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矩是什么样的人从不祸国殃民，一心做清官

陈矩是什么样的人从不祸国殃民，一心做清官

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陈矩。

自古以来，太监都不是一个褒义词，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太监在大家的心目中除了不是男人之后，还是一个奸臣的形象。在某些情况下，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因而有意培植借重宦官的力量，而只要大家一提起来太监想到的都是李莲英、魏忠贤，这种奸佞小人。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大好人，他就是明朝太监陈矩!

陈矩出生在今河北徐水县，在公元1547年的时候当选入宫，此后便被分配到司礼监服役，要知道此时的他只有9岁。而到了3年后，俺达率兵攻打京师，而太监高忠全副武装参与防守，最终击退敌军，立下功劳。所以这件事情给了小陈矩很深的影响，从此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和立志报效国家。

正是因为高忠对他的影响，陈炬在宫中不断的留心与政治、经济有关的事，暗自学习。万历三十年，陈炬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就是明朝东厂的老大，属于只手遮天级别的人物。但是他却拥有良好的品行，既没有残害忠良，也没有穷奢极欲，他依然兢兢业业，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以权谋私的事情。

要知道这陈炬能够坐在东厂厂监的位置上，并且还取得后世良好的口碑，这无疑是和他倾心辅佐明神宗(万历皇帝)分不开。大家也知道明神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28年不上朝理政，朝中一切事物交由张居正与陈炬处理，自己烧炉炼丹，与宫嫔玩乐。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朝中事物便落在陈炬身上。

而要说陈矩真正达到人生巅峰的话，恐怕要等到万历三十一年，当时一宗"妖书"大案震惊天下，起因是有人送了一份匿名的《续忧危议》，污蔑当时明神宗最喜欢的郑贵妃和大学士朱赓、兵部尚书王世扬、锦衣都督王之桢等朝廷要员互相勾结，意图更换太子，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想趁机污蔑对手，以此来打压对手势力。

要知道此时的陈矩已成为东厂老大，所以很多人都想巴结他，但陈矩并没有借此迎合那些大员。反而在这一段时间内，东厂极少抓人。这段时间的京师，是整个明朝最为平和安详的。陈矩为人正直，清廉，东厂连带着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宦官的作风都很正派，真是难得。

到了万历三十五年，陈矩在内直房端坐去世，生前他已在香山慈感庵旁预先卜得葬地一块，还建了一个石塔在冢上，称"太极镇山塔"。为了褒奖他一生的功绩，明神宗亲自赐御九坛名为"忠清"，然后颁布护墓令，并且安排重兵把守。而明朝的那些文武百官也都穿着素衣前来为他送葬，以表达他们对陈炬的敬慕之情。

明朝什么人最牛，太监最牛

太监，又称宦官。
专指男子被阉割后，丧失了性能力，成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烂屁股。
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太监一直被视为封建政权的毒瘤。
鉴于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唯恐宦官专权，于是在洪武十七年，老朱专门铸造了一块书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牌，悬挂在宫门上。
但老朱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明朝自永乐朝太监逐渐得势算起，一直到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太监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01、郑和，明朝著名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年-1433年)，原名马和，小名马三宝，回族，云南昆阳人。
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十岁时被进攻云南的明军副统帅蓝玉（就是那个给朱元璋带过绿帽子，被老朱以谋反罪五马分尸的一代名将）掠到南京，阉割成太监后，进了燕王朱棣府上当差。
靖难之役中，郑和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郑和为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并升任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朱棣对他十分信赖。
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
宣德六年，明宣宗朱瞻基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金庸在修改《笑傲江湖》时，将“葵花宝典”的作者改为三宝太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02、王振，大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太监

王振

王振（？-1449），汉族，河北蔚县人。
王振这货是个知识分子，识文断字，做过教官。但他觉得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有些不靠谱。于是便挥刀自宫，做了太监。
王振为人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登基后，王振脱颖而出，逐渐专权，几年间便权倾朝野。
一代名相于谦，因为进京朝拜皇帝时没给王振送礼，便被他罗织罪名，关进了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死罪。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大军进攻大同。王振怂恿英宗皇帝亲征，结果英宗被瓦剌人俘虏，明朝2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被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砸碎了脑袋，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03、汪直，明朝第一个掌管皇城禁军的太监

汪直

汪直（？-1487），瑶族，广西大藤峡人。
汪直是明代权宦之一，自幼入宫，曾伺奉明宪宗、万贵妃。
历任御马监掌印太监、西厂提督。因为在辽东监军有功，总领皇城京兵精锐"十二团营"。成为明朝第一个掌管皇城禁军的太监。其牛逼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汪直因为长时间坐镇辽东，与明宪宗逐渐疏远，失去了宠信，被东厂提督尚铭等人弹劾，贬到了南京。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04、尚铭，明成化年间东厂总管太监

尚铭

尚铭(生卒年不详)，汉族，籍贯不详。
尚铭曾担任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的主管。王振、冯保、刘瑾、魏忠贤等人都曾做过司礼监主管。
尚铭很善长于欺压土豪、大款，这个太监非常贪财，为了钱，无所不做。
成化十七年，尚铭联合上林监丞李孜省弹劾西厂总管汪直，后来风光不久，便被李孜省给阴了。
李孜省向明宪宗上书弹劾尚铭，结果尚铭被抄家，本人被罚到孝陵（朱元璋的墓地）扫地，最后玩失踪不见了。

05、刘瑾，正德朝权宦，时人称他为"立皇帝"

刘瑾

刘瑾(1451-1510)，原名谈瑾，汉族，陕西兴平人。
刘瑾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来净身入宫当了太监，从此改姓刘。
刘瑾曾在弘治年间犯过罪，赦免后走了狗屎运，被派去侍奉正德皇帝朱厚照，得到朱厚照的宠爱，数次升职，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大权在握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被称为“八虎”，刘瑾则为”八虎“之首。
当时大家称呼刘瑾为”立皇帝“，意思是“站着的皇帝”；称呼正德帝为”坐皇帝“，意思是“坐着的皇帝”。
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专政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
刘瑾被捕后，从他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造的玉玺、玉带等违禁物。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一百个马云都没他有钱。
不过这个刘公公的下场也很惨，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被凌迟处死。

06、冯保，一个文艺范、有逼格的“太监政治家”

冯保

冯保(1543-1583年)，字永亭，号双林，汉族，河北衡水市人。
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隆庆皇帝驾崩时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一个太监竟被任命为顾命大臣，牛逼指数，世所罕见。
万历皇帝登基后，冯保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

冯保是万历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盟友，他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
冯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在司礼监任上刻了许多书，如《启蒙集》、《帝鉴图说》、《四书》、《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经书音释》等，直至崇祯年间，还在宫中流传。他的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并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
万历四年五月，冯保会同三法司进行全国“大热审”，平反昭雪了许多冤狱。
张居正评价他：“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听为“大写字”而不名。”
冯保最后因为万历皇帝对他的忌恨被放逐到南京，后因病而死，家产亦被抄收。

07、王安，一个为人正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王安

王安（1592-1621），汉族，河北省雄县人。
王安最早隶属于冯保手下的小太监，万历二十二年，由陈矩推荐给万历皇帝，做了皇长子即明光宗的伴读。
明光宗登基后，王安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王安劝明光宗实行各种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措施，朝廷内外都异口同声的称赞他品德好。都很尊重他。
明光宗驾崩后，王安骗李选侍把皇长子抢了出来，并择吉日登帝位，是为明熹宗。
天启元年，王安遭到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的谋害，被降职充当南海子净军。客氏与魏忠贤让南海子提督刘朝杀死王安。刘朝下令不准给王安送食物，王安只好刨取篱笆底下的萝卜吃。三天后刘朝见王安还没有被饿死，便直接杀死了他。

08、魏忠贤，一个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太监

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李进忠，字完吾，汉族，河北肃宁人。
魏忠贤是个市井无赖出身，超爱赌钱，曾将自己的女儿卖了还赌债。后来因赌博欠了人家很多钱，被逼的挥刀自宫（又是一个自宫的死太监，跟王振很像），做了太监。在宫中认了太监魏朝作“干父”而改姓魏。
后来巴结王安，成了王安的心腹，受到王安庇护。
期间又认识了朱由校的奶妈客氏，两人搞起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一个女人和一个太监啪啪啪，想想都很恶心）。
泰昌元年，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年号天启。升魏忠贤魏阉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阉无所不用其极，以各种手段拍明熹宗马屁，受到明熹宗的信任。
大权在握后，魏阉在宫中树党揽权，排挤不依附的宦官，逼迫妃嫔，甚至诬陷皇后和正直的大臣，排除异己，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以致于世人“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明天启（1621―1627）年间时，有很多不要脸的读书人建议为宦官魏忠贤修生祠。
一代名将袁崇焕为魏忠贤建生祠名列第七。袁崇焕曾两次写信给魏忠贤请立生祠。他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袁崇焕跟魏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道：“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魏忠贤听说后，就上吊自杀了，其余党亦被崇祯皇帝肃清。

09、曹化淳，一个背负了数百年恶名的太监

曹化淳

曹化淳（1589年-1662年），字如，号止虚子，汉族，天津市武清县王庆坨镇人。
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通过金庸小说《碧血剑》知道曹化淳这名字的，小说里曹化淳被作者丑化成一个开城投降的小人。尤其是香港TVB版的电视剧《碧血剑》中，更是对其形象大幅度的抹黑。
历史上真实的曹化淳并非如此，据靠谱史料记载，曹化淳幼年时，因家境寒微净身入宫当了太监。曹化淳精通诗文书画，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后来进入信王府，陪侍五皇孙朱由检。
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曹化淳极受崇祯皇帝宠信，负责处理魏忠贤时的冤案，平反昭雪两千余件。
崇祯十一年，任司礼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的曹化淳因病乞准告假，向崇祯帝连上三疏。
大清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在昆明杀了永历皇帝朱由榔，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四十七年的朱明王朝正式灭亡。
同年，郑成功迫于抗清压力，从厦门挥军台湾，荷兰人撤退，台湾被收复。

同年，曹化淳逝世，临死前写了一首叫《忽赌南来野记内有捏诬感怀》诗，原文如下：

“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10、王承恩，一个受到清朝皇帝称赞的明朝太监

王承恩

王承恩(?-1644年)，汉族，河北邢台市邢台县人。
王承恩隶属曹化淳名下太监，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克北京。三月十九日早上，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王承恩陪伴下登上煤山(景山)，吊死在山腰寿皇亭附近的歪斜老槐树上。王承恩也吊死于旁边的海棠树上。
中午，李自成进入皇宫，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意思是说出崇祯皇帝下落的人赏赐黄金万两，封为伯爵。藏匿崇祯皇帝的人将会被灭九族。
三月二十一日，在树上吊了三天的崇祯和王承恩的尸体才被发现，被停放在东华门外，装入柳木棺内。李自成命令于四月四日埋葬崇祯。并将王承恩附葬陵侧。
南明弘光帝听说后，赐谥王承恩“忠愍”。
清朝顺治皇帝为王承恩题碑“贞臣为主，捐躯以从”；康熙大帝也曾在思陵附近为王承恩竖碑立传。

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初，司礼监与各监主管设“太监”一，左右少监各一，各司设“司正”一，各局设“大使”一。以后编制扩张，各监分设“掌印太监”。司礼监以“掌印太监”为首，下设“秉笔太监”数人，首席秉笔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刑讯机构，各秉笔分管各监各司局。

司礼监秉笔诸太监权力来自明代特有的票拟与批红制度。明代废相，内阁与各部大臣奏议公事先行"票拟"，由皇帝"朱批"决定可否。由于废相后繁琐朝议使皇帝无力负荷，加以若干君主废弛朝政，遂有秉笔太监代为"批红"的制度。即各部公文奏议交司礼监分类后，拣选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亲批，或由秉笔口述大要而皇帝口决，秉笔代为"批红"，发还内阁与各部依据批红撰写正式诏书执行。

万历皇帝身边的郑贵妃究竟该怎么评价她呢?

郑氏（？～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 “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只是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神宗同一年去世。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绝望之余，她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郑贵妃再也没有了顾忌，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梃击”案--此乃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语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

到了东宫，郑贵妃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五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仅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桩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

光宗死后，内外官员首先将其死因归咎于李可灼，事见《明史·熹宗本纪》：“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后来又知道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也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西李）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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