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的生平

杨廷和的生平

在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优秀的，都比自家孩子强。明朝杨廷和就是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并且还是一位神童。杨廷和这人吧，就跟开了外挂一样，四岁就知道声律，七岁时就为科举做准备，年仅十二岁就破例参加四川省的乡试并且中了举人，成为四川省科举考试以来最年轻的举人，是名副其实的神童。被称为神童后，杨廷和并没有变得骄傲，还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坐上了宰相首辅的位置。

他从19岁入朝做官，做过两位太子的老师，担任过二朝首辅，一共辅佐过四个皇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一直以来杨廷和为振兴大明王朝鞠躬尽瘁，他不仅参与编辑书籍，和宦官刘瑾斗智斗勇，提拔谢迁等有能力的人才。还辅佐武宗朱厚照，给他擦屁股、补窟窿，操不完的心。他一生为人正直，做官清廉，但在“大礼仪”事件上就出了叉子，直接把嘉靖皇帝得罪了，被打发回家，贬为平民。1529年，病死于新都。神童杨廷和一生就此拉上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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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的人物生平

因杨廷和集团要求明世宗改换父母，引发了大礼议之争。“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注：《明史》卷190，《杨廷和传》）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注：《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正典礼第一疏》） 张璁指出：汉哀帝、 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注：《明世宗实录》卷4，）世宗得张璁疏，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注：《明史》卷196，《张璁传》）
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注《明史·杨一清传》）。《国史传》评论张璁议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张璁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张璁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在明代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史·本传》称张璁：“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明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称：“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例如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王鳌《制科议》，《明臣奏议》卷10）而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注：陆深《国学第对》，《明经世文编》卷155）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玉堂丛语》卷4《献替》）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玉堂丛语》卷6《事例》）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嘉靖六年（1527）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嘉靖九年（1530），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得疾，张璁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以疾乞归，上累谕固留，为之亲制药饵。”《国史传》）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者一天多（“病又举发，昏晕不省人事者逾日”《再乞休致》），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上不得已乃许致仕。”《嘉靖以来首辅传》卷2。）。
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遣锦衣千户刘昂视疾，赍手诏趣其还朝。至处州，疾作不果至。诏强起之，至金华，疾又作，乃止。”《国史传》）张璁于嘉靖十八年二月，病殁于温州，卒年65岁。世宗尚追悼不已，（“帝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明史·张璁传》）。“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国史传》）

孙交的人物生平

孙交，初名蛟，字志同，号九峰。景泰四年（1453）生于城北九峰山（今钟祥张集九华山），乡试举入太学，受到当时理学名臣、杰出学者海南人丘浚的器重，并为其更名孙交。成化十七年（1481）岁次辛丑科进士，名列二甲第11名（该科一甲3人二甲95人三甲200人），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当然他的科举表现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初授南京兵部车驾主事，因为办事干练，为南京兵部尚书王恕所重。王恕以奉公守法敢于直谏而名振朝野。弘治初，王恕执掌吏部，荐升他担任稽勋员外郎，历文选郎，又升验封郎中。弘治四年（1491）王恕撰《吏部奏议》九卷，就是孙交帮忙编排的，还请在诗坛颇具声望及影响的李东阳为之作序。不久父母病重，孙交请假归省遂丁父母忧。守制结束后，起复补稽勋郎中又调文选，前后居吏部十四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廉洁奉公的人多有推引。弘治十四年（1501）迁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弘治十七年（1504）九月二十七日，宣府、大同一带有边警，他奉命经略黄花镇诸边隘，孝宗皇帝亲赐金绮为他壮行。当时他的朋友被称为“弘治四杰”的边贡有诗“送孙志同经略居庸二首”相赠，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宝剑青骢马，秋高出塞行。田公受新律，武子旧传兵。鼓角边云惨，旌旗海日明。穹庐莫南徙，中国有长城”。充分表达友人对他此行的期待（《华泉集》卷3）。到任后孙交深入险要，现场指挥调度。他采取增修垣堑，广植树木等办法有效地阻滞了敌骑的进攻。他还用空余时间到边卫学校担任教授，以训武官子弟。特别是从永乐时开始，每年都遣隆庆诸卫军采办薪炭供应内府。其后虽然罢之，但又令每岁输银二万两，边军为此受困多年，孙交直接上奏朝廷予以免除。他在奏疏中说：永乐时边关林木茂密，因为军士采办薪炭之故，现在已经“无木可采”了，“边关树木稠密，盖欲扼虏骑之奔驰，资我军之防守”。虽然现在已经改为纳银，但这种无名之税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乞轸念边士贫苦，尽行蠲免，以示优恤”。他还“尤虑林木有限，用度无穷”，建议“勑山厂侍郎，于无碍山地，设法种树，岁以百万计，以为后来薪炭之需，则不必重敛于人，而自享无穷之利矣”（《武宗实录》卷2）。新皇武宗朱厚照及时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种树成为边防军人的一项长期任务。边贡在“题孙志同侍郎扇图”中对孙交种树给以高度评价：“青青山上松，缭之以白云。云山不可到，图画只空闻。山木各有林，烈士各有心，借问种树意，悠悠汉江深”（《华泉集》卷7）。从以后的朝官巡阅边镇的报告中，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了造林已经作为考评的重要项目。崇祯五年(1632)，直隶巡按御史王道直于巡视山海关至保定镇后，进呈《阅边图册》，其中除查点军马的记录之外，还记载栽补过的树株、创设过的炮台、挑浚过的濠堑、修补过的边墙、铲削过的偏坡等事项(《崇祯长编》卷60)。
由于他的特殊贡献，正德元年（1506），孙交擢升光禄卿。正德三年（1508），孙交进升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管理漕粮收储。但不久又改任吏部。当时吏部尚书是经大学士焦芳推荐依附宦官刘瑾，由左侍郎升为尚书的张彩，此人能言善辩，左右逢源，深得专权谋叛的刘瑾喜欢。刘瑾曾直言训问张彩：“人皆晋升后亲往谢余，尔何不见，何也？”张彩回答说：“擢升于我者皇帝恩泽也，谢尔者岂不世人非议也”！刘瑾干笑道：“知我者，莫若乡党也！”。正德五年（1510）六月，刘瑾办寿，“朝官赴贺，跪于庭下，瑾不睬。差人请彩往，瑾立出门迎之”。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些事情对正直的孙交来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要对工作负责对上司的前途命运负责，因此私下里和张彩没少交流，《明史》用“数规切”来表述他们之间的沟通。然而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张彩认为是孙交故意跟他过不去，一怒之下将这位好心的下属调往南京任了虚职。
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擅权被诛，随后群臣追论阉党官员。吏部尚书张彩被逮，死于狱中。刘宇、焦芳等已致仕，削籍为民。刘瑾亲信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处斩。尚书、侍郎以下依附刘瑾的官员多人续被罢黜。朝廷正到用人时，孙交因此得到重用，由南京吏部右侍郎进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六年（1511）正月，杨一清由户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空下来的户部尚书位置就由孙交来顶替，这是朝廷认真权衡的结果。虽然孙交熟悉吏部事务，但他更擅长经济管理工作。当时征讨流寇，调度繁急，连岁灾荒，正赋不足。孙交筹划适宜，勉力支撑，既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又使饥民得到赈荒救济，因此，老百姓不至于十分贫困破敝。他的贡献得到了武宗皇帝“赐玉带麟服”的奖赏，也使他陷入地位不保的尴尬。贪赃者认为有孙交在，感到很不方便。特别是武宗皇帝准备以太平仓赐给幸臣裴德、云南镇守中官张伦奏请开采银矿、南京织造中官吴经奏请经费等问题，孙交态度坚决予以否决，因而群起攻之。正德八年（1513）五月，孙交与礼部尚书傅珪都“以守正见忤”，权幸“遂矫旨令二人致仕”。当时给事中李阳春、御史原轩等为他们请留求情，没有被武宗皇帝采纳。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孙交回到故乡后隐居在老家城北九峰山，其旧僚无锡人邵宝在“寄孙九峰司徒”诗中就有“九峰山里寄书来，珍重司徒手自裁”之句。当然孙交在家也没闲着，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当年在南京时，曾拜博学鸿儒南京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师，研究学问。“僚友以事简多暇，相率谈谐饮弈为乐”，而“交默处一室，读书不辍”。别人在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他却关门苦读圣贤书，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有人指责他不合群，他却说：“面对着圣贤经典，听他们说话，不是远远胜过同宾客、妻妾闲聊吗？有什么不合群的呢？”。从江苏人靳贵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孙交的博学，“夜与孙九峰吏侍论丘深庵（海南人丘浚）太学故事，慨然兴仰，乃用壁间黎太仆先生韵赠孙：空庭坐秋夜，茅塞赖君开。酷暑何方去，秋风此又来。口碑真胜石，心醉不缘杯。雪掩深庵冷，谁当为育才”（《石仓历代诗选》卷467）。孙交在《安陆州志》自序中说：“晚归林下，日以笔墨自娱”,这就是他的境界，这种境界让他在官场以外又获得了新的成就，著作有《安陆州志》《荆门州志》《国史补遗》《晚节园集》等各若干卷。当然他也经常与朋友一起游览家乡的风景名胜。在登聊屈山后孙交兴之所至赋诗一首：“聊屈山高锁翠烟，名从左氏至今传。兵屯楚伯雄风远，运启兴藩王气先。倦鸟知还栖古木，神龙或跃在深渊。春游未尽登临兴，还拟中秋看月圆”。“倦鸟知还”，栖息“古木”，才有归宿。“神龙”知归，回到“深渊”，才能自由。此时此刻那种激流勇退，叶落归根的快乐心情充分表达无遗。
封国湖广安陆州的宪宗皇四子兴王朱祐杬，十分看重孙交的品行和才干，与他交往甚密，连宫中想吃的食物，也“令中使于孙尚书家索之”，还专门把紧靠阳春台旁边的一块闲地割让给孙交“以益其宅”。后来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有中官告孙尚书侵地，世宗说：“此先皇所赐，吾敢夺耶”？这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的确是个孝子，非常尊重父亲生前的决定。另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还在钟祥王府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孙交的为人，所以才有“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复故官”。这是后话暂且不谈。
却说兴王与孙交的交往差一点让他们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因为孙交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而兴王世子朱厚熜也长得少年英俊，兴王越看越喜欢，“欲聘为世子妃”。与王爷结为皇亲，这件事在普通人眼里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孙交却是一位久经政治熏陶的老臣，深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又不好拒绝，十分婉转地说：“王爷私下待我甚厚，这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要把我的女儿纳入王宫，别人会说是我在巴结王爷想做皇亲，我不愿意让别人误解我，因此只能感谢王爷的一片好意”。兴王心中虽有不悦，但他知道这事强求不成，只得敷衍了事（《震川集》卷5）。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因明武宗皇帝朱厚照驾崩无子嗣位，兴王世子朱厚熜按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进京登基，成为明朝第十一任皇帝，以第二年（1522年）岁次壬午为嘉靖元年，世称嘉靖皇帝。这位少年天子公私分明，虽然与孙家小姐联姻不成，但他不计前嫌任人唯贤。当有人提出让孙交复官的建议后，立马得到了批准。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初一日，御史周宣奏请说：“图国家治安在培养士气，培养士气在辨别忠邪……至如大学士谢迁、刘忠，尚书孙交、邵宝……先朝旧臣，素协时望，宜亟赐召用，使天下知守道不回之士虽遭废斥，尚有登用之期”（《世宗实录》卷2）。嘉靖皇帝立即批转所司议行。吏部奉诏查先朝直言守正降黜并乞归诸臣，于五月六日就拿出了“待次征召”的计划。五月十三日，嘉靖皇帝下达了征召户部尚书孙交复原职的诏书，并且“遣官赍敕征之，令即日驰驿来京”，可见新皇求贤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官复原职对吃官饭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孙交并不愿意，而是多次上疏“辞免新命”。其中的原因在当时就有人说是“女不欲纳王宫”，“盖以此自嫌”，这也是猜测之词，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其女终生不复嫁人”。也许这是原因之一，也可能他真的希望把机会留给别人，究竟为何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孙交的辞免是无力的，并且越是辞免嘉靖皇帝就越是坚持。七月十五日，孙交以衰老不能赴召的辞疏上达朝廷，嘉靖皇帝当即回复：“卿累朝耆旧，清慎老成，顷以佥言召用，且令吏部遣官趣行，其遵初命，即日就道，以副朕简贤图治至意，慎无再辞”（《世宗实录》卷4）。其实七月三日，嘉靖皇帝批准侯观乞休之后，户部暂时由左侍郎秦金主其事，户部尚书的位置对孙交早就已经虚位以待了。九月二十日，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孙交再次上疏辞免，嘉靖皇帝仍然不批准，还赞扬他名德老成，让其快快就职。孙交仍然不安心，只到十二月二日他第三次以身体有病要求退休的请求遭到驳回后，才暂时打消了辞归的念头。孙交的起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福建人郑善夫在“上孙九峰大司徒”书中称：“今上圣明，应运御天，而我公实起而辅之，是今日圣君贤相，一时同潜于襄汉之表”（《少谷集》卷20）。江苏人顾璘在“启孙九峰公书”中也说：“伏唯我公还朝，社稷幸甚……既见邸传，莫不举手相贺”（《顾华玉集·息园存稿文》卷8）。
重新履职的孙交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他仍然十分敬业，他没有忘记老兴王过去对他的厚爱，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在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十四日上的第一道奏章，就是要嘉靖皇帝坚持日读《皇明祖训》，还要求皇宫的学习讲座每天都要开讲并且长年不断。他认为“圣祖精神心术尽在此书，深有得于大学之道”。言行都要遵循准则，“合则决然行之，悖则决然止之，如此则圣心允合于圣祖之心，而圣治亦可以同符矣”。嘉靖皇帝看到奏章非常高兴，“览奏具见忠爱，朕当一一讲明施行”。孙交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发挥了许多这样独到的作用，如议迁显陵到天寿山一事，孙交向嘉靖皇帝建议说：“山陵事体重大，太祖欲迁仁祖于钟山，就是担心泄漏了灵气才没有实行，这些事在《皇陵碑》上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慎重”。他的一番话让嘉靖皇帝取消了迁移钟祥显陵的计划。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如武宗后期所形成的侈汰风气，造成库藏殚虚。孙交采取裁减中官冗员，除去经制宿弊等办法，使国力逐渐恢复。如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99人，侵夺公私地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即位后命留18人，但不久又复传奉至62人，孙交乞汰如初，且侵夺地尽数归还。御马监阎洪请给外豹房地，孙交说：“先帝以豹房故，贻祸无穷。阎洪等欲修复以开游猎之端，非臣等所敢闻”。在他的坚持下只颁诏以地十顷给豹房，余令百户赵恺等佃种如故。他还奏疏认为各处巡抚官每岁入京议事不便，除漕运总兵、参将八月会议运事外，其余应议重大事止令奏请等等。这些建议，嘉靖皇帝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使朝政振兴，面目一新，因而得到了朝野的许多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任期间孙交曾有“安陆（钟祥）乃发迹旧都，民贫役重，每岁有起运钱粮，乞改为存留，以培根本”的奏本，获嘉靖皇帝准许，这是孙交为家乡人民所做的最大一件好事。
孙交言论谦恭谨慎，从不以势位骄人，因而在朝中颇有人缘。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极言皇庄为害于民。在孙交的努力下，使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大多逐渐退还于民，宦戚辈虽从中阻扰，而朝野投以赞许，因此有许多拥护他的朋友。世讲之好谓两姓子孙世世有共同讲学的情谊，后称朋友的后辈为世讲。明人称孙交与李东阳为湖广同乡相厚，又与杨廷和之父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有世讲之好（王琼《双溪杂记》）。有一次，孙交奉诏上各官庄田数，因为视旧籍有所不同，嘉靖皇帝责问其原因。户部主事林应骢主动承担责任“部疏，臣司检视，即有误，当罪臣。尚书总领部事，安能遍阅？今旬日间，户、工二部尚书相继令对状，非尊贤优老之意”（《明史》列传第95）。最后还是孙交出面解释才化解了皇帝心中的疑问。他从容不迫地说：“旧籍多是因为奏请投献，数多有妄报也。新籍少是因为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显然这是孙交认真调查的结果，因为“帝意稍解”，也让那位“妄言奏扰”的户部主事只受到夺俸两月的处罚。孙交还有一个部下叫杨淮，无锡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先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在孙交的支持下“始监京仓，革胥徒积弊殆尽。继监淮、通二仓，罢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额外席草费。最后监内库，奄人例有供馈，淮悉绝之”。可惜这位勤廉的好官因议大礼伏阙受杖，倒在他的为官之任上。抚治郧阳的右副都御史方良永以母老八旬，连具两书要求回家奉养，孙交知道他“家无赢赀”要养母很困难，就帮他向皇帝求情，建议“用侍郎潘礼、御史陈茂烈故事，赐廪米”，以孝见称的嘉靖皇帝批准“月给三石”予以救济，其母过世后还得到赐祭葬的优待（《明史》卷201）。后来方良永在“奉司徒孙九峰公”一文中称：是孙交的帮助，才使“母子得相保守，以终天年，其为赐且轻九鼎矣”！表达了对孙交的无限感激之情。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做事时刻提心吊胆。孙交担心的不是自己把事做不好，而是皇帝不支持有些事做不了。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尊崇兴献王的问题上，孙交就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因而使他们君臣之间也心存芥蒂。孙交曾经与尚书乔宇、郑宗仁、毛澄、彭泽、俞琳，侍郎罗钦顺、秦金、邹文盛、贾咏、汪俊等，都御史金献民等，参议陈沾等29人连名具疏奏兴献帝不宜称皇号。在他看来“正统大义惟赖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有未安，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也”（《世宗实录》卷9）。由于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尊亲之意，所以孙交提出的一些新政主张，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内府收粮，增耗尝以数倍为率，其患如此”。而偏偏在事涉中官的一些问题上，嘉靖皇帝态度暧昧。有一次，廷臣会议发内帑给军廪官俸，已经报可，为中官梁谏等所沮。孙交说：“宫府异同，令出复反，非新政所宜”。还有中官监督仓场，初只数人，正德中增至55人。在孙交的建议下罢撤过半，其后又逐渐增多。“交欲尽去之，并临清、徐、淮诸仓，一切勿遣”。然而嘉靖皇帝只同意“自今毋更加而已”。“又论御马监内臣宜如祖制，毋监收刍豆，并令户部通知马数，杜其侵耗”，也得不到嘉靖皇帝的支持。“锦衣百户张瑾率校尉支俸通仓，横取狼藉，主事罗洪载欲按之。瑾绐请受杖，奏洪载擅笞禁卫官。帝怒，逮下诏狱谪外”。孙交与林俊、乔宇先后论救，同样没有效果（《明史》卷194），如此等等。就是因为推行新政不顺利，嘉靖元年（1522）十月八日，任职刚满一年的孙交又乞休，嘉靖皇帝批下圣旨：“卿耆德旧臣，誉望素著，典司国计经理周详，新政方切委任，岂可引疾求去，不允”。十月二十二日，孙交再次乞休不允，“仍温旨答之”（《世宗实录》卷19）。朝廷新老交替之际，嘉靖皇帝还是真心希望孙交留下来帮他撑起门面，这对孙交来说也只能是勉为其难。
嘉靖二年（1523），已经年满七十周岁的孙交加快了乞休的步伐。正月二十六日，孙交以疾请告。二月十六日，孙交又以病请辞。三月十五日，孙交再以疾请告。孙交为什么要连章乞罢呢？除了前面给出的理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议礼反对派“求去”的影响。处于对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孙交也只能“求去”。正如正月二十八日十三道御史刘簠等所言：“乔宇（吏部尚书）、孙交、林俊（刑部尚书）同时召用，廷和（首辅杨廷和）、宇求去，此交与俊所以不安其位也”（《世宗实录》卷22）。闰四月九日和十六日，孙交又连续两次引例乞休，都给事中李学曾上了一道请信任大臣以广忠益疏认为：“尚书孙交、林俊每议节财用、公刑法，皆正本清源之论，陛下或应而不从，或从而不尽，宜其累疏乞休不已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呢？显然这是孙交“求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嘉靖皇帝主动对孙交摆出了支持的姿态，令鸿胪寺官员传旨：“卿自召用以来，随事纳忠屡有嘉谋，裨益新政，况精力未衰，岂可固求休退，其即起视事”（《世宗实录》卷26）。在生活上嘉靖皇帝对孙交也多有照顾，知道他病了就派身边御医上门为他诊疗。还把孙交任陕西道御史的大儿子孙元调到京城改为翰林院编修，把小儿子孙京吸收到国子监读书，以方便他们对孙交进行照顾。嘉靖二年（1523）七月二十七日，南京粮米告急，孙交提出建议：“漕运计程已过淮、徐，况系京仓四百万数，截留非宜。惟苏、松、湖州三府折色米解京者，可量留十万，及各衙门赃罚在仓粮米，间月支放。各处屡年应解南粮督令完纳，如催征辗转无以济急，或将嘉靖三、四年苏、常诸府该运府、部衙门粮米改拨一万石于南京，庶可少苏目前之乏”。这次嘉靖皇帝是照单全收，“诏俱从之”，使南京94379名官吏军匠有了生活保障，消除了“军饥患生不测”的隐忧（《世宗实录》卷29）。根据各地遭受的水旱灾情，九月二十七日，孙交奉旨召开户部会议，上赈恤事宜，其中就折漕粮、发内帑、惩侵欺、任抚牧、行劝借、处财用等六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再次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除了命发太仓银二十万分给赈济有所不足外，“余悉如议”（《世宗实录》卷31）。这是孙交给嘉靖皇帝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关于孙交的去留问题，在十月十日兵科给事中赵汉上疏后，嘉靖皇帝才有所松动。赵汉说：“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以病乞休屡荷温旨慰挽，但今水旱寇虏方亟，非伏枕可筹，宜听其去，以成大臣恬退之美”。嘉靖皇帝认为所奏诚恳，也是他成人之美的时候。加上孙交的乞休疏也让他不忍再留，疏中说：“臣恐不获生还，复如毛澄矣”。时礼部尚书毛澄乞骸死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孙交这么一说，嘉靖皇帝更感到悲伤，“上闻恻然，允其请”，因此五日后就批准了孙交退休的请求。手诏加“太子太保”衔，安排他驰驿还乡赐给道里费，使其享受从一品的待遇。还令其子编修孙元侍行，并要求有司月给米3石，岁拨夫4名，岁时以礼存问（《世宗实录》卷32）。就这样孙交怀揣封赏诏书，在家眷和护卫的簇拥下，一路谈笑风生荣归故里。
孙交的荣耀确实让人羡慕，但这也是众望所归，可让小人看了还是感到嫉妒。孙交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以“纵子贪淫等事”告他的阴状，害得孙交赶紧上疏辩解，还要求辞免给他的厚禄。好在嘉靖皇帝头脑很清醒，回复道：“卿居官清谨，家教有素，言官所论出于风闻，不必深辩”。至于所给“恩数”，“乃朝廷优礼老臣令典不允辞”（《世宗实录》卷35）。一句话就是：我说你好你就是好别人也奈何不了，你就安心养老吧。说到孙交的家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事例看看他对亲属的约束。正德六年（1511）八月，新科进士海盐人徐咸要到沔阳州赴任，那是孙交正在首任户部尚书期间，万忙中的孙交抽出时间接见了这位到湖广任职的新知州，坐定寒暄之后孙交说：“阁下释褐，初授即为大夫，专理一郡，荣矣，慎毋怀歉”。徐咸回答道：“岂敢，但恐弗能胜任耳，愿闻教”。面对虚心好学的后生，孙交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传授：“初莅官，不可便望升，望升则无心做好官矣”。又说：“初要严，不可宽纵。一年后，法立令行，民不敢犯，然后渐宽，则民知感。若下车就从宽，则事驰民玩，后欲复严，无及矣”。说完这些话后，孙交不是希望他在老家如何关照自己的亲属，而是特别告诫他不要放纵自己亲属违法乱纪：“吾弟某在家，专于邻近州县有所求为，阁下到任，彼必来见，幸峻拒之，勿以吾故纵令坏事也”（《徐襄阳西园杂记》）。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啊！孙交离职后，朝中人士时常想念他，嘉靖四年（1525）春，给事中柯维熊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说：“陛下亲君子君子不容，如林俊、孙交、彭泽之去是也，远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张璁、桂萼之用是也”（《明史》卷196），这里把孙交归为君子之列，除了对他人品的认可，更有对他的思念。这种思念连嘉靖皇帝也不例外，嘉靖七年（1528）《明伦大典》成，嘉靖皇帝在封赏群臣时，也想起孙交过去的好处，恩诏晋光禄大夫柱国，使其享受到正一品的俸禄。在嘉靖皇帝的特别关照下，孙交退休后在老家又安享了近10年的幸福，终老于嘉靖十二年（1533）二月二十七日，时年八十周岁。朝廷按照惯例赐祭葬，其谥号为“荣僖”，意为一生享受着荣耀与快乐。其墓当时为钟祥城北焦山，而今属宜城东境流水沟。与其葬在城北凉水井的祖父孙盛墓相距不远。盖棺定论有褒有贬，褒者评价孙交是“志行修洁，识量甚远。居官务举其职，无所避忌，故所至称理。其再典户部，承正德末年公私匮乏之余，裁冗食，立经制，国计至今赖之。前后致仕二十余年，情标耆德，卓然为海内望云”（《世宗实录》卷147）。贬者在论及太仓库银时，说户部尚书孙交与李东阳相善，然二人皆非经世之材。孙交无预备之措，“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发太仓库银二百余万量，分送各州县和买粮草”，滋扰百姓且不言，尚为有司侵克或为盗贼所劫。因此感叹说：“刘瑾用事，太仓库银积至二三百余万，至是为交所费几尽”（王琼《双溪杂记》）。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记录，嘉靖二年（1523）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孙交就议处筹边粮饷奏疏说：议处粮饷，“诚筹边至计。但今太仓银少，运司引盐开中略尽。臣等查得各边粮草实在之数……大约足支一年之用，无烦再发。今日先事之备止宜及时召商籴卖本色，分贮要害，以防不测。其有势豪高价占寓罔利者罪之，仍严行各府州县将应输京边粮草，作速运送原定仓库”。嘉靖皇帝准允施行（《世宗实录》卷27）。这说明上述对孙交重视军备的指责，在今天看来正是他 “识量甚远”的最好注解。明人陆采的一首姓名诗这样写道：“穆穆文孙交景运，端居乔宇抚清时。丝纶遥起山林俊，化雨重陶琰琬资。韶乐杨廷和舜吕，溪毛澄水荐先师。功如堕费宏谟远，寿比钱彭泽庆垂。共说天王守仁义，万年盘石瑶图维”。诗中嵌入了孙交、乔宇、林俊、陶琰（亦作琬）、杨廷和、毛澄、费宏、彭泽、王守仁、石瑶等十个人的姓名，同样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怀念。
孙交的后代中有一子叫孙元，正德九年(1514)岁次甲戌科进士，列第3甲第204名，官至四川副使，官书评价他谨慎忠厚有其父风范。还有一子叫孙京，在嘉靖元年（1522）七月二十六日，以孙交三年考满，荫其入国子监读书，但终不见其用。孙交过世前曾经拿出他心爱的焦尾琴和金星砚交待子孙说：“一文无也还留砚，四壁萧然莫卖琴”。可是等到孙子辈叫孙辚的长大成人时，琴砚都已经不存在了。孙辚，字伯驭，奉孙交遗训力学晚成，于崇祯四年（1631）岁次辛未科进士，列第3甲第47名。由会稽令累迁至广东参藩，所到之处都留有恩惠之声，世人都称赞他不愧是孙交的后代。到清乾隆时期，孙交的后裔中仍有几位有名当时。“孙成器，字治初，明户部尚书孙交之后，徙居邑之长滩埠。乾隆中岁贡生，任南漳训导。笃志好学，老而不倦，年八十犹篝灯达旦，诸生劝少息，曰：‘汝辈读书日长，我则读书日短矣，何遑息乎’？诸生汗流浃背。著有《萃京山房文集》《小钝诗草》。弟保亨，乾隆癸酉（十八年即1753）拔贡，甲午（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举人，著有《抱云山房诗文》。又弟名泰，字汇初，壬申（乾隆十七年即1752）举人，以克己为学，著有《日省录》。子劦，字立山，丙午（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举人，罗田教谕。侄谧，号月溪，丁酉（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解元，蒲圻教谕，著有《周易观玩随笔》。”（清光绪八年《京山县志》卷13）。长滩埠现已属于钟祥市长滩镇管辖。这里地处钟祥与京山交界，从前背靠连绵起伏的群山与世相隔，前望芦苇丛生的江汉平原与之相连，还有明代梁庄王墓的护卫官军及其眷属在此落籍，是一个管理相对薄弱的世外桃源，因而成为明代官宦遗老居留的理想选择。所以今天可能仍然有孙交后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侯书云）

杨慎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诗人杨慎是哪一个朝代的人你知道吗？以下是我整理的杨慎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欢迎参考阅读！

　　问：杨慎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答：明朝

　　人物生平

　　蟾宫折桂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 ?（12月8日）。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 。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 ，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又出任翰林修撰。

　　移疾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针对朱厚照荒诞的行为，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驾崩。因朱厚照无子，经张皇后及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杨慎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朱厚熜。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朱厚熜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朱厚熜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朱厚熜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朱厚熜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流放滇南

　　杨廷和在朱厚照驾崩、朱厚熜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 。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朱厚熜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朱厚熜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朱厚熜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将其押解回永昌。

　　卒于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杨慎在戍所逝世，时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 。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杨慎附葬于父杨廷和墓旁。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 。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追谥‘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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