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东西两晋士大夫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的几百年间,由于政权跌宕,整个社会陷入了战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泥潭。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其中两晋士风差异尤为明显。在两晋间,士大夫之人生态度经历了从东晋士人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心态到西晋士人纵欲享乐的玄学心态的转变。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晋宦官外戚专权严重,大一统面临崩溃,士大夫在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怀报国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纲。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至西晋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败加剧了对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临大爆发,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已不再眷恋。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形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权腐败之因,又是儒学暂时下台和玄学在西晋广泛传播的结果。
一、两晋朝廷腐败,士人得不到重视,转而走向享乐和放纵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说:“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逐渐崩溃的政权之下,士大夫坚守自身品德,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心态。
然而,注定无法施展抱负使两晋士人只能立足自身,看自己看得久了,也从东晋的“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西晋之自私自利、纵情享乐的奢靡之风。
1、政治理想的破灭引发了物欲纵横、自私自利的士风
此时士人之一种重要心态,便是嗜利如命,不论是爱财聚敛而挥霍纵欲,还是爱财聚敛而守财吝啬,都同样表现出来一种毫不掩饰的坦然心态,它与潇洒风姿、与纵酒傲诞、与谈玄说理,具有同等的意义。整个社会的思潮已经由任自然发展到情欲物欲恶性膨胀的程度。
而另一种士人心态则是自私求全。集潇洒风流与浓重机心于一身,这才是晋人的历史真实的面貌。士之自全心理表现于行为上是不应知世务,在职而不尽责,于牵涉个人安危之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
生活上,则是求放任以自适,于潇洒风流或纵欲放诞中享受生之乐趣。此时士人心态之另一特色,便是求纵情以自适和求名。求纵情以自适,是从放诞生活中得到感情欲望的满足。正始士人纵欲任情,主要表现在纵酒,不拘礼法,如居丧饮酒食肉,等等。个别人如阮籍、刘伶,脱衣裸形以求享乐。
2、朝纲紊乱使士人眼光转向山水,好求虚名
西晋的纵欲之风更甚。西晋士人的另一心态,便是强烈的求名心理。求名之一方式,便是清谈。西晋清谈,已与正始谈玄有别。正始谈玄,主要目的,在于玄学义理的探讨,而西晋清淡,除义理探讨外,已逐渐转向审美。
清谈重声调抑扬,重旨远,注意修辞,可以看作是西晋清谈对正式正式清谈的一种发展,一种朝着审美方向的发展。
山水审美的契入,士人享乐生活与人物品评中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为此时土人的心态和人格描绘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既高雅又庸俗,是高雅与庸俗的怪异的统一。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
他们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知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出世,是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入世,是寻找物质上的满足。
二、儒学颓败、玄学兴起——士人心态由心系国家到自私自利
东晋时期,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仍是社会的主流。当时虽有以“狂放恣肆、雄浑刚健”著称的魏晋风骨,比前代儒家士人多了一股“洒脱气”,但东晋士人仍遵从以儒家礼义塑造人格的传统要求。东晋士人重忠孝仁义,在世风流弊之时固守儒学内涵。
但在东汉末年到东晋年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经学中衰,儒学僵化的思想模式也慢慢地松动了。儒学权威地位下降的同时,诸子思想便重新活跃起来,社会上论定是非的标准多样化了,事实已不存在忠不忠的问题,有用便是正确。
经学的束缚解除,儒家的道德准则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士人由传统的“儒家君子”变为讲求个体自由的“闲散”士人。
1、只有放纵才能暂时忘却人生苦闷
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最初出现的是追求名士风流。随着人物品评的出现,名士风流成了士人的一种理想风度,名士高标标致标致,怡情自适,为世所仰慕。
此时更多的士人是任情放纵,儒家伦理道德准则既已失去约束力,自我便发展起来。但是士人的纵乐中却还包含有对于人生的深切眷恋和对于人性的体认。
但是,当自我觉醒,体认到生之可贵的时候,却同时也是战乱不断,人命危浅的时期。于是生的欢乐便伴随着人生短促的悲哀,在纵乐的时候便常常弥漫一种一种一种浓重的悲凉情思。
随着山林享乐这一生活风尚的流行,纵情山水的士人便学会以歌舞、美酒助兴。现实的痛苦加剧了他们的放纵,山林就像一道隔开现实痛苦的屏障,西晋士人在鸟鸣山涧之间,不惜放纵饮酒享乐,来抓住人生的片刻幸福。只有以这种强烈、狂放、夸张的形式,才能暂且忘却家国颓散的时代悲哀。
2、玄学兴起,主张“享乐”就是“养生”
西晋时儒学已从神坛跌落下来,士人们既不谈儒学,也不践儒学,取而代之的是玄学的大兴。玄学讲究养生和享受人生逸趣,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宣扬“享受即养生”的思想,深受西晋士人追崇。
向秀主张顺欲养生。向秀的观点可代表重生活重情欲一派的养生观,这一派把生活的快乐看得比生命的存在本身更重要,结论是生不需养,长寿乃天生。
嵇康主张节欲以养生,节欲之要,在喜怒无动于衷,即主张内心去欲,不让情欲发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自我因而贵生命的思想,放弃了宏大的理想,回到此刻人生的欢愉。
3、纵酒享乐,以忘哀愁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到西晋这个政权没落之交,人们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更是前所未有地煎熬着内心。儒家的利益纲常已经无法拯救社会秩序的颓败,士人饮酒纵乐蔚然成风。
两晋之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司马氏篡夺曹魏的国祚,对士人采取恐怖的政策,他们惶恐不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于是拼命喝酒,醉生梦死,以酒避祸。
嵇康阮籍、竹林七贤,均是饮酒嗜酒之人。生于大道灭绝的时代,士人力量衰微,无力和司马氏政权抗衡,却也不愿当司马氏的犬牙走狗,背叛国道。这种矛盾和恐惧的心里,只能通过纵酒来暂时忘却。
4、西晋士人用玄学的人生观作为保护伞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最惊世骇俗的话是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虚伪、放荡的政权的自我反抗。
这样的执着的反抗让他和当时的司马氏政权彻底对立起来,其他有道德、有良知的士人也是如此。但和统治者抗争的结果不会好受,对政权的反抗使西晋士人在世俗社会中无处立足,只有玄学能容纳他们。
玄学理论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但是以往的玄学家还没能把这个返归自然的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把它变为一种人生观的是嵇康。这样一个玄学人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
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责任的问题,注定为社会所摈弃。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而感动人心,而因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而告终。
三、总结
西晋士人留给后人的奢靡名声,也是玄学大兴的必然悲剧:玄学注定只是主观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客观的现实。从思想上说,这些士人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
在时代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享乐奢靡的人生非放纵也,乃片刻安慰也。
参考文献:
《魏晋风度》
《与山巨源绝交书》
《玄学之兴》
算不算一个朝代主要看皇室的传承吧,再一个看制度人民认同等的延续性。西周和东周是延续下来的,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翌年(即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因此西周和东周是一个朝代,只是迁都是一个周代由盛到衰再也无力控制诸侯各国的标志。
西汉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建都长安(今西安附近),东汉是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各地起义反抗王莽新政权,这一过程中,南阳汉宗室刘秀(即光武帝)建立的,建都洛阳。由于长安在西,洛阳在东,因此刘邦建立的前汉被成为西汉,刘秀建立的后汉被成为东汉。从实际王室传承来说后汉已经与前汉不是一个朝代,但是汉朝的大义仍然被人认同,而且他们制度等方面连续性较强,时间上相隔不远,所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时间段来说。
西晋(265年—316年),由晋武帝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八王之乱后西晋内部混乱衰弱,外族趁机入侵。石勒的前赵最后灭亡了西晋。这时候由西晋皇室后裔司马睿在南方建立起来新的政权,史称东晋。其王室算是一脉相承,但是由于统治地域远远不同等原因,东晋只是偏安于东南部的一个地方政权。一般不把西晋和东晋看做同一时代。其实西晋和东晋的关系稍微类似于南北宋,但是延续性和相同之处不如俩宋多。
这些东西的划分其实主要是看都城,哪一个都城偏西就被称为西什么,都城偏东被称为东什么。虽然都是先西后东但是其实各有各自的原因特点,但是总体而言反映了华夏文明的经济重心从陕西关中地区向东部和南部扩张的大的趋势。有的是主要因为经济人口原因,有的则是在西北异族入侵下被迫迁徙。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作为历史上的「 ”短命”大一统王朝,西晋的口碑一直不怎么好,而本应与它同病相怜的隋朝就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人们甚至不惜为隋文帝歌功颂德、为隋炀帝翻案......若有人能为西晋执言的话,可有人愿意站在西晋的角度听听它是怎么说的吗? 自一统天下算起的话,西晋的实际国柞只有37年(而非51年),隋朝38年,怎么说都比只有14年的秦朝「 ”翻了一番”有多;后人对秦朝的赞颂足够多了,对隋朝的解读也日益增加,唯独对于西晋,则一直是「 ”恨其曾存于世”的态度。 分封本家王族,吸取曹魏教训的同时为自己买下了隐患 所谓天道循环,因为西汉分封诸王发生过「 ”七国之乱”,曹魏政权一直不敢重蹈覆辙。曹爽当政时,有人担心政权旁落提出过分封宗室诸王,可惜被曹爽拒绝了;过了不久,司马氏果然就轻松夺取了曹魏政权,这事情同样给司马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为防止自己的政权再被外人夺去,晋武帝司马炎在西晋建立(泰始元年,265年)后再次采取了分封制度。为避免重蹈西汉覆辙,又同时设置了大国(邑二万户)、次国(万户)、小国(五千户)制,共封了十七位宗亲为王,其王国军队的数量依国家大小而设定。 既是封建集权,分封就必不可少 晋武帝平定江南(灭吴)后,为了缩减军事开支、让国家休养生息,开始将军权收归中央、裁减地方驻军。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的王国军队,地方驻军裁减后,这些王国军队就成了主要的地主武装,他们听命的是地方诸王,而不是晋武帝了! 太康十年时(289),有大臣上书说:「 ”一个王国方圆千里,国家军队配置却形同郡县,应该增强朝廷军队、减少地方上的王国军队。”可惜那时的晋武帝已懈怠政事,一年后就去世了,地方上的兵力失衡终为其后的「 ”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患。 司马炎自语:后世对我的评价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至少超越了历史上的大量皇帝,给西晋泼脏水至少不应泼到我身上! 坊间五千年:所谓「 ”封建”,自然都离不开各形式的分封,汉、曹魏、西晋、唐朝都在分封决策上给自己埋下过隐患,这其实不仅是西晋王朝的问题,而是整个分封制度的问题。 后宫外戚专权,汉朝以来就是常事,非司马家专有 皇帝弱小,是专政干权的共同根源 光是地方上的兵力失衡还不足以引发「 ”八王之乱”,历史上,后宫外戚专权才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 西汉初年时,惠帝刘盈懦弱闹出了吕后专权;西汉末年时又有王氏政君专权。东汉时的后宫与外戚专权就更多了,汉朝在很长时间来实际上就是一个「 ”美人江山”。 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也有外戚杨骏(晋武帝的岳丈)辅政,偏偏他自己的皇后贾南风却是史上丑恶妇人中的极品,因贾南风记恨皇太后杨芷,晋惠帝的后宫与外戚之间就闹得简直是不可开交! 引发「 ”八王之乱”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这场宫斗戏中,杨骏被杀、杨芷废为庶人后被活活饿死,如此极端手段,世人皆难以想象是出于一位妇人之手。贾南风在宫斗中全面获胜后开始专擅朝政,殊不知,她本人只是捕蝉游戏中的螳螂,后面还有麻雀呢! 永康元年(300),司马伦(就是《虎啸龙吟》中司马懿与柏夫人的孩子)先是装作支持贾南风废掉太子,背后却耍了个回马枪、要以谋害太子的罪名废掉贾南风。在当时的朝臣看来,司马伦此举颇有父亲司马懿的遗风,因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最后,贾南风终于死在了司马伦手上。 小时候的司马伦已是邪气外露 这次,轮到司马伦当权了!司马伦废掉惠帝自立为帝,又因其得位不正、道德低下,司马家内部的血腥大倾轧就这样一直「 ”热闹”到307年,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告终。西晋的「 ”八王之乱”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 ”杨骏-贾南风-司马伦”之间的斗争,第二阶段就是整个司马家的内乱,此内乱直接让混居于北方的各族胡人乘机崛起! 司马伦自语:我的得位手法与父亲如出一辙,奈何司马家众口难调,就算是父亲再生也搞不定呀! 坊间五千年:司马懿因曹魏没有分封宗亲成功夺权,司马伦因西晋分封了宗亲而夺权失败,这就是「 ”此一时彼一时”的天道循环。 胡民大举内迁,东汉光武帝开的头、西晋担下了民族大融合带来的百年阵痛 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百多年,战后的匈奴及受影响的各族百姓如何安置就成了个问题。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打破了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对「 ”匈奴、羌、鲜卑、乌桓、蛮”等各族实施了以德治边政策。该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光武帝也因此举获得了「 ”怀柔治国”的赞誉。 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磨合难以避免 自东汉至西晋以来,边民持续内迁,前后历近二百年,任谁都无法再调整政策了,只能不断通过加强管理来确保北方各族的融合与稳定。内迁后的各族人民与 *** 杂处,大多过着定居式的农业生活,表面看来很平静,实际上却暗流汹涌! 打个比方说,一个企业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同一车间工作,在有效的管理下通常是不会出现啥矛盾的;一旦管理松懈、让这些工人以乡籍等纽带组成了团体,各团体之间很容易就会发生竞争性的矛盾。 西晋也是如此,由于「 ”八王之乱”,朝廷光顾着自我倾轧了,哪有功夫再去管理北方边民?于是各族间的团体势力乘机崛起,在各自斗争的同时掀动边民对西晋朝廷的怨气,「 ”五胡乱华”就这样逐渐成型。 今日的多民族融合局面,西晋承担了巨大的历史代价 一个家族里面,各兄弟间分了家尚且会产生利益纷争,何况这是在各族混居的情况下?与家族性的和谐共处相比,「 ”民族大融合”更需要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各族间的习俗与信仰都不一,融合中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光武帝出于「 ”怀柔”开放边民内迁,融合过程中的「 ”阵痛”则由西晋承担了,这其实很难说是具体的「 ”谁之过”。 东海王司马越自语:匈奴大军三次围攻洛阳,而我只是「 ”八王之乱”后的残余者,能有何德何能去抵抗他们? 晋元帝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士族是我立足江东的幕后资本,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拿什么去救平阳?(平阳不保、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坊间五千年:大家别吵,民族大融合必会存在磨合和阵痛,运气不好,正巧被你们赶上了! 魏晋南北朝期间,社会虽然纷乱,文化产出上却是我国历史上的「 ”文艺复兴”。隋朝再度拢起天下大势之时,无论是「 ”阵痛”也好、利益纷争也好,基于「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隋朝都遇上了「 ”当其时”的历史阶段。理论上说,隋朝完全可以不必再蹈秦和西晋的覆辙,实际上,它却又是「 ”38载而亡「 ”! 所以在评论西晋与隋朝时,厚此薄彼实在不必要,因为历史大势不是各统治者可以左右的,他们充其量只是历史大势中的一枚棋子,具体的摆布人却并非自己。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隋唐期间文风的奔放、思想的开阔时,可别忘了这一切都源于乱世中的”魏晋风骨「 ”!没有西晋的短暂大一统,后人又拿什么去「 ”恨其曾存于世”呢? 「 ”坊间五千年”将坚持内容100%原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若存疑义联系即删),持续为大家输出选题丰富的原创文章。本号文字均亲自码出,观点为个人见解,绝无任何映射行为,欢迎订阅转发及评论!
马克思有句话:“历史本身经常会重演,首先是悲剧、其次是闹剧。”此言用来形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两次南北战争可谓恰到好处。
西晋灭吴与前秦南征,同样是从北到南的统一战争,同样是北强南弱的实力格局,但两者最后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西晋成功灭掉东吴,奠定王朝百年基业。前秦却遭遇惨败,使得国家四分五裂。为何西晋能够成功灭吴一统中国,而前秦却一败涂地国家分裂呢?
运营的差距:吴失淮而晋有淮
其实分析历史上的割据局势,中国分裂成南北两朝之后,北朝的优势是比南朝大的。
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不存在制空权、航海权等立体因素,谁的领地有更多周旋余地谁就有更多机会,哪怕吃了败仗也可以获得喘息。
北方背靠大漠,攻守兼备,而南方却面朝大海,无路可退。我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大抵都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推移,南方在领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必须占据较大的缓冲地带以减少压力,因此古来有训:“守江必守淮”。一旦北方政权占据淮河水域,北方政权可以越过淮河一线对南方政权造成极大的防御压力,所谓长江天险也就荡然无存,南方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中。
江淮地带如此重要,东吴孙家政权却自始至终没有控制到,下邳、寿春等地皆牢牢为曹魏所控。尽管赤壁之战后,东吴抓紧布置长江防线,建设建平、江陵、巴丘、武昌、柴桑、建业、京口等十九重镇来把守长江两岸,但是恰如顾炎武《形论》所言:“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缺乏淮河战略缓冲地带的吴国在三足鼎立时期也仅仅只能保证自己苟存而已。
长江上游的蜀国还在的时候,东吴暂且还可以与蜀国结成联盟自保。蜀国灭亡以后,东吴的形势就非常被动了。吴国一来无淮河之险,二来无门户之障,恰如羊祜说的“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形分势散。所备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果然随着陆抗等将才的衰亡,晋国势如破竹,成功灭吴。
而反观东晋,尽管永嘉之乱后苟活于南方一隅,然而却始终不断成功北伐,以攻为守占下大量缓冲地带。祖逖、桓温曾打到黄河流域,甚至一度拿下旧都洛阳,将东晋防线向北推进,加之公元347年,桓温灭汉,又拿下西蜀,在战略上保持住了主动。
虽然淝水之战前苻坚力克益州、襄阳、下邳、彭城,但是蜀地之半尚在晋朝治下,谢玄、何谦等北府诸将也在君川反击成功,秦军退回淮北,所以淮河-长江120~200公里纵深地带仍然属于东晋。在公元383年的几场前哨战里,苻坚一度被挡在寿阳城下的局势也表明,前秦对淮河一带尚难以一举拿下。
吴失淮南而败、晋保淮南而胜,这是两场战争胜败的地理因素。
可疑的数据:晋与秦孰强孰弱
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古代战争里人数是很大的优势,可以给一方较大主动权,而兵力少一方,一般都不会选择正面应战敌军,而是选择迂回作战,瞅准敌方的失误获得赢的机会。
西晋灭吴之战中,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东西凡二十余万。”这个记载可信度几何呢?我们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分析出来。首先根据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记载,在蜀国灭亡时大概有九十四万户,而根据《通典》记载,魏国人口基本有四百四十三万户,加起来就是五百三十七万户。
再加十八年来由于社会环境稳定,以及晋朝占田制推行而促进的人口自然增长,我们估计增速是3%,则晋国灭吴时其领地内的人口估计有537*1.0318万人。这个数字计算下来差不多是九百一十万,真实情况可能比这还要多。司马炎《伐吴诏》里说“调诸士家,有二、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而还”,如此看来其实晋朝能调动的人数比二十万多的太多,与户口数只有自己四分之一的吴国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
反观前秦苻坚,虽然在《晋书》号称“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但是首先古代战争中夸大兵数并非什么新鲜事;再者调动百万军队,他的后勤保障人数就至少必须有其军队的三倍以上,也就是三百万左右,这对一个连年战乱后刚刚统一的帝国而言简直难以承受,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所谓百万其实是总人数有百万,而真正能打的兵力不过其四分之一,也就是二十五万左右。
而晋朝这边,虽然历史记载是谢玄带领北府兵八万进入战场,但是可不要忘记这一支部队是增援部队,江淮地带的旧有军力必定不少,且北府兵可谓精锐中的精锐,他们多是北方流民,本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有着刻苦仇恨,甚至于五千北府兵就敢和五万秦军较量,加之有谢玄、刘牢之等猛将领兵,所以双方战力的差距实际上不会太多,绝非晋方刻意夸大的“八万对百万”。
晋表里如一,前秦名不符实,这是两场战争胜败的人口因素。
决策的高低:步步为营与一溃千里
地理和人口终究是客观条件,在战场上的主观决策才能体现出领袖的水平。这类决策可以分为两种,战术的与战略的。战术除非天纵奇才,否则抵不过战略的宏观控制。而在战略上,西晋和前秦在水平上存在显著差距。
西晋在掌握蜀、魏两地之后,对吴国具有极大的战略主动,但是并没有着急出兵。在《晋书》中记载王浚在蜀地“作船七年”,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给西晋顺长江而下提供保障的同时,牵制住了吴国荆州水师的动向。
与此同时,坐镇荆州的羊祜通过十余年的准备,已经预定好环环相扣的计划:从梁州、益州顺流而下,从荆州直逼江陵,从豫、徐、扬、青、兖合攻秣陵。该计划在战略上可谓全线出击,环环相扣,步骤井然,也难怪吴国招架不住。
前秦在淝水之战前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最明显的表现是前秦军非但没有掌握主动权,反而有时会被桓冲的西府兵牵制。前秦军在蜀地也陷入胶着状态,只能仓促出击,面对晋国精锐的荆州水师,毫无战绩可言。
在决定性的淝水之战里,东晋谢玄提出“移阵少却”,让晋军渡过淝水决战,苻坚想当然的以为自己可以“半渡击之”,但他完全忘记自己军队鱼龙混杂的组成,仓促出击之下,军队军心涣散,一溃千里。司马光所谓:“两阵相向,退者先败,此用兵之常势也”,其败也就不足为奇。
晋稳中求进,秦急于求成,这是两场战争胜败的决策因素。
晋和秦的南征虽然看似相似,其实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尤其是前秦苻坚穷兵黩武的冒险主义,导致了他苦心经营的帝国最终崩溃为数小国,北方再次陷入动荡和战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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