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嬴姓赵氏,名益,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大业之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王室的祖先。
大唐武周女皇帝武则天建武周时,尊封伯益为“齐德尊圣皇帝”。
相传益善于畜牧和狩猎,助禹治水有功,伯益因治水有功被舜封于梁山,建立梁国。夏禹对舜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对伯益说:“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因而被禹选为继承人。《史记》记载禹死禅让予益继位,但四方诸侯比较属意禹之子启,于是益禅让予启后隐居到箕山南麓。亦有一说称禹生前即暗中要求启厚植实力以取代益。但据《竹书纪年》记载,禹死后由禹之子启继位,益则因与启发生争执,帝启六年,被启杀死。
相传益发明凿井技术,后来被奉为井神。这反映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掌握这种技术,懂得利用井水解决生活用水和灌溉农田。益有两子,长子大廉,为鸟俗氏;次子若木,为费氏,若木在夏启九年(中国断代工程计算为前2061年),被启封在徐(徐戎,今山东中南部,郯城一带)。
其他
《水经·洛水注》载西晋永平元年九山《百虫将军显灵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也。”梁玉绳直指此说不可信。
我们知道,秦国、秦朝的国姓是嬴,秦始皇称嬴政。嬴秦的始祖是谁呢?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秦本纪》给出了答案:是伯翳。伯翳又作柏翳或伯益,《尚书·益稷》等则单称一个益字。
伯益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舜、禹时代的一个著名人物。从古籍记载可知,伯益是高超的驯兽奇才、最早的农业专家、卓越的政治谋士、实践的地理学家、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之一,后期几乎当了大禹的接班人。
本文拟就与伯益姓氏有关的问题进行如下考证。
一、从姓氏传承关系判断:伯益确为东夷首领少昊后人
《史记·秦本纪》开宗明义写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是为柏翳。”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这段记述当本自秦之《本纪》。在上古传说时代,中国尚未诞生可记事的文字,各族历史只凭代代口传亲授得以存留。秦《本纪》所言,也不例外。因为时间久远,口头传授不可能准确无误,所以体现在《史记》中有错也就在所难免。例如,从大费伯益算起,到其后裔蜚廉事殷纣王死,中经九百余年,而《史记·秦本纪》却只记十一代。若按三十年一代计,约漏载二十代。这不是司马迁之错,而是史料不足所致。因此,对追记传说时代的文字,我们不能机械地死抠字眼,而要加以科学分析。对上引《秦本纪》文字,我们也应采取这种态度。透过神话传说现象,我们可以看到:
(一)秦人对早期历史的模糊记忆,明显地存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帝颛顼时代我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秦人(还有更早一些的商人)还会有这种“返祖”记忆,说明社会进步存在着差别性。
(二)秦人同商人一样,都有玄鸟即燕子崇拜,说明他们均出自以玄鸟为图腾的古老氏族。
(三)说明大费伯益的母系是帝颛顼后裔。
那么,伯益的父系祖先是谁呢?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接下去写的“舜赐姓嬴氏”,还是无意中透露了端倪。
在古代,姓、氏是有别的。姓是根,氏是枝;姓是源,氏是流。氏从姓出。具体到伯益的嬴氏,到底是出自何人之嬴姓呢?
出自少昊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在解释上古八大姓(姜、姬、姚、姒、姑、坛、妫、嬴)之一嬴时指明:“嬴,少昊氏之姓。”
早在春秋时代,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写《左传·昭公十七年》时,即提到郑国国君郯子之高祖为少昊挚。而郯国为司马迁《秦本纪》所列嬴姓十四国之一。
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则进一步指出:“诸嬴为少昊后不待较矣。”诸嬴自然包括司马迁所提到的秦国。疑古派史学大师顾颉刚早年曾斥《左传》郯子语为“窜伪”之文,晚年通过“研究周公东征时的东方民族”,不仅肯定了郯子那段话的史料价值,而且得出了“少嗥实为东方嬴族的祖先或宗神”的正确结论。
唐司马贞早就看出了《秦本纪》关于“秦之先”记述的问题所在:“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这就是说,伯益(包括其后裔)的父系祖先是少昊挚或曰少昊氏,而颛顼只不过是其母系祖先。两者虽都是祖先,却不容混淆。因为自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就应以父系计算血缘传承关系。若仍固守以母系计算,显然“非生人之义也”,即不符合人类繁衍生息必须遵循的规矩。
既然少昊是嬴姓始祖,那么他的嬴姓如何得来也颇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少昊所居的“嬴滨”——嬴水之滨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今山东莱芜市。嬴水,又称嬴汶,乃山东汶河上游的三大支流(嬴、牟、柴)之一,发源于章丘池凉泉,中途流经莱芜市城子县村“嬴城遗址”,从西杨庄进入泰安境,全长八十六公里。少昊生于嬴水而得嬴姓,长大“登帝位在鲁北,后徒曲阜”。故《史记·鲁周公世家》称曲阜为“少昊之墟”。宋代在曲阜所建“少昊陵”至今保存完好。从嬴水到曲阜,其间不过二百里,少昊足迹清晰可见,较之生于曲阜(寿丘),而远到千里之外姬水得姓的黄帝,似乎更合乎情理。
应该说,嬴城遗址和少昊之墟当年都在“少昊之国”中。《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神话中的“大壑”或日“归墟”,后来成为大海、巨泽的代名词。后世之雷夏泽、大野泽、梁山泊、微山湖等,当全为“大壑”之遗存水域。“少昊之国”原本在大泽之中的陆地上。 “少昊之国”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描述的鸟官之国。二十四种以鸟命氏名官的东夷鸟族散居在今山东大地及其周边地区,其中的爽鸠氏后曾出现在薄姑(今博兴)。
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少昊文化”,其证据不仅是少昊时代与大汶口文化存在的时间相符合,而且从出土鸟形陶鬻、女性口含鸟卵状陶球等可以看出,两者的鸟图腾崇拜也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与《秦本纪》所记“秦之先”吞玄鸟卵而生不谋而合,足证嬴氏伯益确为嬴姓少昊之后。正因为如此,伯益之后在西方建立秦国后,乃作神庙以最高规格祭祀白帝少昊。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少昊为嬴姓始祖。伯益乃少昊后人,称为嬴氏始祖才是准确的。
二、历代文字记载证实:今嬴滨乃古之嬴地
少昊因居于嬴滨而被上天赐以嬴姓。那么,伯益的嬴氏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古籍记载证明,乃由帝舜所赐而来。
《史记·秦本纪》记述了这一过程:
“(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阜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这是说,在大费协助大禹完成治水任务后,已接任帝尧大位的帝舜十分赏识大禹,大禹十分谦虚,说治水成功也有大费辅助之功。帝舜看到大费赞扬大禹之功,认为他高风亮节,便赏赐阜游作为表彰,并将本家之女嫁其为妻。大费恭敬接受以后,辅佐帝舜调驯鸟兽,很多鸟兽被驯服,这就是柏翳。帝舜赐他姓嬴氏。
帝舜为什么赐伯益姓嬴氏而不姓他氏呢?司马迁这里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在《秦本纪》的另一处,司马迁写道:“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这里比上述一段进了一步,首次点明了伯益“有土”,即有了封地或食邑。但地在何处?与赐氏有无关系?仍然是个谜。真正揭开这个谜底的是宋罗泌。他在煌煌史学巨著《路史》中,曾两次论及此事:
“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注曰:“嬴,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太山嬴县。”
“嬴,翳能繁物而封,汉县隶泰山(郡),后魏复置于莱芜,唐入博城。所谓嬴博,今兖之莱芜,本齐邑。”注日:“公会齐侯处。”
罗泌的观点很清楚,伯益初始封地曰嬴。嬴即汉代的泰山郡嬴县。春秋时嬴为齐邑。鲁桓公三年(前709年),“公会齐侯于嬴”,即此。
同时,罗泌点破了嬴地与嬴氏的关系,即伯益之嬴氏来源于封地之名嬴。
我们已经知道,嬴滨之地是少昊出生及得嬴姓之故地,帝舜将这块土地赐给伯益,固然是对他驯兽有功的奖赏,但最重要的是让他认祖归宗,由母系姓氏转入父系姓氏,继承和发扬少昊的光辉业绩,担当起嬴族部落的领导重任。这体现出帝舜赐伯益嬴地、嬴氏的良苦用心。莱芜古嬴水、嬴地作为嬴姓少昊、嬴氏伯益的发祥地,在先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家考证,在夏商两代,嬴与牟、长勺同为“诸侯国”,春秋时为齐邑。仅《春秋》及其三《传》、《礼记》就曾先后七次记载发生在嬴邑的大事。《孟子》、《战国策》则记载了战国时代与嬴邑相关的两件事。这些足以证明当年古嬴地位之重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先秦时代,以嬴作地名的在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今天的莱芜。这种唯一性对研究嬴姓、嬴氏源于莱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迟至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始有“嬴州”之称的今河北省河间市,根本无法与早它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即见诸史书(《春秋·桓公三年》)的莱芜古嬴同日而语。古人绝不可能以一个当时尚未诞生的地名作为得姓命氏之地。
还有一个令秦始皇魂牵梦萦的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之一的瀛洲,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得名甚晚,且为神话中虚无缥缈之海岛,绝非少昊、伯益所居之地甚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原齐国嬴邑首置嬴县。他用自己的皇姓作为东方一县之名,自有其特殊之意义。汉沿秦制,仍设嬴县。
《汉书·地理志》记载:“嬴有铁官。”在此前后,关于莱芜古嬴之记载不绝如缕。据莱芜市史志办原主任尹承乾先生辑录,至民国为止,达七十余次。直至今天,莱芜仍被称为“嬴牟大地”。作为化石般的古老地名,嬴至今仍然充满着青春活力,活在莱芜人民心目中。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加探究吗?
三、莱芜出土文物证明:少昊、伯益曾居于嬴滨是可信的
莱芜从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生息,在嬴水流域古代文明更加发达。尽管在这一地区,包括嬴城遗址在内,从未进行过系统的文物发掘,但是人们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日常劳作中的偶然发现,国家组织的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物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两次野外调查,还是获得了大量文物和考古信息,从而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而不断环的考古文化序列。
旧石器时代
据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的《莱芜文物》介绍,从嬴城遗址一河之隔的边王许遗址,“采集的石器有尖状器、砍砸器和表面制作粗糙的斧、锛等,呈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
包括北辛文化(前5400-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前4500-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前26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600年)。
岳石文化之后进入青铜时代,亦即历史学上的商周时代。然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亦即秦汉时期。
所有这些考古文化在嬴水流域均有发现。2008年冬,有山东大学文博系和莱芜市文物办组成的第三次文物普查队在杨庄镇张里街发现两处遗址,一处遗址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残石磨棒、红褐陶釜口沿,还有较多的黑陶器残片。另一处遗址出土过石斧、陶片,还有青铜剑。“经普查队专家认定,整个遗址为北辛、龙山、岳石文化和周汉时期的文化遗址。”
下边重点介绍与少昊、伯益时代相对应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
据莱芜市文物办原主任、莱芜嬴历史文化院副院长宋继荣先生介绍,在嬴水流域发现呈大汶口文化特点的遗址有寨西遗址、大王庄遗址、边王许遗址、小增家遗址、嬴城遗址。其中,边王许遗址出土过石斧、石铲、石锛。小增家庄遗址挖出过磨制光滑、小头穿孔的石斧,在一土坑竖穴墓中出土过随葬的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白陶鬻。2001年10月9日,由泰安、莱芜两市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嬴水之滨的嬴城遗址进行了一次野外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若干件。其中,石斧一件,斧下宽上窄,刃部残断,横截面呈扁椭圆形,残长14厘米、宽16厘米;石磨棒一件,横截面呈椭圆形,残存研磨面较平整,残长12厘米、厚4厘米;石锛一件,扁薄,长梯形,断面呈长方形,磨制精细,刃部锐利,残长5.5厘米、宽5厘米、厚1厘米;石纺轮一件,扁圆形,体较薄,中央穿孔,孔径1.2厘米,轮外壁刻竖纹,直径6厘米、宽0.9厘米”。
这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明显呈大汶口文化特征,其中石纺轮的发现意义尤其重大。 王玉哲先生引述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大汶口》一书资料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一百二十多座墓葬,凡头部有装饰的,均随葬纺轮;头部无装饰品的,多随葬农具。”由此,王先生得出结论:“可以看出当时男女间在劳动上有了较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在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而妇女则从事纺织和家务等次要的劳动。这与仰韵文化早期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男子从事作为辅助经济的狩猎,恰成鲜明的对比。”
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之一。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即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这是东夷文明的巨大进步。而这一文明进程的领导者正是从嬴滨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庞大鸟国的少昊氏。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后期一般都转变为龙山文化。在嬴水流域也不例外。山东龙山文化遗迹遗物基本上都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分布相一致。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张里街遗址和小增家遗址发现过较多的黑陶器残片,说明是龙山文化。在嬴城遗址发现过觑足,宋继荣先生认为,“从觑足来看,甑和鬲是连体的,是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遗物”。
上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不仅可与少昊、伯益时代相对应,而且全在嬴水之滨,也就是都在以嬴城遗址为都城的古嬴国范围之内。嬴在夏商时为诸侯国,在更早的尧舜禹时期当为古方国。《今本竹书纪年》有夏启立“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语,说明大费伯益是有封国的。罗泌《路史》就将“嬴”列入“少昊后嬴姓国”之中。当然,上古方国与后世诸侯国有一定差别,学者们只是习惯于借用“国”名来表示部落联盟.酋长的势力范围罢了。我们说,伯益“始食于嬴”的嬴,绝不仅是局限于小小的嬴城遗址范围内,而是广布于整个嬴水流域。
嬴水流域土地肥沃,“庶物盈美”,非常适宜伯益为帝舜“主畜”,发展畜牧业。追记大禹治水的《尚书·禹贡》就曾写道:“莱夷作牧,厥篚糜丝。浮于汶,达于济。”
顾炎武《日知录·夹谷》解释“莱夷”云:“齐鲁之境正在莱芜……《禹贡》所谓莱夷地。”笔者考证过,莱夷就是爽鸠氏,与玄鸟氏的嬴族同为少昊氏鸟国的兄弟部落,再加上牟族与长勺氏,他们共同生活在上古莱芜大地及周边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
上引《禹贡》的那段话是说,以莱夷为代表的这一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养蚕业,可以用畜产品和柞蚕丝作为贡品,通过船筏浮运从汶水进入济水,然后转达帝都。 须知,伯益作为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过程,而且,“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西汉刘向《上<山海经>表》、东汉赵哗《吴越春秋》等也有类似说法。这些说法固然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盘否定,它必然折射着一些历史的影子。要之,汶水在大禹治水的四渎(“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范围之内,跟随大禹治水的伯益对汶水(包括支流嬴水)一定是很熟悉的,他记的异物包括柞蚕、畜牧产品,当然十分准确。几千年过去了,嬴水上游仍然有柞蚕在放养,莱芜的畜牧业依旧十分发达,特别是有名的地方良种莱芜黑猪,作为一种活体文物,依然保存着从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优良基因。《莱芜市志·饲养志》这样写道:“地处莱芜猪产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家猪头骨,与今天莱芜猪无明显差异,从随葬猪的骨骼种类、数量看,当时饲养家猪已是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这再次印证r当年存嬴滨“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的真实性。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莱芜为“伯益初始封地,秦皇第一祖里”。
秦始皇有不少有名的祖先。例如,为商汤驾车、以败夏桀于鸣条的功臣费昌,辅佐殷国、成为诸侯的中衍,为殷王保西垂、在西戎的中涌,为周穆王驾车、平息徐偃王作乱的造父,为周孝王在、淠渭会合处大养其马、被封为附庸、建邑于秦的非子,得陈宝、伐西戎、初有史纪事的文公,将兵救周有功、始为诸侯国的襄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穆公,任用商鞅变法、实力大增的孝公,还有任用穰侯、白起,拓疆扩土的昭襄王,等等。他们虽然都是秦始皇的祖先,却不是嬴氏的始祖。始祖只能是“始食于嬴,为嬴氏”的伯益,故说莱芜为“伯益初始封地,秦皇第一祖里”,是恰如其分的。(作者单位:莱芜嬴秦文化研究院)
裴姓主要有三大起源,一是源自伯益,伯益有一位支系子孙叫飞廉,他受封于非邑,后来传到周僖王时,他受封于解邑,所以更改了邑为衣,从而形成了裴姓。二是源自秦非子,他的后裔被封于裴乡,子孙以邑为姓。三是源自晋国时期的地名叫做裴中。
裴姓起源和来历 1. 源自伯益
关于裴姓的起源争议比较多,各种史书的说法也不一,按照《名贤氏族》记载可知,伯益的后代叫做飞廉,他的子孙受封于非邑,不过这个非字是上非下邑的结构,后来等到周僖王在位时期,也就是飞廉的第六代孙被封于解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临猗,被称为解邑君,最终他为了表示自己已经脱离非邑,所以就将上非下邑的姓氏改为了上非下衣,也就形成了现在的裴姓。
2. 源自非子
不过按照《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可知,秦非子的孙子被周孝王赐封于裴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闻喜县裴城,而他也最终被赐封为?裴乡侯?,后来也有人称他为裴君,于是他的后世子孙也就以邑为姓,最终形成了裴姓氏族的一脉。
3. 源自地名
裴姓与解姓起源和来历一样,其中有部分族人姓氏是源自地名,比如在春秋时期,晋国晋平公就将颛顼的后裔后子针派到裴中地区,在这个地方作首领,最终他的后代也就以裴为姓。
裴姓历史名人 裴姓在百家姓中只能排到197位,所以人口并不是很多,但是裴姓族人在三国之后就出现了不少人才,比如晋朝时期的裴徽、南朝的史学家裴松之,即便是在唐朝时期,裴氏家族中也出现了至少5位宰相,唐明皇在位时期也出现了名人裴光庭,还有被称为太平宰相的裴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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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大禹的父亲鲧说起,鲧是个治水的能人,但毕竟当时的条件有限,所以没有能够成功,后来鲧实在没办法向首领舜交待,他偷偷地跑到天上,偷了一种叫“息壤”的神土下凡,这“息壤”有个神通,就是能够自已生长,据传,只要哪里被水淹了,鲧就在那个地方放一点“息壤”,那里就会重新变成平地。当时的首领舜看到鲧虽然没有治水成功,但也算是想到了一种可行的办法,也就没有因鲧治水不利而责怪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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鲧变成黑熊以后,天下就没有能够治水之人了,但洪水还是一如既往,舜于是找来大禹,要他继承先父遗志,继续治水。禹受命于舜,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治水,在这十三年中,他曾三过家门而不入,也曾化作黑熊劈山开路,期间取了妻子涂山氏,还碰到了传说中见之可做国王的九尾天孤,当然也有了自己的长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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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登位以后,觉得自己功劳很大,领地也很多,所以决定集天下铜铁之器,打造了代表自己治理下九个州的九鼎,这就是传说中的代表天下王权的九鼎,这个九鼎后来经夏商一直传到周。大禹造好九鼎以后,为了炫耀武力,还特意召集天下的诸侯前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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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心里其实是不想传位给别人的,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华,首领们的生活已远比平民百姓的生活过得好太多,大禹想到自己如果传位给别人,自己的儿子们将来就过不上现在这种好日子了,但是禅让制却是自古就留下来的规矩,大禹虽然是首领,却也改变不了。大禹绞尽了脑子,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可以让自己的首领地位能够传位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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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年以后,大禹也像舜一样,死在了巡视天下的路上。大禹死后不久,消息传到了王城,也传到了伯益耳中,伯益于是赶到王城继承帝位,但他一到王城,坐上帝位,却发现自己根本支使不了这些大臣,而天下的百姓也只听从启的。伯益很是气愤,他决定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他召来了自己在东夷的部队,把启抓住并关了起来,同时,他还昭告天下,说帝位是禹帝传给自己的,而启不听从父亲的命令,抢走自己的帝位,现在自己要执行法律,处死不听从舜帝命令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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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启命该当天子,在王臣的监狱里,牢头正是启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小时候,他们两个还一起在河里洗过澡,后来大禹当了天子,启也跟着进了王宫,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牢头偷偷地把启放了出来,要他赶快逃命。启从牢狱里出来以后,自然是没有逃命的,因为大禹已经给他留了后路,王城里的军队只听大禹和启的,别的人根本指挥不了。启于是带着王城的军队,打败了伯益的军队,抓住并杀死了伯益,还杀死了伯益的支持者,继承了帝位。
/f3d3572c11dfa9ec560921de69d0f703908fc1d0?x-bce-process=image/resize,m_lfit,w_450,h_600,limit_1/quality,q_85启继承帝位以后,马上就召开诸侯大会,让诸侯们承认自己的地位,还让诸侯们承认自己帝位只能父传子,子传孙。因为启多年治理天下的威望以及启底下的军队远超其它诸侯,诸侯们只能承认了启制定的世袭制度,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
大禹并不想传位于别人,但迫于传统,只能假传于伯益,然后事先玩弄手段,使得伯益空有继承人的名号,而无治理天下的实权,要是没有大禹的事先安排,启继承帝位的机率几乎为零,不过随着财富的不均,首领地位渐渐贵重,家天下只是迟早的事情,不是夏启,可能就是张三或者李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注:图片来源于网络,史路雨丝原创,史料参考《话说中国历史》,欢迎转发,谢绝转载!)
神荼、郁垒是们信仰最早的门神,除《山梅经》记载外,汉代诸书皆有记载。如《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括地象》中即说:桃都山有颗大桃树,枝干盘曲三千里,树上有一只金鸡,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叫鸣。树下有二神,一个名叫郁,一个名叫垒,均拿着苇索,看守那些不祥之鬼,一旦捉住便杀之。应劭《风俗通义》卷八则称荼与垒是兄弟二人,生性能够捉鬼,他们常在度朔山上的桃树下,检查百鬼,凡发现有祸害人类的就逮之喂虎。于是县老爷常常在腊冬除夕,刻一个桃人拿着苇茭挂在门上,并在门上画一只虎,这都是仿效古人的做法。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如晋葛洪《枕中书》即将郁垒列入道教神谱,称为东方鬼帝之一,其《元始上真众仙记》中亦云:“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遣勇也。”此后,二神一直被人们所信仰,如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用桃木板做门,叫做仙木,画两位神贴在上面,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民间称他们为门神。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引《括地图》称神蒂、郁垒于桃都山大桃树下,为门神。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中还专门有《辩蒂垒》一条,称人们常于正旦书桃符,上刻郁垒、神荼。《北平风俗类征·岁考》亦称:元旦贵戚家悬神荼、郁垒,民间插芝梗、柏叶于户。《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所谓神荼郁垒者,乃《山海经》神话中之人物。……上述最古门神之意,迄今尚未全部遗忘,盖今人仍有书其名于门上者,以代较流行之将军肖像。”可见二神信仰广泛深入民间,祭祀的方法大致为:画二神肖像张贴于门上,用桃木雕刻二神像,挂于门上,用朱砂笔在桃木板上写上二神尊名,挂在门上,并画上道符,不管用哪一种方法,人们都认为可以用来驱鬼辟耶。至于于二神的形象,《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有一幅画,画中即有二神的肖像。二神位于桃树下,坦胸露乳,黑髯虬须,眉发耸互,头生两角,手执桃木剑与苇索,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难怪鬼见了都害怕。
唐代,又出现了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辟鬼。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崇恶。”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著黑朝鞋,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一副威风凛凛,正气凛然的模样。据说他捉鬼的本领及威望要比神蒂、郁垒高得多。至于其来历,据《补笔谈》卷三、《天中记》卷四、《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等书记载,钟馗原来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即才华出众,唐武德(618— 627年)中赴长安参加武举考试,仅因为相貌丑陋没有中举,于是恼羞成怒撞死在殿阶上,唐高祖听说后特别赐给红官袍予以安葬。后来唐玄宗偶患脾病,请了许多医生救牿,效果不佳,宫廷上上下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唐玄宗睡着后,忽然梦见一小鬼偷窃宫中财物沿着殿墙边逃跑,唐玄宗急忙喊叫捉拿,只见一位相貌魁伟的大丈夫跑上殿来,捉住小鬼,刳目而吃之。玄宗问他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是“武举不中进士钟馗”。唐玄宗醒来后,第二天病就好了,于是请来画匠吴道子将钟馗的像画了下来,所画之像与玄宗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玄宗大悦,将之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祛恶逐鬼的判官,于是钟馗便成了道教驱鬼捉鬼的神将。
此外,钟馗在民间亦广为流传,民间流传有钟馗嫁妹、钟馗捉鬼、钟馗夜猎的故事。
秦琼、尉迟恭是门神中的武门神,大约元代以后,才祀之为门神,然二人确为唐人。据明《正统道藏》中的《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及《历代神仙通鉴》等记载,二门神为唐代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尉迟敬德)二将军。相传唐太宗身体不太好,寝宫门外有恶鬼耶魅号叫,六院三宫,夜无宁日。于是太宗将全部情况告诉众大臣,秦叔宝上奏说:“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戎装以伺。”太宗准奏,夜晚让二人立于宫门两侧,一夜果然平安无事。太宗嘉奖二人后,觉得整夜让二人守于宫门,实在辛苦,于是命画工画二人像,全装怒发,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一如平时,悬挂在两扇宫门上,从此耶祟得以平息。直到元代人们才沿袭这种做法,奉二人为门神。此前曾有过类似的记载,不过均未说明是此二人,如南宋佚名氏《枫窗小椟》曰:“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宋赵与时《宾退录》云:“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直到明清以后,书中记载才明确为秦琼尉迟恭二人,如清顾禄《清嘉录·门神》中云:“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今世惜相沿,正月元旦,或画文臣,或书神蒂郁垒,或画武将,以为唐太宗寝疾,令尉迟恭秦琼守门,疾连愈。”另据今人张振华常华《中国岁时节令礼俗》记载:“贴门神,历史悠久园地方不同,时代不同贴用的也不同。北京多用白脸儿的秦叔宝和黑脸儿的尉迟敬德。至今仍有住户这样做,以祈人安年丰。”表明二神从受祀岍,至今仍然被人们所祀奉。
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殷代天子祭五祀,门既为其一,周代祭五祀于宫「门」- 每日每时必经之处, 自然加以重视,祭祀对于门神以形像化及人格化。相传为天神,奉黄帝之命统辖人间鬼怪。故逢农历十二月三十晚,用桃木雕两神置大门两边,以御鬼怪,消灾难。后画两神像于门上。逐为门神。
门神,传说是能捉鬼的神茶郁垒。
门神在汉朝时有三位,一位是成庆,另二位是神茶及郁垒。至唐太宗时,命画工画秦叔宝、尉迟恭二形象于宫掖左右,永为门神,而民间取为镇邪之用。见《谈征引风俗通》。宋元之后,民间的门神更是变化,多得不可胜数。其中较为流传有秦叔宝和尉迟恭,温硚,岳飞,赵云,孙矉,庞涓等古代忠臣名将为代表。武将战绩显赫,更能镇鬼驱邪,无法越过门栏,家户更加安全。 也有天官(喜神)、刘海(小财神)等。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引《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南朝·梁·宗憬《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萘,右郁垒,俗谓门神。”然而,真正史书记载的门神,却不是神茶、郁垒,而是古代的一个勇士叫做成庆的。在班固的《汉书·广川王传》中记载:广川王(去疾)的殿门上曾画有古勇士成庆的画像,短衣大裤长剑。到了唐代,门神的位置便被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所取代。
《西游记》中叙述就更加详细于:径河龙王为了和一个算卜先生打赌,结果犯厂夭条,罪该问斩。玉帝任命魏征为监斩官。径河龙王为求活命,向唐太宗求情。太宗答应了,到了斩龙的那个时辰,便宣召魏征与之对奕。没想到魏征下着下着,打了一个脯儿,就魂灵升天,将龙王斩了。龙王抱怨太宗言而无信,日夜在宫外呼号讨命。太宗告知群臣,大将秦叔宝贵道: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待。太宗应允。那一夜果然无事。太宗因不忍二将辛苦,遂命巧手丹青,画二将真容,贴于门上。后代人相沿下来,于是,这两员大将便成为千家万户的守门神了。在今天潮汕一些旧式门楼的两扇大门上,我们还可以见到神茶、郁垒或者两员雄赳赳的战将,形象似乎一样,但是仔细观察,其中一位手执钢鞭,另一位手执铁锏。执鞭者是尉迟敬德,执锏者是秦琼。
唐太宗怎么让秦琼和尉迟恭成了门神?
全国各地民宅多有门神,北京作为首善文化之区则为更甚。门神是我国,也是北京市民俗中最多信仰的神祗之一,其历史之久,流传之广,种类之多在民间诸神中是最为突出的。仅将北京旧时傲立于千家万户大门上的门神书录于后。
新春伊始,第一件事便是贴门神、对联。每当大年三十日(或二十九),家家户户都纷纷上街购买春联,有雅兴者自己也铺纸泼墨挥春,将宅子里里外外的门户装点一新。
门神,传说是能捉鬼的神茶郁垒。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引《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南朝·梁·宗憬《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萘,右郁垄,俗谓门神。”然而,真正史书记载的门神,却不是神茶、郁 垄,而是古代的一个勇士叫做成庆的。在班固的《汉书·广川王传》中记载:广川王(去疾)的殿门上曾画有古勇士成庆的画像,短衣大裤长剑。到了唐代,门神的位置便被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所取代。
《西游记》中叙述就更加详细于:径河龙王为了和一个算卜先生打赌,结果犯了天条,罪该问斩。玉帝任命魏征为监斩官。径河龙王为求活命,向唐太宗求情。太宗答应了,到了斩龙的那个时辰,便宣召魏征与之对奕。没想到魏征下着下着,打了一个盹儿,就魂灵升天,将龙王斩了。龙王抱怨太宗言而无信,日夜在宫外呼号讨命。太宗告知群臣,大将秦叔宝道: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待。太宗应允。那一夜果然无事。太宗因不忍二将辛苦,遂命巧手丹青,画二将真容,贴于门上。后代人相沿下来,于是,这两员大将便成为千家万户的守门神了。在今天潮汕一些旧式门楼的两扇大门上,我们还可以见到神茶、郁垒或者两员雄赳赳的战将,形象似乎一样,但是仔细观察,其中一位手执钢鞭,另一位手执铁锏。执鞭者是尉迟敬德,执锏者是秦琼。
一、捉鬼门神门神多为神荼和郁垒,金鸡和老虎。传说桃郁都山有大桃树,盘屈3000里。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禽奇之属。乃将旦,日照金鸡,鸡则大鸣。于是天下众鸡悉从而鸣,金鸡飞下,食诸恶鬼,鬼畏惧金鸡,皆走之,天下遂安。更有说者,郁垒二神捉到鬼后,缚以苇索,执以饴虎。北京人旧时在腊月二十三日后,便贴门神、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上,门左右置 二灯,象征虎眼,以祛不祥、镇邪驱鬼。
二、祈福门神 这种门神并非门户的保护者,专为祈福而用,中心人物为赐福天官。也有刘海戏金蟾,招财童子小财神。供奉、张贴者的家庭多为商界人物,希望从祈福门神那儿得到功名利禄、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皆取其各、以迎祥祉。
三、 道界门神 北京民宅多不张贴,但在京道观中有之,山门两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
四、 武将门神武将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上,为了镇住恶魔或灾星从大门外进入,故所供的门神多手持兵器。如: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铛棍槊棒、拐子、流星等。北京居民院门口的武将门神多为唐代名将秦琼与尉迟恭。秦琼又名秦叔宝,山东历城人,武艺高强,人称:赛专诸,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尉迟恭,隋唐大将,武艺高强,日占三城,夜夺八寨,功累封鄂国公。秦、尉迟二将帮助李世民打下天下建立大唐后,被封为开国元勋为什么会充当民间的门神呢?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降瓦岗、扫窦建德、镇杜伏威等起义军,其间杀人无数。既位后,身体极差,夜间梦寐不宁,多做恶梦,常见崇魔在寝殿内外抛砖扔瓦,鬼魅呼叫,使前后殿宇,36宫,72院夜无宁静,李世民惧之,告诉群臣,然宫内殿外上下都全然不知,仅唐太宗李世民一君有感而日夜恐惧。月余后,太宗终受不住恶鬼的折磨,召众将群臣商议。众将提出让元帅秦琼与大将军尉迟恭二人每夜披甲持械守卫门于宫门两旁。是夜,果然无事,太宗和朝廷上下文武官员齐声喝彩。然久而久之,太宗念秦琼,尉迟恭二将日夜辛劳,便让宫中画匠绘制二将之戎装像,怒目发威,手持鞭锏,悬挂于宫门两旁。此后邪崇全消。后世沿袭此法,遂将二将永做门神而使他们在民间得以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威望最高、普及性最强、贫富皆爱的门神,至今长盛不衰。
秦琼与尉迟恭二门神的神像在北京的民宅中,其样式也最多,有坐式、有立式、有披袍式、有贯甲式、有步战、有骑马、有舞单鞭双锏、有执金爪,但绝无手持弓箭之象。持弓箭的门神只有大唐开国元勋神箭手谢映登和金兰之友温侯后裔王伯当二神像。宗末明初,又出现梁山伯好汉小温侯吕方和赛仁贵郭盛。
因为门联与门神都贴在门之左右,于是在秦琼与尉迟恭两位门神的左右,添上了一副对联:“昔为开国将,今作镇宅神”,因以歌颂这对大唐开国元勋和人们喜爱供奉的门神。
明清至民国期间的武将门神在全国各地各有不同,和北京民居中的门神在人物上是有区别的。如河南人所供奉的门神为三国时期蜀国的赵云和马超。河北人供奉的门神是马超,马岱哥俩,冀西北则供奉薛仁贵和盖苏。陕西人供奉孙膑和庞涓,黄三太和杨香武。而汉中一带张贴的多是孟良,焦赞这两条莽汉子。
北京民居中供奉的除秦琼,尉迟恭外,还有《水浒传》里的解珍、解宝、吕方、郭盛。因为北京的院落较大,占地面积往往延至后面的胡同。所以,在北京的住宅里,还有一种专贴在后门的门神。不过北京民居的后门门神只贴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后门一般多为单扇门。贴谁呢?多为捉鬼神钟馗和大唐丞相魏征。钟馗是捉鬼神,可谓人人皆知,而魏征之所以成为后门门神也有文字记载。小说《西游记》中说:唐丞相魏征斩了泾河老龙王之后,老龙王的鬼魂自觉委屈,便每夜进入内宫找唐太宗李世民索命。无奈宫门外有秦琼,尉迟恭二将把守,老龙王冤魂自不敢从双锏双鞭下走过,便转至皇宫的后宰门,砸砖碎瓦。由于秦琼和尉迟恭已在前门,故丞相魏征只好亲自持诛龙宝剑夜守后宰门,时间一长,老龙王的冤魂渐渐地衰落下去,魏征手中那把诛龙宝剑便不再呈高扬之状而垂立一侧了。魏征在隋唐演义中本是一文臣,最早在潞城县二贤庄三清观内当道长,后被民间奉为门神后,其像也仗剑怒目,一派英武气概。
因为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和元明清数朝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所以全国各地的文人、商贾、官宦、旅游者纷纷来到北京,与他们的同时,他们家乡的门神也随至而到,以神佑他们平安。所以,在北京民宅的大门上,各地门神应有尽有。如:燃灯道人、赵公明,东汉的姚期、马武,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最可爱的是京北密云一带供奉的门神竟是夫妻二人-杨宗保与穆桂英。总之北京住宅院中所贴的门神多取自中国古典名著中的英雄好汉,这些武艺出众、仗义疏财、精忠报国的英雄,妇孺皆知,影响面广,备受民间的崇拜。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门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世上本来没有神,所谓神都是由人们对所敬仰的历史人物,或对古代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神化了的原故。门神的来历,大致也是如此。
我国旧俗,门上贴的神像初为钟馗、神荼、郁垒。古传此神长相凶恶,能持械镇妖,保护门庭。到了唐代,便以秦琼和尉迟恭画像作为门神,也有的敬温、岳二元帅。
到明清时代,人们迷信,以为逢“武”都可避邪,就把古来历代武将,均列为门神画像了。如萧何与韩信、关羽与张飞、程咬金与史大奈、鲁智深与李逵、武松与林冲、郑成功与戚继光……,均对对相印,贴上门去。
门神,在民间是受到广泛信仰的。但是对于门神的理解,则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钟馗,有的说是神荼、郁垒,有的说是泰琼、尉迟恭,有的说是温、岳元帅等等。也有的干脆说门神就是门神,单画勇士于门即可,不必实有其人。其实我们根据时代的不同,功用的差别,对这些五花八门的神,做一番具体分析,门神的具体面貌,是可以搞清楚的。
古代祀典中本有五祀(又说有七祀),所祀的都是小神。究其本源,乃原始的自然崇拜。原始的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五祀所奉供的,都是对人们居处、出入、饮食有用的事物,故祭之以乱报德。这是门神观念的最早来源。有的说门神阴气之神,或谓其居人间司察小过,以做谴告,则是门神职能社会化以后的事了。这种观念汉晋时较为流行。《玉烛宝典》及《荆楚发时记》等古书记载,尚是这种信仰的遗风。以后五祀仅作为国家祀典中的一部分仪式,民间所信仰的门神、灶神等,已与其原始形态风马牛不相及了。
古代门神的另一种职能,是驱鬼避邪,保障国家平安。这种门神,据说始于神荼、郁垒的称呼,有种种说法,我们且沿用习惯的说法,仍称之为神茶、郁垒。他们本是神话人物,汉代民间颇为流行,认为他们有捉魄力的神通。因为他们平时在度塑山大桃树下,所以人们于除夕时,悬挂挑人、苇索(二神用缚鬼),门上画二神和虎(二神执鬼以食虎)的形象,用此方法来驱鬼辟邪。
这种风俗以后均化为悬挑符驱邪,守卫房门的责任,自唐以后,逐渐移交给钟馗和武士门神。但宫廷、贵族家庭沿用除夕悬挂神荼、郁垒像的习俗,一直到清代。而民间武士的画像上,也常标有神荼、郁垒的名字,少数地方的人们,甚至不贴流行门神的肖像,而在门上书神荼、郁垒的名字,显示出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
钟馗捉鬼的故事,在中国民间赫赫有名。中国民间自有在门户悬挂神怪之物,恐吓妖魔,驱鬼辟邪的习俗,神荼、郁垒由于会捉鬼喂虎,而被奉为门神,就是一例。又如《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川人家,收得一千蟹,士人饰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的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由此可以看出古人造神的心理。直至唐玄宗时形貌狰狞古怪、能劈吃小鬼的钟馗问世以后,迅速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久人们就绘其像,贴于门上,壁上。取代了神荼、郁垒门神地位。明凌支翰《题钟馗图》:“终南进士倔然起,带来蓝袍靴露趾。手掣硬黄书一纸,若曰上帝赐尔祉。……颐指守门荼与垒,青放狐狸九尾。”
前人对钟馗的来历,曾作过详细的考证。中国古代曾称一种棒槌为终葵。古人在举行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时,总要挥舞终葵。久而久之,它成为驱鬼的象征,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辟邪的神通。自魏晋以至隋唐,常以钟(与终音同)葵为名、字,如北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葵或作馗,亦同音字。唐代文人有作游戏文章之习,遂有虚构的钟馗故事出现(这个故事见于《唐逸史》、《补笔谈》。故事虽然出于虚构――以钟馗唐初落弟举子,开元中在梦中唐玄宗捉鬼。但钟馗为捉鬼图的流行,确在玄宗世,而且相传为吴道子所作。从此这个故事,不胫而走,从宫禁到民间广为流传。道教也称为它祛邪判官,说它和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是混沌初分时黑白二蝙蝠所化。(《历代神仙通鉴》)自唐末以来,多于除夕夜悬钟馗像于门。但近代,有的地方改在五月初五端午节,且常悬于堂屋中,门神则多半改用武士画像了。
门神像画武士,或出于小说家言。然据《汉书》,西汉时已有图绘勇士于殿门的作法,但不能确定其作用是否与门神相当。不过汉代的壁画、门画,往往既有装饰意义,也有神化和迷信意义。到了宋代,除了神荼、郁垒、钟馗之外,也常有画武士为门神的。如《枫窗小牍》等,说宋靖康以前,汴中门神从番样,戴虎头盔。《宾退录》也说除夕用镇康将军二人,甲胄装。《夷坚志》所类似这样。惟当时所画公象武士,并未以人实之。元明以后,始出现秦、尉迟二将军,温、岳二元帅等称呼。
武士门神中,在近代流传最广的是秦琼、尉迟恭二位名将。关于他们充当门神的故事,始见于《西游记》。但《西游记》中的许多事情皆源自元代、明初的话本和民间传说。即如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一节,明初的《永乐大典》,所收话本已有类似描写。
所以我们推测民间以秦、尉迟二将为门神的信仰的形式,当早于明代。近代的门神画像,大多为这两位将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载:门神乃是唐朝秦叔宝、尉迟敬德二将军也。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叫,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不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里无惊。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太守命画工图二人之形象全装,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邪崇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
有的地方门神,供奉温、岳二神。这种信仰主要流行于苏州一带。岳即指岳飞,温,有的说即指晋之温峤。有的说东岳有温将军,也称温元帅,不知二者哪个为准。
青龙白虎神,还是一种特殊的门神,专用于庙宇、道观、山门。道观本有以青龙白虎为护卫神的说法。
这些所谓门神人物,都是小说《孙宠演义》、《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封神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因而受到民间的崇信。由此也可以看到,小说对于民众的心理影响。中国信仰的神,有不少是小说塑造出来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对于门神的要求,已不仅是辟邪免灾,还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功名利禄等。至迟在明代,武士门神像上,已常添画“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皆取美名,以迎祥址”。以后更取消门神的祛邪义务,专事祈福的,于是民间形成天官、状元、福禄寿星、和合、财神等为门神的风气。
解放后,人们科学意识增强,迷信意识淡薄,有些地方,便把刘胡兰与赵一曼、董存瑞与黄继光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民族英雄的画像、逢年过节,贴在大门上。这样以来,门神便不为门神,而演变为门画儿了。
如今,门画儿的张贴内容,更为广泛。如彩绘福寿图、五谷丰登图,六畜兴旺图、工农建设图、儿童欢乐图、火箭腾空图、十帅跃马图、拥政爱民图、军民联欢图等。
现在过春节,在民户大门,还有不少张贴神荼、郁垒,秦琼与尉迟恭门神像和历代武将画像的,但与古时相比,其意义截然不同了,古贴门像,为敬神、拜佛、求福祈祷平安。今贴门像,表达的是对平安、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第一个以武将为体材的门神是直接印在门上的。那是西汉时代,一位王爷患病,想快些好,命人在殿门上画了一位勇士像,勇士的名字叫成庆。意思是籍武士的威风,驱走病魔,可是民间对他并不了解,老百姓便从熟知的古老神话中选择并确定自己的门神---两位上受黄帝信任,下对恶魔毫不留情的勇士,哥哥叫神荼,弟弟叫郁垒,左门扇上画神荼,右门扇上画郁垒,他们身披铠甲,手持青铜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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