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为何能够打破官员士大夫的千年特权?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雍正皇帝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清朝296年历史、12位帝王中,雍正皇帝是最重要的。创业难,守业更难,雍正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三策延续了清王朝统治,真正让爱新觉罗家族坐稳了天下。特别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打破了封建王朝千年传统,极大的丰富了清朝财政收入,国库有钱自然国家运转稳定。
官员士大夫的奢侈生活清朝建立后,为了标榜自身的正统性,将明朝统治贬低的一无是处,但实际上清朝帝王都非常注意吸取明朝教训。明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政崩溃,国家没有足够的钱粮维持运转,对内安抚不了灾民,对外消灭不了外敌,而明朝财政崩溃的主要原因就是掌握大笔财富的官员士大夫不交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统治稳固,拉拢最有影响力的读书人,就规定官员士大夫的家族不交税、免徭役。而官员士大夫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特权不断兼并土地、逼民为奴,甚至于有人为了逃税主动投身官员士大夫门下,这样一来给国家交税的人越来越少,普通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弄垮整个国家。
雍正王朝剧照清朝在顺治、康熙时期的任务是平天下,对于内部建设基本还是沿用明朝那一套,再加上康熙晚年就想营造一种“君臣善始善终,仁爱一体”的假象,对于官员士大夫的恶行管理不严,使得压榨百姓、侵吞民田的行为大范围发生,大量民众破产成为流民,国家税收锐减,国库空虚,发生任何天灾人祸就会动摇国本。雍正皇帝在还是皇子的时候就长期接触清朝财政事务,对于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因此刚登基就立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让占据大部分财富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和普通平民百姓一样承担纳税义务,说白了就是多赚钱多交钱,不但丰富了国家财政,还缓解了贫富差距,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崇祯皇帝自杀其实明朝中后期的帝王就已经意识到官员士大夫不纳税造成的恶果,但是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官员士大夫支持基础上的,不能也不敢打破这种特权,只能剑走偏锋。比如派出镇守太监以敲诈勒索的方式从官员士大夫手中弄钱;已募捐的名义让官员士大夫往出掏银子等等。但是皇帝巧立名目弄钱的方式非常容易遭到诟病,也会遭到官员士大夫阶层的抵制,一旦皇帝权谋手段不行还会遭到反噬。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内外交困下求着大臣们捐款救国,但是没有任何人理他,崇祯生气下连续撤换多位内阁大臣,最终结果就是崇祯被官员士大夫阶层抛弃,命令都出不了京城。
雍正王朝剧照“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事为什么最后在清朝雍正年间实现了呢?最重要的就是雍正的统治基础是满蒙八旗,而不是什么官员士大夫。清朝皇帝入主中原、平定天下靠的是战力爆表的八旗劲旅,十万八旗军保卫京师;数万将士分驻全国主要城市,监控天下。清朝前期国家大权是掌握在满族权贵手中,官员士大夫只不过是清朝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工具自然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扔。雍正帝刚开始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时候也遭到了极大的抵制,比如雍正的主要助手田文镜就遭到过士子们的围攻,但雍正直接暴力破局,凡是敢于抵制改革的一律严惩,官员罢官抄家,士大夫重刑加身、夺去功名、永不录用,这种种强力手段下官员士大夫最终只能认输。
雍正王朝剧照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但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朝财政大为好转,每年的税收激增,等到他去世的时候给乾隆留下了6000多万存银,为清朝走向巅峰打下了雄厚的财力基础。有史学家评价雍正“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当然打破官员士大夫特权的雍正帝也没落到好,遭到各种抹黑,什么弑父篡位、修改遗诏,迫害兄弟、残暴嗜杀等等。只能说凡是大魄力的改革家都是毁谤缠身,文人士子笔下的“暴君”未必是其真实面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北京畅春园驾崩,终年69岁。之后,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其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于是,皇四子胤禛即位称帝,史称雍正皇帝。
不过,雍正即位的消息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都受到此事的波及。比如雍正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禵,原本是皇位的最有力争夺者。结果雍正登基后,将他圈禁了起来,直到后来乾隆皇帝即位后,才重获自由。雍正的母亲德妃乌雅氏则认为儿子的皇位是从自己亲弟弟手中夺走的,所以处处没给雍正好脸色看。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心情抑郁的乌雅氏病逝于永和宫。
雍正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还对当年跟他争夺过皇位的兄弟们痛下杀手。大哥胤禔、二哥胤礽(废太子)、三哥胤祉被圈禁至死;八弟胤禩、九弟胤禟被削除宗籍,在狱中折磨致死;十弟胤珴和上面提到过的十四弟胤禵被长期圈禁,后来雍正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后,才将自己的这两位叔叔给放了出来。
雍正之所以对兄弟们毫不留情,主要就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关于他的皇位来路不正的说法就一直不绝于耳。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雍正皇帝是奉诏即位,为什么各方还有那么大的争议呢?
其实,关键问题就出在当时隆科多宣布的那份《康熙遗诏》上面。有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的很广泛,说是遗诏中原本是写着将皇位传给十四子,但“十”字被人改成了“第”字,结果就成了皇位传给第四子了。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康熙遗诏》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中的“十”字和“第”字完全不一样,根本没法做手脚。
《康熙遗诏》中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遗诏中的文字被人做了什么花样,而是这份遗诏并非康熙真迹!也就是说不是康熙皇帝自己书写的!虽然古代皇帝有时候在处理公文的时候,也会让其他人代笔,但像遗诏这样关乎国本的文件,是绝对不可能让其他代写的。
既然《康熙遗诏》不是出自康熙皇帝的真迹,那么隆科多宣读的这份遗诏是哪来的呢?作为遗诏的受益人,雍正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嫌疑对象。而隆科多既是雍正的心腹,又是雍正的舅舅,所以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肯定支持雍正即位登基。
当然,《康熙遗诏》虽然并非康熙真迹,但也不能因此就推断说雍正皇帝是篡位的。因为在康熙去世前,雍正已基本掌控了清朝的中枢系统,甚至是远在西北打仗的十四阿哥手中的军队,其后勤保障也完全受制于雍正。因此,从政权平稳过渡的角度来看,让皇四子胤禛即位登基,似乎是康熙皇帝在临终前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清世宗,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公元1678年12月13日-1735年9月28日)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 ,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胤禵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胤(礻+我)和皇三子胤祉、胤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胤禩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 胤禩、胤禵"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前几天,知乎上有用户提出“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他指出,关于雍正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多为夺位不正、血滴子、风流韵事、离奇死亡之类的野史,所谓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对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该用户对此表示反驳,认为:相比康熙和乾隆时期,只有雍正雷厉风行实行过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两个改革,更是打破千年来的传统帝国规矩。
该问题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和回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知乎历史栏目大咖司马亮 ,对“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也作了一番回答。
还是先说结论:整体上讲雍正帝并没有“历史评价不高”。他的历史评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说,雍正帝“历史评价不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期;而且这种“历史评价不高”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清朝的恶感。进一步说,对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个结果,又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能够了解清末民初反满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会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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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是一个并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于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与评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清朝灭亡之前问题就出现了)一再处于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长期未能发育为健全的”史学“,导致清代人物的评价也变得非常复杂。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书,往往会觉得人物的历史评价基本是确定的,例如曹操有谋略、刘备能用人之类,但对于清朝历史而言,其实大多数人物事迹整理及传记发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后、清史学科稍有发展的过程中才诞生的。学术史上将这一流派称为“清代人物研究”,认为它是清史学科发育成熟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暂时放下不谈。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现以前,人们(很少数的清史学者也好,历史教师和文人也好,普通学生和读者也好)对清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基于史料所展现的历史事实、针对某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础并不充分的历史叙述影响下,结合一些流行的谣言,来“脑补”出一个形象。
当然这距离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非常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察觉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连学者都读不到多少东西,遑论通俗读物写作者及一般读者。
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写的书”,因袭旧有的历史书写——而这个“以前的人写的书”,几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编写的历史读物。这就是我们讨论清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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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以前对雍正帝的评价:官方口径,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
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
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唯一可能会让人得窥雍正帝负面印象的官方文献《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期遭到禁毁;当时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该书痕迹留下。
那么是否有私修的当代史阅读?
当然存在。这就又绕回了文字狱的问题。文字狱对18世纪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这一点王泛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书。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
总之,很难想象会有对雍正帝不利的“历史评价”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田文镜的政治继承人)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
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
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
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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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
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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