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理学家刘宗周，最后为何绝食二十三天而亡

大明理学家刘宗周，最后为何绝食二十三天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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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儒家学者人们肯定不陌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华夏大地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学术流派。在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术流派长期的“争斗”，直到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确立了儒家的主流地位。也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之后，儒家学派的地位不断上升。

在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位儒家学者，此人叫做刘宗周，说到这个名字，人们肯定是不熟悉的。大部分人是没有听说过此人的。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此时的刘宗周高中状元，在这时候，刘宗周的母亲正好去世。由此刘宗周只能够丁忧三年。为母守孝三年后，刘宗周师从学者许孚远，继续求学。求学路上的刘宗周不断学习。

到了天启年间，刘宗周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后升任右通政。踏入官场的刘宗周，与其他人不一样，不入世俗。这样的人在官场不可能官运亨通。此后，刘宗周开始弹劾魏忠贤和客氏。惹到了这两个人，刘宗周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惹到了魏忠贤和客氏，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崇祯帝时期，朝廷到了用人之际，此时的刘宗周再次被启用。刘宗周任职顺天府尹。在这时候，刘宗周多次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朝廷再次起用刘宗周，授工部侍郎，后升任左都御史。

崇祯九年，这时候努尔哈赤已经开始在东北建立后金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对明朝是虎视眈眈，正因如此，此时的明朝更是用人之际。明朝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外患的明朝，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在崇祯帝期间，多次劝说崇祯帝革除前朝弊政，修德治心，近儒臣，这样的劝谏，在当时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局面。刘宗周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刘宗周还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这有什么用呢?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明朝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遇到了大事，应当以仁义为立国之本，以慎独克制为老师，不能仅仅依赖于老外铸造的火器。我大明王朝仅仅凭借汤若望铸造火炮寻求退敌之策，岂不是让外国人耻笑吗?这样的话，足以看出忠臣误国。请选中你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之建构

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理学，或称道学和圣学，它重新阐释了儒学传统，着重探讨儒学的义理，形成了新的儒家学说。新儒学派为了儒学的纯正，将辞章之学和训诂之学的儒者排斥于儒林之外，以为义理之学才是真正的儒学。新儒学的创始者之一的伊川先生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他将当时的学者分为三类，认为汉唐以来的经师和唐代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士，他们皆非儒者，唯有深知儒家之道的理学家才是真正的儒者。明道先生程颢谈到文士与儒者的区别说：“学者须学文，知道者惟进德而已。”学者求学问，了解事实；知道者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学习古代圣贤立身处世，增进道德。新儒学派在宋代迅速发展壮大，理学成为时代思潮，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统治思想。理学家们特别注重内圣成德的道统传承，认为儒家之道在孟子之后失传，自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等才发现了儒学不传之秘，承继了儒家道统。因理学家提倡讲学之风，强调师承渊源，于是在南宋后期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时，他们建立了新的道统。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熊节的《性理群书句解》，受到其师《伊洛渊源录》的启发，列出理学家传道的派系渊源。黄干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里总结儒家道统承传关系：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子。宋以后的理学家们皆宗奉此儒学传统。明代末年孙奇逢著的《理学宗传》较详而系统地纪述宋明理学十一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的宗传系统。这样，儒学道统在理学发展中得以承传，渊源有自。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学即真正的儒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的儒学观念源于明末理学家刘宗周。他从刘宗周学习理学，继承了理学家的道统。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曾讲学蕺山，也称蕺山先生，有《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传世。其学远绍程朱，近宗王阳明之学。刘宗周于明代崇祯八年至十四年（1635—1641）在家乡闲居讲学时，黄宗羲已是壮年，邀约名士数十人前往受业，自此深得蕺山之学。理学家们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为学的工夫，以主诚、持敬、致知或穷理，作为道德修养的门径，它们是各家传授的心法。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成为理学的一个支派。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以为每个人皆自然存在判断事物善恶是非的天赋能力，道德伦理的标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发展了孟子的“良知”说。《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以“致良知”为进入圣学的门径，在当时具有反对权威学说的意义。刘宗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于崇祯十二年（1639）从王氏著作中辑出要语三卷为《传习录》，以传阳明之学。他说：“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自此人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即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也。”刘宗周虽接受王学，却主张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中庸》第一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是认为学习儒家之道，应以戒惧的心理遏止人欲，才能对道持专一的态度。刘宗周乃是理学之儒，他的慎独宗旨及理学观念，皆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黄宗羲理解的儒学实即“理学之儒”，以“知道”“进德”为儒学的宗旨，承继了自宋代以来理学家所传的儒学道统。因此他反对《宋史》从“儒林”列传中分列出“道学”：

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乎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

道学——理学是宋代新出现的儒学派别，《宋史》在《儒林列传》之外别立《道学》是符合学术发展实际情况的。黄宗羲之所以反对，是因坚持其理学观念，认为只有理学才是真正的儒学。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派原称道学，在南宋中期发展为理学与心学两派。明代末年言心学的学者不去读书穷理，言理学的学者又专注于章句训诂。因此黄宗羲主张严格以理学宗传为线索以认定儒学，将心学从理学中分出。理学家最讲求道统，将理学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分别出来，然而从学术的发展来看，汉唐的许多儒者同时又是著名的文章大家，特别是宋代以来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等学者皆以文章称著，而理学家则于文章方面相形见绌。这在明代末年因有“学统”之争，它涉及儒者与学者、文章家的区别。关于这个问题，黄宗羲认为：

余近读宋元文集数百家，则两说似乎有所未尽。夫考亭（朱熹）、象山（陆九渊）、伯恭（吕祖谦）、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勉斋（黄干）、鲁斋（许衡）、仁山（金履祥）、静修（刘因）、草庐（吴澄）非所谓承学统者耶？以文论之，则皆有《史》《汉》之精神包举其内。其他欧、苏以下王介甫（安石）、刘贡父（攽）之经义，陈同甫（亮）之事功，陈君举（傅良）、唐说斋（仲友）之典制，其文如江海，大小毕举，皆学海之川流也。其所谓文学家者，宋初之盛，如柳仲涂（开）、穆伯长（修）、苏子美（舜钦）、尹师鲁（洙）、石守道（介），渊源最远，非泛然成家者也。苏门之盛，凌厉见于笔墨者，皆经术之波澜也。晚宋二派，江左为叶水心（适），江右为刘须溪（辰翁）。宗叶者以秀峻为揣摩，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莫非为微言大义之散殊。

黄宗羲以为凡能传学统而善于文者如自南宋的朱熹，迄于元代理学家吴澄，而其他北宋欧阳修等和南宋陈亮等学者虽善于文，但仅是儒学的支流，并非学统的正宗。他反对理学家而不善文，文章家而失于理；学统与文学应该是统一的。黄宗羲显然是以宋元理学家为学统的正宗，并以他们区别于其他学者和文章家的。这里他将学统和儒家的道统等同了，补足了他关于理学之儒的观念。黄宗羲晚年撰著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儒学案》，正是依据其儒学观念阐述理学宗传的学术渊源，并由此建构理学史体系。

清代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完成了《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明儒学案》实为明代理学史，它以著名理学家为个案，对每家之学术宗旨作总述，介绍其生平事迹与治学情况，汇录其语录并辑其要著。刘宗周曾著《有明道统录》，汇列明代理学家的言行，以显示儒家之道的传承。他对黄宗羲说：“阳明之后不失其传者，邹东廓（守益）、罗念庵（洪先）耳。”黄宗羲秉承师说，又针对明末以来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的疏失，重新撰著反映明代理学成就之书。清代初年学术界鉴于明代学术空疏之失，批判王阳明心学末流，兴起考据之学与经世之学。黄宗羲这时从学术发展的高度重新客观地评价明代理学。他说：“曾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他肯定明代理学的成就超越了宋元理学，特别表现在反对佛家的理论方面的辨析最为深刻。黄宗羲关于明代理学史之著是为了更全面地总结明代理学的成就。他按照理学之儒的观念，全面考察明代理学发展过程之后，特别推崇王阳明之学。他说：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朱熹之学），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王阳明）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使人人有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得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人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夫立言之本意。先生格物，谓“致吾心良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知于事物，“致”字即行字，以救空空穷理。

王学是自宋以来理学的创新，影响明代中期后理学的发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以王学为中心，由此上溯吴与弼（康斋）、陈献章（白沙）、薛瑄（敬轩）、吕柟（泾野）、王恕（石渠）。王学门下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各派，其末流则是泰州学派。明末又出现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派，而刘宗周则是明代理学的终结者。所以《明儒学案》实为明代理学宗传史。

在完成《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又撰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因后者篇幅不多，遂合为《宋元儒学案》。他在八十二岁患重病之前，此稿已基本上完成，但为未定稿。此后经其子黄百家及全祖望修订增补，又经过王梓材与冯云濠依据各种稿本校勘整理，于道光十八年（1838）刊刻传世，这就是今之百卷本《宋元学案》。王梓材与冯云濠的《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

梨洲（黄宗羲）原本无多，其经谢山（全祖望）续补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所有，而为谢山增损者，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无，而为谢山特立者，则标之曰“全某补本”；又有梨洲原本，谢山唯分其卷第者，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谢山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者，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补定”。

他们在校刊《宋元学案》时，在每个学案下皆标明“原本”或“补本”等情况，并在每个学案引用的资料后亦注明补者为谁，所附关于每家之案语也详为注明。这样，我们依据《校刊宋元学案条例》所提供的线索，查核各学案，黄氏原本计有三十二个学案：安定—胡瑗，泰山—孙复，百源—邵雍，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廌山—游酢，和靖—尹焞，紫微—吕本中，武夷—胡安国，豫章—罗从彦，横浦—张九成，艾轩—林光朝，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梭山复斋—陆九韶陆九龄，象山—陆九渊，勉斋—黄干，潜庵—辅广，木钟—陈埴，北溪—陈淳，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北山四先生—何基等，双峰—饶鲁，介轩—董梦程，鲁斋—许衡，草庐—吴澄。黄宗羲按照严格的理学之儒的观念完成了《宋元儒学案》的初稿。他于每个学案编集了基本的资料，写了一些序录和评论，将宋元理学的宗传关系已指示得较为清晰。宋代理学创自北宋中期的周敦颐，黄宗羲追溯其源而认为：“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复思夫有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在前也。”故《宋元儒学案》首列安定学案，继列泰山学案。自程颐大兴讲学之风，程门弟子众多，使理学得以承传和发展。黄宗羲认为：“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谢良佐）为第一，《语录》尝累手录之。语者谓道南一派，三传而出朱子（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当等龟山（杨时）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岂因后人轩轾。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时妄志于学，颇藉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则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关于朱熹的学术渊源，黄宗羲说：“龟山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罗从彦）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刘宗周）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因此黄宗羲以二程和朱子为中心，备述其学术的渊源和承传关系，建立了宋代理学的宗传系统。全祖望在对《宋元儒学案》进行整理和补订时，因他本是史学家，对黄宗羲原著的宗旨有不同的理解，便大量增补了许多非理学系统的学者，如欧阳修、陈襄、司马光、范镇、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赵鼎、汪应辰、唐仲友、楼昉等学案，又将王安石的新学与三苏（苏洵、苏轼、苏澈）的蜀学作为附录。由此虽然可以体现有宋一代的学术，但毕竟违背了黄宗羲的原意，使今本《宋元学案》的学术价值大大低于《明儒学案》。因此我们探讨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的建构，应以《宋元儒学案》原本和《明儒学案》为依据。我们将这两部著作合观，可见宋代理学发创于胡瑗，经周敦颐和二程的创立，至南宋朱熹集濂洛之学的大成，经许衡与吴澄在元代的发展，到明代由吴与弼和陈献章再传程朱之学，继有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明末刘宗周将心学与程朱之学统一，遂成为理学的终结。黄宗羲对七百年理学发展过程进行渊源的探究，宗派的辨别，宗旨的论述，建立了理学史体系。

《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之所以具有学术史的典范意义，是因为黄宗羲在著述中关于理学诸家学术宗旨有确切的判断，对理学诸概念有深刻的阐释，对争论的问题有合理评判，尤其对理学发展中的弊端有严厉的批评。理学家为学的宗旨各不相同，对他们学术的认识，首先是了解其宗旨。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理学家的为学宗旨概括得很简要，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途径，也是其论学的主张，表现出其学术的基本特征。这是理学家与汉唐儒者的相异之处，黄宗羲非常注重对各家宗旨的探讨。关于理学创始者周敦颐的学术宗旨，黄宗羲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悔咎之途，而反复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先秦儒家以为儒者修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则须主静，用功于静中默察不善意念之动，使之归于静。王阳明之学是明代理学的高峰，其学经过三次变化，晚年提出“致良知”，标志其心学的成熟。黄宗羲说：“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这对王学的宗旨概括得简明确切，成为理解其学的关键。理学家们从传统儒学中发掘出许多新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丰富，往往是一个哲学范畴。诸家对这些概念并无一致的解释，以致造成研究理学的一层障碍。黄宗羲对于涉及的重要概念都作了简明的解释，例如“心”与“性”，他说：“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谓者，即是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这是以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心”与“性”的关系，并且继承了宋代理学家将自然与人之心性联系，用以指示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之路。关于“敬”，理学家发挥《周易·坤》“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意，特为程颐所提倡。“敬”的意义有两层：一是由“敬”入“诚”，用于治学主张专致；一是尊师重道，对师长尊敬。黄宗羲说：“此即‘涵养用敬，进学致知’宗旨所由立也……敬只是主一，主一则不东，又不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白。”他又补充说：“自周元公（敦颐）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程颢）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程颐）则以敬字未尽，益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盖恐学者作两项工夫用也。”理学家们从儒家典籍中寻求到一些关于性理与道德的概念加以发挥，注重治学的门径。黄宗羲探讨诸家宗旨时对它们阐释，并比较诸家异同，使学者便于理解诸家之学的宗旨。关于理学家之间的一些争论的问题，黄宗羲是将理学思想的发展认为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更高的理学意义上看待争论的是非。南宋中期陆九渊与兄陆九龄约朱熹相会于鹅湖寺，以诗倡和，展开治学方法之争，黄宗羲作了长篇的评论，他最后说：“且夫讲学，所以明道也。道在撙节退让，大公无我，用不得好勇斗狠于其间，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这从整个新儒学的宗旨来看，朱陆之争是异中有同的，他们共扶儒家之道，其异同之辩，使儒家之道更明于天下后世。宋代理学家与禅学存在极隐微的关系，明代学者更认为王阳明之学出自禅学。黄宗羲辨析说：“儒、释界限只是一个理字。释氏于天理万物之理，一切置于度外，更不复讲，而只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乎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以绝异。然其归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纵使合得，本体上已费转手，故沿门乞火与合眼见暗，相去不远。先生（王阳明）点出心之所在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也。”在对待“理”的态度上，儒家与佛家是不同的。王阳明致良知于事物，事物皆得其理的见解，使儒、释相区别了。黄宗羲的许多评论在学理上是很深刻的，能启发我们对理学问题的认识。

儒家的最高政治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求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入世的积极的进取态度。理学家则更关注个人的“修身”，提高道德修养，以“圣人气象”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他们一般将学问限于人生日用，具有退避社会的倾向，而且重在传道，忽视对学术的追求。这在明代王学盛行之后，它的弊端尤为显著。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属于理学的范畴，然而他清楚地见到理学的缺陷，并给予批判。他批评王学的末流泰州学派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梁汝元）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宪成）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这些理学家自以为圣人，以小慧自矜，流为狂禅，善于掩饰其愚人的一面，给晚明学术带来巨大危害。黄宗羲批判晚明学风说：“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问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如此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所与也。”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复杂，但由王学而导致的空疏狂怪的学风，却因此在清初受到清算，从而提倡经世之学与考据之学。黄宗羲是蕺山先生刘宗周的传人，他在全面考察理学七百年的历史后，对它有较客观而合理的认识。当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终结之时，他肯定了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意义，从理学各派的纷歧而见到其整体的共同性，在高度评价各派的理论创新时又清醒地批评其流弊。因此由他的《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所建构的中国理学史体系对理学的学术总结，是最为深刻的专学的学术史。我们读这两部巨著时，常常能见到高度的理性思辨以及所蕴含的对真理的探索精神。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明朝真的是亡于东林党吗

大明朝亡于所谓正人君子之手：东林党误国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刘宗周以哪两个字为宗

刘宗周以”慎独“二字为宗。

刘宗周是晚明儒学的殿军人物，他统合心学、理学、气学，开创了他别开生面的"慎独"之学。刘宗周处在晚明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背景中，他自己又是遗腹子，从小寄生在外祖父南洲公家里成长,养成了刚毅严谨内向的性格。晚明时期阳明后学出现自然主义和悬空悟道流于禅的两大弊病，使得刘宗周对阳明学的信仰产生了三次变更，即一开始的全然信任，到后来的怀疑，最后的辩难不遗余力。基于刘宗周的生平事迹、品格性情、时代背景以及学术渊源，刘宗周统合宋明五子学问,提出了他的"慎独"之学。

这一理论体系将宋明儒学的核心范畴"心"、"性"、"情"、"气"、"理"打合在一起，推至心学理论走向最高峰。作为"慎独"本根论的"独体"概念开出宋明心性论的新气象，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打通"心"、"性"、"情"、"气"、"理"、"太极"所有间隔，实现了天、人、物的贯通。天、人、物之间原本是亲密无间的一体，万事万物统一于"理"，"理"在人心则为"性"，"性"是"心"之主宰，心性合一为"独体"。

刘宗周对心学有哪些贡献？

刘宗周是心学的晚期代表，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因在浙江山阴县城北之蕺山讲学，因此又称蕺山先生。

刘宗周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自幼随母亲生活在外祖父章颖家。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

章颖年轻时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自幼受外祖父悉心培育，本身又很勤奋好学，因此学识增进很快。17岁时，拜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作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年仅23岁的刘宗周又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不久，刘宗周出任仕官。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排斥正人。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刘宗周于居丧期间，在大善寺僧舍延课授徒，以此为生。

1612年，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刘宗周路过无锡，拜访了理学家高攀龙。高攀龙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

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攀龙相互切磋学问。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便上了一篇奏疏。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这篇奏疏被认为同情东林党，遭到激烈抨击。

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其他党徒也相继对他进行攻击。刘宗周已无心做官，于是罢官踏上归乡之路。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脱世事的缠绕。这回遂了他的意。刘宗周在家一呆就是3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

刘宗周早年不喜王守仁之学，中年后却信从其学说，至晚年提出他自己的以慎独、诚意为宗旨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心学的范围，但对明朝中叶以来心学的发展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总结。

刘宗周所理解的心之本体是指意识主体的一种原始的意向。他强调意不是念，念有起灭而意无起灭。

由于刘宗周把“意”看作心理结构中昀根本的范畴，故又常把这个意称为“意根”。刘宗周又指出“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

在刘宗周看来，作为心之主宰的“意”，也就是《大学》、《中庸》所说慎独的“独”。他认为，独既是心体，也是性体。因此“独体”即独的本然之体，就是指意。这样他把良知与意统一起来了。

刘宗周认为诚意是昀根本的功夫。诚意是统帅，致知是辅助诚意的方法。没有诚意的主宰，所致的知可能只是没有定向的知觉意念，有诚意作为主导，致知才能有保证地在至善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理气关系是刘宗周心学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他主张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他还以理气论来说明善与心性的关系。

刘宗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

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其思想理论吸收了气学的世界观，深化了心学的修养功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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