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们是如何衰落的

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们是如何衰落的

所谓晋商，实际上就是指山西的商人。因为山西简称晋，所以这一区域性的商人也被称作晋商。

历史上的晋商曾十分成功，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中外商业史上都十分罕见。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们纵横捭阖近5个世纪，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只要是能赚钱的行当，他们几乎都有涉足。同时，晋商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涉欧洲。因此，中国晋商和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一起，都创造了惊人的商界神话。

那么，晋商究竟有多富呢?

在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曾说过：“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发现，全国能称得上“首等”的富家不过区区十二家，而山西就有四家，占据了三分之一。

到了清代咸丰年间，晋商中过百万两家产的人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乏身价千万之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章嗣衡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资约各千万……”

单单是把山西的几个富豪资产相加，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大清国库的银两还多。

不过，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晋商，却在清末时集体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呢?

晋商的整体衰落，既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因素。

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日渐式微，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鸦片战争以来，软弱的清王朝就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不但包含有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更多的是经济上的掠夺，如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内地市场等，给各国列强在华经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晋商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失去了众多国内市场，也在国际贸易上步履维艰。

例如晋商们引以为豪的茶叶生意，在道光初年，还能通过出口俄国，赚取大约近千万卢布的利润。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俄国开放了沿海几个口岸的通商权，又降低了俄国在华经营茶叶的税率。这直接导致经营茶叶的晋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出口俄国的茶叶量锐减，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到同治初年，经营茶叶的晋商就从原来的140家锐减到只有4家。

再如晋商最为成功的票号行业。在道光初年，山西的票号蓬勃发展，仅平遥一地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票号。发展到同治初年，山西的票号已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集中在山西地区的票号高达20多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金融业。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们不但加强了对华商品的倾销，还更多地染指了中国的金融业，开始了对华资本输入，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和分支机构。到20世纪初，在华的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就多达80多家，几乎掐住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晋商的市场份额惨遭霸占，特别是南方的沿海城市，晋商更是难以涉足，票号行业极度萎缩。

二、晋商过分依附封建朝廷，为其衰落埋下了隐患。

晋商的辉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依靠着附庸于朝廷而获得很多特权，但在封建王朝穷途末路时，晋商们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晋商的足迹就深入到了东北及内蒙地区，给后金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他们取代明朝后，晋商们又对清朝的对内平叛战争、对外边境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在康熙年间和准噶尔的拉锯战中，晋商们就出钱出力，踊跃捐资，为康熙解决噶尔丹居功至伟。部分晋商由此成为红顶商人，头顶清廷官帽，为朝廷经营生意。特别是获得了一些如盐铁等垄断性的买卖，让他们日进斗金，迅猛发展。

不过，所谓福兮祸所依，这种依附关系也成为晋商衰落的导火索。当清王朝被列强蹂躏，索要巨额赔款时，必然将这些赔款转嫁到晋商们的身上。从咸丰年间开始，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在民间中大肆开设捐官、捐纳等途径。作为富甲一方的晋商，自然就是捐官和捐纳的主体。

平遥著名的票号日升昌就一次性捐官达20人，另一个富商，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更是财大气粗，一次性捐官超过30人。在庚子事变后，慈禧仓皇西逃途中，就曾得到晋商乔家的大力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票号的晋商几乎成为了清廷的金融代理机构，几乎所有朝廷的经费，都得经晋商票号汇解，极大地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

当然了，当清王朝濒临覆灭时，晋商们也自然而然就被牢牢套住了，大量的朝廷贷款无法收回，所有依赖于朝廷的业务也被迫停止，晋商票号赖以生存的土壤瞬间失去，晋商们也就避无可避地迎来了衰落时刻。

三、晋商们的奢靡无度，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晋商中的很多人，都出身贫苦，大多白手起家。例如著名的乔家，就是靠着祖辈闯关东时挖到了第一桶金，最终发家致富。但在富甲一方后，晋商们普遍滋生了“奢为贵”的享乐思想，大肆买房置地，修建深宅大院，生活奢华靡费。

到了后期，晋商们穿着华丽，出入讲究，甚至出现了赌博、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现象。在《宣宗实录》中，就有晋商吸烟贩烟的记载：“唯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东南省等处贸易，日久沾染，颇有吸食之人。”

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就在这种内外交困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过眼烟云。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呢？

近代史上的八大晋商通常指的是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即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候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其中临汾亢家号称山西首富，资产达几千万两，主要业务在贩盐、卖粮食和开当铺。

八大晋商的集体覆灭与晋商帮的集体衰落基本是一致的。晋商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时俱进，而其最终集体覆灭的原因恰恰又在于没有与时俱进，正是应了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上图为剧照

晋商的崛起之路晋商早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是中国最早兴起的商帮之一。山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传说中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在这里定都，首领们开明，领着大伙搞农业，也支持大家发展商业。

尽管晋商兴起较早，但成为明清时代举世瞩目的强大商帮还走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春秋时代的晋商靠着解州的盐池，和当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地理优势，走上了贩盐的道路。他们从晋南解州拿盐卖到当时的平阳、安邑等都城，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挖到了帮会的第一桶金。

有趣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历史似乎又重演了一遍，晋商又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方瓦剌和鞑靼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山西北部等北方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以此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重镇距离统治中心比较远，后勤补给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与晋商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山西商人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要塞输送粮草，作为交换条件，明朝政府则给晋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盐引，这一举措史称“开中制”。

值得庆幸的是，晋商抓住了这个拓展机遇，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元化经营，实现了成功转型。从此，山西商人走出了关外，走向全国。

由于关内关外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再加上食盐生意的垄断性，还有晋商身上独有的崇尚关公诚信仁义的经商文化，以及经商多年的丰富经验，晋商很快聚敛了大笔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

到清代，他们利用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机，随军做起了军事贸易，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噶尔丹被平定后，清朝又开始大力开发北部边疆，建立了许多以北京为中心的边疆驿站网络，晋商又一次抓住开发边疆的机遇，由此把生意做到了蒙俄。

上图为晋商的一个家族

明末清初，中国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长途贩运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特征。但是支付又成了一个问题，当时不像现在，各种支付手段应有尽有，出门一个手机搞定。那时候遇到大笔交易怎么办，推一车银子去交易，风险系数太高，晋商的票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清道光初年，晋商创办了票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山西票号迅猛发展，盛极一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路过山西，向晋商筹措了40万两赞助费，后来还了一个人情，命令各省交给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手。

日升昌开办第一家票号

于是，山西票号几乎成了清朝的总出纳，承担的是国家财政部的职能。甚至连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的9.8亿两白银，也是由票号来完成的。可以说，票号控制了大清的金融流通，甚至在日本开起了海外分部。

明清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并涉猎了东亚和欧洲市场，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能够经营的物品。与此同时，晋商把持着全国的资金调度，可谓登上了发展的巅峰。

晋商为什么走向衰落？

由于时局的波动，加上外国资本的侵入，使晋商的成长空间收缩，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从此，称雄我国商界500年的晋商走向了衰落。

~问~清朝晋商发展及衰落的原因~及折射出的时代背景与对我们的启示

两方面均有，晋商崛起始于明末，依靠投靠满虏，为建州南侵内应而在建奴入关后获皇商待遇，隶籍内务府。有清一代，晋商虽有起伏，但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与南方徽商相呼应，为南北两大商贾财阀。但自晚清西人来犯，尤其是西方银行在华开办，作为晋商主要业务的票号不敌现代金融理念武装的银行，又在和俄国人的茶叶大战中惨败，而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财阀的兴起，晋商观念陈旧保守，经营领域日趸，生意日渐惨淡。及至辛亥革命，作为晋商政治后盾的满清朝廷覆灭，晋商在经济政治领域上受到严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没落。

徽商、晋商为何衰落？

晋商崛起于明清，当时正是“海禁“时期，同期崛起的还有徽商，那时候中国内陆商帮开始陆续崛起。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等的官方控制的削弱。 经商最怕的是成本高昂，在成本高昂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政治控制的手段来降低成本，所以，从古到今中国商人都很重视与官方的联系，他们是利益共生体，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政府还是办事机构，暗着腐败卖官贪污可以，但是政府不营利。 中国革命时代过后，开始了统一建设的时代，仍然很遗憾，难以拜托封建窠臼，实际上就是：人情比制度更重要，这是商业的大害，成本可以通过权力与利益交换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超过了商业生存和发展的极限，所以商业停滞，而发展的，只是垄断性的商业集团，这些集团可能没有污点吗？不可能，但是这绝对不是商人的错。 晋商、徽商所借助的，第一是能与官方建立良好合作的关系，第二是交通运输等的廉价成本，第三才是制度优势、资金背景等。那时候起码没有这么多名目林总的收费站吧。 晋商、徽商历史上都曾经严厉地抗拒大生产等新鲜食物，最根本的不是短见，而是那对于商业来说本来就是灾难，比方说，胡雪岩垄断了东南电报局，就只能对胡雪岩有利，是的，胡雪岩可以顿时翻上几倍身价，同时打败所有对手和敌人，但是这是商业吗？不是，这是政治阴谋，不是商业规则。胡雪岩对盛宣怀失败在这里，无奈的地方也是这里，从那时候起，真正的商人材料已经无法施展手脚了。 晋商、徽商崛起的时代，中国商业规则还是基本上平等和合理的。山西车队去内蒙、河北、东北等地，基本上路费不用被冤枉出很多。 清末，晋商集体抗拒加盟“大清银行”，实际上是中国商业平等规则已经有潜在破坏的反映，事实证明，此后一百多年，这种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真正的商人，是不屑于去做阴谋家的事情的，他们的放弃，是商人机敏、警惕的忧虑的反应，实践证明，中国内地商业秩序从此就一蹶不振。他们如过当初选择“大清银行”，结果不是帮手就是奴才，商业秩序却不能挽救。 直到改革时代，这种不平等的秩序都只是为垄断集团服务，除了沿海，因为海上是最平等的，你可以不用交交通费。所以，中国只有沿海经济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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