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作为汉族君主，他是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的

朱元璋作为汉族君主，他是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的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绝对是能数得着厉害角色。

最厉害之处，出身草根，从开局一个碗，却跻身青云，在南京称帝。

然后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和驭下之术，建立享国近三百年的明朝。

就连毛泽东也对朱元璋赞不绝口：“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朱元璋从南到北，一路北伐，打下元大都，夺下燕云十六州，把元顺帝赶回了草原，完成汉族的再统一。

可以说，他重塑宋朝以来汉人的形象，一雪崖山海战之耻，挽回了汉族衰败的颓势。

不仅如此，他作为汉族君主，在治理少数民族这方面，也可圈可点。

相比起前朝元朝，明朝比较和睦的民族关系远远胜过元朝硝烟味的紧张相处。

那么，他是怎么在没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前提下，管好这一个个彪悍的民族呢?

走向灭亡的蒙元

“没有一点儿漏洞，透不出一点空气;没有一点儿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诉说历史都是犯法;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是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整个就是一滩死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活动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整个的在腐烂在变质在发臭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

这是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描述蒙古是怎么统治中国的。

确实，充满着血腥的元末，用这样的句子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元政府看来，蒙古人比别的民族地位更高。

此时的汉人不得持寸铁，保存弓矢;官员入仕“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甚至有“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想法，想将汉人赶去畜牧。

无助的汉人哭诉：“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奉使是元朝政府派去各地巡查的钦差大臣，他们本来应该是“黜陟幽明，问民疾苦”，却是个“脂韦贪浊，多非其人”的脑满肥肠模样。

他们搜扣民脂，勒索百姓，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正是元政府的暴行与汉人对元政府的反抗，让朱元璋初步了解了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也帮助他找到推翻元王朝及处理民族问题的合理方法。

先提刀再说礼

建立明朝初期，此时的明政府尚未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北元蒙古贵族连连反击，不愿接受明朝招抚。

而暂居明辖地的蒙古人则忧心不已，深恐朱元璋也要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

朱元璋一开始在《北伐檄文》中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存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其中杂糅了华夷之辩及大汉族主义，他确实注重军事上的征讨，力求“以威服之”。

但他也在《北伐檄文》中反映了自己彬彬有礼的一面：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他诫告将士在征战途中：“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违者“必罚无赦”。

他这种华夷同体、不分轩的的民族政策，消除了一些蒙古、色目人的抵抗、畏怯心理，缓和矛盾，为分化瓦解敌人政权、统一全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赢得良好社会舆论，巩固新政权。

同时，朱元璋厚待元宗室。

洪武三年，左副将李文忠献上俘虏元顺帝嫡孙买的哩八剌和他的后妃们。

朱元璋却说：

“元人虽然出身夷狄，入主中原百年之内，也是生机旺盛，家给人足，朕祖上也享受了这份太平，虽然古有献俘之礼，我却是不忍对他们这么遭受磋磨，快让他们穿上本朝俗衣，赐汉族衣冠，来谢复我吧!”

对于暂居辖地的元人，他也没有卸磨杀驴。朱元璋厚赠礼、多擢用。

他对使臣说：“推诚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对于现在归附的元人，他就应该妥善安置，恳切对待。

他尊重蒙古人的民俗习惯，“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又宣布元人“皆吾子”，让他们同汉人通婚，两方同意后自愿嫁娶。

相比起雄踞中原的元人，朱元璋注重的“以威服之”并没有起到更大作用。

相反，是朱元璋“以德怀人”的政策，给予北元贵族优待，使不少元宗戚将领归降，大大加速了北元势力衰败。

而朱元璋注意到这一点，也为他施展伟略管理南方少数民族积攒经验。

l “威德兼施”

在元朝，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被视为“南人(第四等人)”，地位十分低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朱元璋以抗元为己任，派兵深入南方消灭敌对武装，借此招抚当地少数民族。

南方，在中国古代是南蛮之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在少数民族多居住的山区还有着天然瘴气。

这里的环境较为恶劣，民风也十分彪悍，宗族械斗层出不穷。若没有真正笼络好这些当地人，那么朱元璋进一步的管理全国将是一句空话。

那朱元璋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很好的原则：以实用为主。

这就说明朱元璋解决问题是动态的，依问题而定策略。

当时有人认为就该像对付元人那样，出兵征服，而朱元璋却认为：“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应当“扶之安静，谕之道理”。

因为南方少数民族与元人不一样，当时，元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如矛盾相向，不可调和，而南方则和汉人立场天然接近，自然不必用对付元人的方法对付南方。

在政治上，朱元璋总体上采用以夷治夷的土司制。

利用本地人治理本地的老方法，为朱元璋瓦解元统治，争取少数民族归附，加强对南方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还考虑到土司割据的发展对中央集权的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除录用归附的元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头目担任土官外，他还在要塞设立卫所，驻扎军队，派遣流官，土流共治。

这种方法既稳定了少数民族个人当家作主的心，又加强了对地方的管辖，同时促进了双方交流。

当时，贵州都督马晔在彝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是采取了过激的方法，他借事羞辱拷打当地土司奢香夫人，却导致彝族“怒，欲反”。

事态危急，朱元璋马上命水东土司刘淑贞“止之，助诉京师”，劝慰奢香。

奢香来朝控诉罪状，并表示“愿意开发边疆土地，世世代代保护边境。”

朱元璋对待这些土司，确实是做到了“扶之安静，待之诚意，谕之道理”，他也得到奢香夫人开边境，设九驿，输余粮的感激。

在经济上，朱元璋主张“因俗而治”，宽裕治民。

在山高水寒的西南地区，他体恤民情，宽减税额：贵州地区遭遇天灾，连年，朱元璋命宽减赋税，甚至免交，而且缴税也让缴纳当地土特产品，不增加人民负担。

在基础较差的广西、云南等地，兴修水利、修路设驿，做到“浚而广之，无复水患”“六十里为一驿”。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大量的驻军屯田，同时要求酋长们入京互市，传播了科学文化和生产工具，推动了当地经济、农业的巨大发展，也促进双方的交流，增进关系。

而比上文两方面更重要的是教育，相比起汉族士大夫常有的“夷狄禽兽，不可通教”的观点，朱元璋则认为少数民族同样能被教化，“能遵声教”。

朱元璋在全国郡县皆立学校。

当时广西的民族都归附于明，大臣建议将其迁入内地。

而朱元璋觉得这些人尚未知礼仪，应该在重兵镇守下对他们实行教育，让他们知道是非后，就不必劳民伤财地迁徙了。

朱元璋的教化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让土官子弟到京师国子监受训导;二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设立儒学。

一时出现盛况：“庠声序音，重规叠矩”。

文教政策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进步，也培养了人才，知礼仪的少数民族也规规矩矩地与汉民一起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

华夷无间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注重“威德兼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优厚待遇来招抚，在两方发生冲突时，先招抚，不能达成目的后，再亮出爪牙。

这就是他具有仁厚思想，德治为主的民族政策。

这样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少民聚集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也加快消除民族差异，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也为朱元璋统一全国。

将离开中国数百年之久，甚至建立政权的西南之地重新纳入了版图，并移民实边，成为中华版图的主体，其功不可没，否则我们今天去云南旅行都要办理护照。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优秀解答，也为今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毕竟民族融合、消除差别才是国家安稳的长治久安之策，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

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可算是一有作为皇帝了。

他定都金陵，在扩张中逐步建立起以汉人为参与主体的领导上层组织，使得很多不得志的汉族知识分子得以步入宦途；在根本操控长江以南区域后，其又出兵扫荡元朝在华夏的实力，克复了燕云十六州，一雪过往汉民族的“失地之恨”；他还废除了原先蒙古人所建立的轻视汉人的“四等人制”，使得汉人重新得到平等的对待。

通过这些，有人得出一个定论——朱元璋为一汉民族主义者。但是在笔者看来，此观念是极端片面的。

朱元璋的对手首要是汉族割据实力

朱元璋由一皇觉寺出家的小和尚参与白莲教领导的起义师时，其初衷并未涉及到“推翻蒙元”那样的雄伟宏愿，而仅仅是因为参与起义师的发小给其所写函件遭走漏，其忧虑官府追捕才参与义师，但其却能很快凭借着长期漂泊江湖所积累的社会经历从起义师中锋芒毕露，逐步独立于原先义师系统而别出心裁，然后拉开了其政治生计的序幕。

那么问题来了，其面对的首要敌人便应当是蒙元政府军。但事实上，其所面对的首要敌人却恰恰是同为“汉人”的当地割据军阀实力，而真实同蒙元政府的直接对立，却已经是操控大半个我国后的事。

蒙元政权因其本族人数量之少，使其在操控我国过程中不得不很多招募汉人从军来操控当地，但即使如此，其力所能及的操控区域仍是较为有限的。在红巾军起事后不久，起义师的实力便扩张到直隶区域（今河北一带），极大的震动了元政府，但也使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面对元朝戎行的主力的层层包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是刘福通等的尽力招引了元军的主力，然后直接的为朱元璋扫平群雄赢得了时刻，而元军主力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又频频堕入内讧，使朱元璋得以愈加顺畅的进行扫荡群雄的工作。而称朱元璋活跃反抗蒙元的民族压迫，显然是与其实践作为毫无相关了。

对待蒙元旧部宽柔

在推翻元政权操控后，其在对待前蒙元政权的情绪上反而变得愈加的“谨慎与稳健”。在得知占领元大都的音讯后，其当即传旨“要注重对蒙元旧臣的拉拢与保护”，并保留了一部分元廷旧臣的职位以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举办庆功大典前，其又专门照顾故元旧臣不要到会，再一次反映了其对儒家所建议的“一臣不事二主”理念的信守与保护；在其听到有大臣抨击蒙元政权无能漆黑时，其又加以劝止并宣称“咱们的祖辈皆赖其所养，没有他（元朝）怎能有咱们的今日”。可见得朱元璋关于蒙元的情绪仍是比较客观的。

因而，与其说朱元璋为一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多的为一实干的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更多的是一种以自我民族为优的感爱取向上的定位，而一成功的政治家显然是不会遭到“民族尊卑论”这么理性化取向的操控与捆绑的，朱元璋的成功之道也便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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