦国宗室的后人。

四

最后，但是，对于周王室来说，依然坚持“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也即周天子很难直接任用士人，更不会重用士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楚国的楚悼王，面对吴起这样的士人，敢于将令尹(宰相一职)相托，这是周王室不会采用的用人方式。并且，商鞅变法后，秦国采用军功授爵来鼓励士兵立下战功，获得田宅等赏赐，这也和周王室的分封制、宗法制相违背。由此，即便有人才来投靠周王室，也不可能在周王室的疆域内推出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这样的变法，也即周王室缺乏实施变法的土壤条件。

综上，战国时期人才那么多，却没有人为周天子效力，这也是一个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也即人才更原因为秦国、魏国、赵国、齐国、楚国等大国效力，而周王室也缺乏招揽人才的诚意和激发人才潜能的条件，最终形成了周王室越来越衰落的局面。到了战国末期，秦国在消灭山东六国之间，先吞并了东周王室，从而为剪灭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此，你怎么看呢?

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为何没有名臣良将辅佐东周王呢？

在周朝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众多强大的诸侯国开始逐渐分裂的情况，而另一方面东周也逐渐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趋势。所以说，没有良臣名将辅佐东周王的原因，首先因为诸侯割据是一个的历史趋势，其次是因为周朝任用人才的政治制度的关系。

周天子建立周朝之后，分封了许多的异姓王与同姓王。当时周朝刚建立，大家都是靠着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或是感情来维持上下级统治关系，但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血缘关系已经不足以维持彼此之间的统治。

而且，随着每个诸侯国靠着自己变法的发展，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从而获得不再受周朝的统治的能力。为了让自己诸侯国有更大的发展，他们开始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多的土地与人口，扩大自己本国的势力。因此，伴随着周朝几百年历史的宗族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诸侯割据已成为历史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了解到，周朝是根据血缘关系来任命官员的，几乎不存在一些无血缘关系的有能之士破格进入朝廷辅佐君王。而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国呢，他们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通过一些激励的政治制度鼓励一些有能力的人进入自己的智囊团中。

比如，一手主导商鞅变法的商鞅，他原本是卫国人，因为在其他国家不得志，但听说秦国的君主想要实施变法，所以他自告奋勇到秦国去，最终秦国的君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给了他极高的待遇，让他实施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因此，可以得出人才任用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多重要。

战国七雄为什么还有周天子？

战国七雄中没有周天子，战国七雄是战国时期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的统称，分别是秦国、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

周朝末期，随着霸主政治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明面上拥护支持东周王室的晋国被一分为三，齐国正统的诸侯王位被田氏篡夺，而后出现徐州相王还有五国相王的事情，这也标志着周王的权威已经彻底消失了，自此周天子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原进入了战国时期。

战国七雄中秦并六合的典故：

公元前251年，燕乘赵国新败，出兵攻赵，反被赵国击败。然而在秦的威胁下，东方六国又结成暂时的联盟。公元前247年，魏信陵君合五国兵攻秦，败秦于河外。

公元前241年赵庞暖合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但为秦所败。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秦乘势各个击破，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经过十几年的休整，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秦国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至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国。从此，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邦联制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出的人才那么多，往后朝代却没有这么多？

首先，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现实的需要，一定会涌现一大批的思想家、实干家，也就是所说的人才；其次，春秋战国后一样有很多能力杰出之人，不过由于时代特征不同，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那么集中爆发而已。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大变革的重要时期“礼崩乐坏”，面对春秋末期日益无序的社会局面，孔子发出了如此哀叹。

所谓的礼，是指“周礼”；乐，指庙堂之乐，这两项被视为西周等级森严分封制度的象征。“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在这种等级分明、各阶层安守本分的模式下，周王朝社会有序运转：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势力的不断扩张，周天子的威严逐渐弱化，原本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慢慢变成了“自诸侯出”甚至“自士大夫出”。原有的旧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现实的需要，逐渐崩溃；但新的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符合各统治阶层诉求的新机制还未明朗。

面对这一空前混乱、迷惑、动荡的时期，各个诸侯国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帮助自己强化统治、应对来自内外的威胁。为此他们礼贤下士，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洗耳恭听；甚至不惜“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探索出一套能被证明最实用的理念。

有市场需求，就会产生供应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等各种流派迎来了爆发式的黄金时期，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法家的李悝、吴起、公孙鞅、韩非子，墨家的墨子，苏秦、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的纵横家，各路人马使出全身解数，唯恐不能一展生平所学。而且由于激烈的竞争，更是促进了他们不断自我完善进步。最终，他们联手在历史上贡献了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才盛宴。

“国破思良将”，激烈的竞争与生存压力，客观上给各路人才提供了平台“礼崩乐坏”，还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后果：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

智力，指的是智慧和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亲属关系的逐渐疏远、现实利益的纠葛冲击，祖上沾亲带故的各个诸侯国之间逐渐兵戈相向，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原本守规矩、讲原则的君子之风没了，赢家盆满钵满、败者一无所有，严酷的弱肉强食环境，逼着各路统治者被迫抛弃“富贵有种”的贵族政治，用人不问出处、不管岁数甚至不看人品，能帮自己解决问题、带来好处、提升自身的“智力”水平就好。

举几个例子：

三家分晋之前，魏国往西攻打原属于秦国的河西，并且逐步得手；为了加快胜利，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用因“不奔母丧、杀妻求将”而士大夫阶层认为“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的奇才吴起为主将。换帅如换刀，原本就占优的魏军接下来更是摧枯拉朽，完全占据了”河西，把秦国压缩在关中。

大名鼎鼎的公孙鞅，原本只是出自卫国、在魏国担任相府侍从官的小人物。而刚上任的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强大，许下“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重赏，果断启用公孙鞅这样一位之前毫无出色政绩的外来人员，甘愿冒着得罪贵族阶层的风险，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一块试验田，全面落实法家治国理念，这在后面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了，登台拜将、一跃从底层越居汉军统帅的韩信，那更是人才受重用的代表。

因此，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虽然现实而无情，但也有另一层意思：

为了对付狡兔，主人一定会好好养着走狗；天上飞鸟不尽，主人一定会爱护并使用自己的好弓；敌国压力在眼前，国君更会压抑自己的喜好，不拘一格用人才。

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分裂、大混战、大兼并的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空前绝后的急切。是人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起初没有才，也会被生存压力、功名利禄的吸引力逼迫自己挖掘出潜在的才华。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人才空前的原因。

后世每个朝代一样有人才，不过被时代需求限定为什么秦国统一六国后，人才就好像少了很多？

并不是，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时代都有人才，只不过由于时代的需要、政权的选择，决定了只有满足一定条件、具备特定才能的人士能够冒尖。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候，维护政权安定、避免再度陷入春秋战国那样的混乱局面就成了时代的新需求。推广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开展；同样的，“焚书”，其实是为了实现理念的统一，避免由于思想混乱而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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