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明朝嘉靖年间，一起谋财害命案的真相

探索明朝嘉靖年间，一起谋财害命案的真相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明朝谋财害命案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过一起诡异的凶杀案，这起案件不仅使当地县令丢了乌纱帽，还差点冤杀无辜。幸得大理寺评事明察秋毫，在供词中觅得三字破绽，才使得真相大白。

身强体壮却离奇人间蒸发

有天，一群人来到县府衙门报官，称他的一位至交好友赵信莫名其妙失踪了，他和好友之妻一连找了三天，连半个人影都没见着，遂前来报官。

县令朱一明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这个人心存仁厚，听说此案后便亲自上堂审问。一番询问后，才弄清众人身份，报官那人是赵信至交周义，赵信之妻名曰孙氏，其称"夫已食早饭，四更而出，后事不知"，其余之人多是街坊邻里。

在公堂上，周义称两人本相约第二日一同乘船外出，但当日直到早饭时都没看见赵信前来，便让船夫到赵家询问，但是却得知赵信已出门，遂返回和孙氏船夫共同寻找，但并未找到。那周义认为毕竟是自己约了赵信，生怕被怀疑，便前来报官。而且孙氏也称其夫身强体壮，并无任何伤病在身。

朱一明在听完陈述后，便亲自带人在周边搜查，可一连过了数天，同样为找到半个人影，这让朱一明不禁纳闷，好好的一个大活人难不成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听信谗言草草结案

面对扑朔迷离的案情和毫无头绪的调查，朱一明重新梳理，从街坊邻里开始调查，这一查倒是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据邻居赵质称，在当天凌晨，他听到了赵信夫妇吵架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觉，但没多久就不见了声响。

有了这一线索，朱一明重新审问孙氏。面对审问，孙氏称那天吵架是由于丈夫一大早便要自己起来做饭，而她又因为前晚劳累而疲惫不堪，因此才发生了争执，但还是起床做饭，赵信走后自己便又去睡觉了。

这样的说辞让朱一明这个县令头疼不已，没有确凿的证据便不能抓人定罪，于是他重新审问每个人，在船夫的供词中发现了线索。那船夫称自己去赵家询问时，连着叫了数声才有人开门，当时四更天刚过一会，那孙氏不可能入睡如此之快，定是其谋害亲夫，然后掩埋尸首。

面对质疑，孙氏说不出任何辩解之词，朱一明便下令对其严刑拷打。但一个体弱的妇女怎么能遭受如此刑罚，孙氏禁不住便说："我夫已死，我愿以死赔他"，便招认是她所为。

于是朱一明便就此结案，在卷宗中写到："审得孙氏虺蜴为心，豺狼成性。夫经纪，朝夕反唇而相稽;负义凶顽，幕夜操刀而行刺，证物既明，凌迟之律极当"。经过上级复审确认后，便就此结案，孙氏将于秋后行刑。

三字破绽引出案件始末

次年秋，本到了行刑的时候，大理寺一位叫杨清的评事复查卷宗，忽然注意到了上面的三个字，正是这三个字使得案件被发回重审，真相也得以大白。

原来，杨清注意到，在那船夫的供词中，他去赵家询问时，本应该直接唤赵信之名，但船夫却喊到："三娘子"。这三个字使得杨清心中生疑："敲门便叫三娘子，必定是知道赵信不在屋内的"。只此两句话，杨清就断定其中必有蹊跷，便发回重审。

时值一位叫陈院的巡使在当地视察，听闻此案便亲自唤来一干人询问，皆称孙氏谋杀亲夫。便以三娘子询问那船夫，船夫自然不认，便被打板三十，又不认，再打一百。船夫受不住疼痛，便招认了杀害赵信的事实。

原来，这船夫唤作张潮，是当地一个小小的船夫，靠给人划船渡河为生。那周义和赵信两人本约好了前往金陵买布，在他这定了船只。第二日，赵信携带一百两银子早早地就来到此地，那张潮见天色未明，便生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

央，将赵信推了下去并将其溺死，把那百两银子占为己有。行完此事，便回到岸边装睡，待周义前来叫醒他，这样便可逃脱嫌疑。

这本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但是他在赵家言不由衷说出"三娘子"，却功亏一篑，露出了马脚。但是在朱一明急于求成的心理下，这么明显的纰漏却被忽视了，以至于孙氏被冤枉入狱，张潮依然逍遥法外。

县令朱一明也因为判案欠妥，牵连无辜而丢了乌纱帽，被免职为民。大理寺评事杨清同样因此案获得一致赞誉，孙氏也被释放，并获得了政府的赔偿和安顿。

倘若没有杨清的慧眼如炬，那么此案便会以孙氏谋杀亲夫而彻底问完结，不仅冤杀无辜，还会让真凶继续逍遥法外，让一些为非作歹之徒产生更强的侥幸心理，以至于更多的谋财害命栽赃嫁祸的案件。

朱一明因为急于求成，盲目听信了张潮的说辞，不作深究便匆匆结案，丢了官位不说，还从此背上了一个听信谗言的标签，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古代令人诟病的断案手段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尚且有譬如张玉环这样的冤案，更不用说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古代了。在古时，对一些比较难以判断的刑事案件，官员往往会对一些可疑的人员施加严酷的刑罚，逼迫他们"招认"，并借此结案，堂而皇之的申报功劳，以求晋升。

此外还有的官员往往凭空捏造一个人物，将罪名安插在这个人身上，再找一副无名尸骨，称罪犯已经死亡，便草草结案。这样的方法在古代屡见不鲜，甚至于到了后期，衙门府司内部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默契，久而久之，就会使得官员走向腐败。

这样的方式在官员看来，一方面既能节省时间，一方面这样做还能完美结案，很少出现破绽，毕竟死无对证。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老百姓的心中，自然有一杆天平来衡量，而这种草草结案的断案方法就像是一个个砝码，不断地将天平压向失衡。

久而久之，长期堆积的民怨总会有爆发的一天。在不少影视剧作品中，都有着百姓奋起反抗昏官的桥段，而这些桥段往往都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

但这些官员为何会如此肆无忌惮，他们明明知道大明律对于贪污官吏的惩治条例，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的后果。早在元朝时期，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中就描绘了民女窦娥被冤枉致死的情节，虽然这是一部戏剧作品，但是这不恰恰代表了人们对于清净廉洁官员的一种期望?

回头想一想，包拯、海瑞这样的人之所以会深受百姓爱戴并流芳百世，不正是因为他们那颗清净廉明的内心和两袖清风的作风吗?戏剧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窦娥这样被冤枉的无辜人在历史上绝对不在少数，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更加唤醒了人们心中的那种强烈的渴望和期盼。

“明末三大案”究竟在说什么？细思之下，我们不难找到明亡的原因

关于被某位公众人物说成是 “三无王朝”—— 无明君、无名士、无名将 的明朝，历来就在民间引起了诸多争议。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这个不尽人意的结局，更是让无数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其实， 明朝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败给满清，引发了所谓的“华夷之辩”。

中国的老百姓很多在阅读 历史 的时候，都喜欢当中国式的家长，自家的几个孩子打架，谁打赢了谁打输了，都无所谓。要是自家的孩子输给了“别人家”的孩子，那就会不由自主地蹬鼻子上脸。 很多时候你还很难从道德和 情感 上去对这样一种 历史 观批评、纠正什么。毕竟一个人的情绪是需要很多的见识和理性才能控制的。但是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来讲，一个事物的突然衰败不可能是毫无征兆，明朝最终灭亡也不可能是毫无预兆的。

今天，我们就从“明末三大案”这条逻辑线来梳理一下，为什么崇祯时期的明朝会让人感觉到无力回天了？在史学界， 基本达成共识 ： 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

这一切要从 “明实亡于万历” 这句话开始说起。明神宗万历帝绝对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存在，这位仁兄用 “几十年不上朝” 的行为艺术让 历史 牢牢地记住了他。但是这么一个甩手掌柜却是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甩手掌柜当久了，店里很难不出事。在万历晚年，随着皇权、文官集团和宦官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复杂，逐渐牵扯出 “明末三大案” 。

所谓的 “明末三案” （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是指万历朝及以后围绕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政治势力。 这三件案子本质上是各方势力为了围绕皇权而产生的权斗 ，三个案件看似各自独立，但实际上却是互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逐步延伸、扩散的，就好象一部剧集的一、二、三部或者上、中、集。

这三大案在 历史 上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被成为“乱明三大案”。其原因主要有三：　 1、“三大案”标志着皇权衰落；2、“三大案”导致明朝政治失衡；3、“三大案”的余波不断。 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明末三大案”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探究不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究竟在说些什么？也许，我们会发现， 在众说纷纭的 历史 中，真相有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探寻真相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带给我们什么的思考，最后的局面是什么。

封建 社会 的皇权继承一直有 “立嫡立长” 的规矩，但是万历帝当时的皇后没有子嗣，所以 “立嫡” 对于当时的万历帝来说就是一句空话了。那么，退居其次，万历帝就应该立他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但是万历帝又十分偏爱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一度萌生废长立幼的想法。这一想法遭到了朝臣的一致反对，以明末著名的 “东林党” 尤甚。

面对压力，万历帝是赶不上他爷爷嘉靖帝的。想想嘉靖帝当然弄 “大礼议之争” 时，那是何等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朝臣们的“正义凛然”的反对下，万历帝屈服了，还是立朱常洛当了太子。无怪乎人们常说 “祖制和道德是对皇权制约最有效的武器”。

但是，我们永远要正视一个问题，人的欲望是最经不起引诱的。 原本没有闻到肉香的人，或者对于能不能吃肉并不会有很深的执念。但你如果天天在他耳边说，我准备让你吃肉，你安心地等着吧。这个原本闻到肉香的人在大失所望之后是很难善罢甘休的。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去随便勾起别人的欲望，一个人的欲望被勾起之后，他得到了，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没得到，他会因此埋怨报复。

郑贵妃和他的儿子朱常洵以及那些早早上了福王党这条船的政治投机分子们，开始不安分了。先是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也不愿意赴封地就蕃， 随后是福王党与太子党开始各种“狗咬狗、一嘴毛”。 但好在万历还活着，他们也不敢太明目张胆，所以事情也没有到达不可控制的地步。

但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 事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收买来刺杀太子的，该案史称梃击案 。

梃击案发生后，出于多种考虑，万历不愿此事闹大 ，于是判了张差一个“凌迟处死”就匆匆结案了。然后，庞、刘两个太监也在宫中被秘密处死了，太子朱常洛地位因此而更加稳固了。这个案件被认为是 太子集团导演的苦肉计 和 郑贵妃集团蓄意谋杀 的观点皆有之，但是由于万历的压制而草草了结，遂成秘案，诸多蹊跷已无可得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明光宗，史称泰昌帝 。明光宗登基仅仅十天，便一病不起。究其原因，竟是 郑贵妃 与泰昌帝当太子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中的 “西李” 交好，通过西李给泰昌帝进献了8名绝色美女。这8位美女发挥了她们的杀伤力，5天之后，便让泰昌帝腿脚发软、上吐下泻了。

皇帝一生病， 太医不急太监急呀 ， 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赶紧献上灵丹妙药 ，泰昌帝一想到还有8位美女在等他，也就急不可待地吃了，结果病情反而加剧了。这个时候西李就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泰昌帝又收到来自 鸿胪寺丞李可灼 献上的红丸，听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泰昌帝也未及多想，当即就服了一粒，果然感觉好多了，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再来一粒。结果这个 “再来一粒”可没后世“再来一瓶”那么温柔，直接让泰昌帝第三天半夜里就去追寻他那尸骨未寒的爹去了。这起案件就是所谓的“红丸案” 。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朝内党派纷争激烈，案件相关的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在阁臣韩爌主持下，由新即位的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 朝廷怕“红丸案”引发的各派争斗无休无止，也是草草了事。 其中的疑点并未澄清，又成一桩迷案。

泰昌帝死后，性格懦弱的 太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天启帝） 被泰昌帝宠妃李选侍控制。为了把持朝政，李选侍和郑贵妃集团、太监李进忠（后改名魏忠贤）勾结，挟持天启帝，坚持居住在天启帝所在的乾清宫内不搬走，无法举行登基大典。李选侍提出的诸如封自己为皇太后的要求被朝臣拒绝，双方矛盾激化。 “东林党” 人都给事中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等使出各种手段， 最终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李选侍最后被其养子朱由校宣布淫乱后宫而杀。此事件史称“移宫案” 。

上述便是 “明末三大案” 的来龙去脉，表面上看起来事实清楚，过程简单。 但其实都是一些细思极恐的问题，其复杂的内在逻辑我们过后再谈，先来看看它们的重要影响吧！

笼统一点地来说，明末三大案本质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派系斗争。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无不牵涉其中。这种高频率、大面积的权力斗争，直接分化了大明朝的统治阵营，加剧了大明朝的体制虚弱。 就好像一个本就病重的人，却被一群中医和西医当作比拼医术高低的道具了，这人不死得更快，那就是一个奇迹了。

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权力倾轧取代了大明朝正常的政治生态，成为统治阶级最为用心的事情。 与此同时，大明朝廷内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起义，外有东北女真屡屡犯边的外族入侵。“三大案”使得大明朝廷一片混乱，却又无心治理。 乱明，由此而始！

具体一点来说 ，“三大案”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皇权衰落；“三大案”实质上是皇权争夺斗争的外在呈现，无论布局者是谁，都彰显出明朝帝室对皇权控制力的衰退。 梃击案和红丸案当事人明光宗甚至无法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移宫案中，后宫与朝臣争夺皇权的斗争已经公开化，演变为人身冲突。纵观移宫案始末，冲在第一线的始终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的马前卒，杨涟时任兵科给事中，左光斗时任御史，这些人级别不高，却能直接冲在皇权斗争的第一线，说明帝室对皇权的把控已经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2、政治失衡；一个王朝政治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多方实力互相平衡和牵制，并形成良性制约的基础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也是基于这一点。 万历帝时期，晚明官场五极： 皇帝、东林党、其他党派、后宫、阉党 互相制约，这也是万历多年不上朝，还能维持政局稳定的原因。但是，随着万历帝驾崩，三案迭起，皇权衰落到极致，大明朝的政治平衡再难稳定。比如，在拥立过程中表现得太突出的东林党就一家独大，成了众矢之的。后来天启帝朱由校不得不通过扶持不同派系来强行维持统治稳定。天启帝继位初期，在东林党的一手遮天之下，明朝出现了史书所谓 “众正盈朝” 的局面，但这个 “众正盈朝” 只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人集团的自我陶醉罢了。明末三帝中天启帝尚算是有些权谋的，很快他就摒弃成见，扶持了当初移宫案对手李选侍的贴身太监李进忠组成了阉党，用来打压东林党。结果顾此失彼，结果这个李进忠成了中国 历史 上唯一一个九千岁太监 魏忠贤 。 明末的政治失衡使得后来的崇祯帝再次走上了顾此失彼的老路，一步一步地耗尽大明的国运。

3、余波不断；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三大案并没有因为天启帝继位而结束，而是成为明末党争的重要工具。 这其实和第二点有点类似。三大案背后的政治因素成了它们反复被翻案的驱动力。天启四年，东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让天启帝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而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势已成，史载 “政移忠贤，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动即掣肘，杨涟二十四罪上，忠贤狠刺骨…… ”。次年魏忠贤组织其他派系，开始重审三大案，借机打压东林党。天启帝装聋作哑，毫不过问，甚至杨涟死于狱中许久以后才知道。到了崇祯帝继位后，朱由检为了对付权势熏天的魏忠贤阉党，又借机启用东林党的人打压魏忠贤，手起刀落就迅速查办了魏忠贤，并为三案翻案，东林党再次独揽朝中大权。即使明亡之后的南明小朝廷中，因为三案引发的斗争依然延续，成为不同派系互相攻讦的借口和手段。 三案的影响迁延数十年，直到南明朝廷覆灭，才算真的画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 三大案的背后其实是明朝朝廷的政治内斗，明英宗不顾朱元璋“宦官不得参政”的遗命，扶持了明朝第一个大太监王振，从而使得明朝进入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局势，终于让大明朝在这个时候品尝到了失衡的恶果。越是失衡，越想平衡，越想平衡，越是失衡 。 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吞噬了大明朝200多年的国祚。

“三大案” 的起因就是因为万历帝立太子这件事情开始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 谁能成为太子意味着很多人的利益归宿，有利益冲突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重新梳理一下草草了事的 “三大案”，不难发现很多于常理不合的地方。

首先从“梃击案”说起： 1、 一介平民为什么能轻而易举闯入太子住处？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2、 张差被抓后的供词可信度有多高？张差被郑贵妃安排人指使他去杀太子，难道庞保、刘成还会事先把身份和背景都给他交代清楚？3、 张差不是一个白痴，自知难逃一死，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痛快一点的自杀？4、 如果真是郑贵妃安排的一切，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难道单凭一个手持木棒的平民就可以轻易杀死太子？5、 庞保、刘成最后被秘密处死可以理解为“息事宁人”，那么万历帝对郑贵妃的处理态度就存疑了，一个触动国本的阴谋者，居然事后没有收到一点牵连？6、 太子在遭受到生命威胁之后，为什么能够“既往不咎”地放过了郑贵妃和福王？　　　

再来说说“红丸案”： 1、 朱常洛登基后为什么还能接受想害死自己的政敌郑贵妃送过来的美女？2、 朱常洛得病后为什么会服用与郑贵妃关系较好的太监崔文升的药？3.、朱常洛病情加剧后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4、 一颗红丸吃死一个皇帝，相关责任人居然最后都安然无恙，是谁在背后周旋？5、 如果说有人要朱常洛的命，那么朱常洛死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6、 朱常洛死了之后，又是哪些人？以什么方式在收拢残局？　　

最后说说“移宫案”： 1、 为什么李选侍会不惜与郑贵妃结盟而谋求立后、不顾朝中大臣反对而欲据乾清宫“谋挟皇长子自重”？2.、那些一向从容不迫、儒雅温和的“东林党人”为什么一改往日做派，失去冷静与理智，不计后果地去抢皇长子朱由校？3、 为什么时当时官阶低微的都给事中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可以直接冲进皇宫抢人？4.、是什么原因让一直视李选侍（西李）为养母的朱由校在登基后宁愿背负不孝之名也要毅然决然地去揭露、打压其宫闱恶行？5.、李选侍的宫闱恶行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吗？6、 如果朱由校真的如此痛恨李选侍，为何后来又会重用李选侍曾经亲密的战友魏忠贤？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还会觉得“三大案”过程简单吗？再结合后面的反复翻案，恐怕这些事情的背后有很多让我们错过真相的逻辑的复杂吧！

“ 梃击案 ”的幕后主使很明显不是郑贵妃 。给你一根木棒，让你横冲直撞地去帮我干掉太子？然后凶手被抓了就直接供出幕后主谋？显然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那么“ 梃击案 ”布局者的嫌疑就要落到太子党——东林党人身上了，东林党人顺利把他们支持的太子朱常洛推上皇位，不惜自编自导了这场“苦肉计”。“ 梃击案 ” 虽然矛头直接指向最大的威胁——郑贵妃和福王，但其实是东林党人争夺政治话语权的一种不择手段。 因为此时福王朱常洵已经到洛阳就蕃一年了。万历显然是了解这其中的龌龊的，所以郑贵妃和福王才会不受牵连，但同时朱常洛接位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注定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将案将草草了结。 秘密处死两个无辜的太监算是万历和东林党达成了共识。太子朱常洛是受益者，自然也不会反对什么。而达到了政治目的的东林党也不想彻底激怒万历帝，所以见好就收了。 所以，“ 梃击案 ”就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中结束了。

等到心里什么都明白的朱常洛登基后，东林党人对他的控制欲让他感觉更恐惧， 而且他心里十分的清楚郑贵妃其实很无辜，并且已经向现实妥协了，所以朱常洛才会放心信任郑贵妃 。从战略角度上来讲，要削减东林党人的影响，还需要借助郑贵妃的力量。至于李选侍就更没有理由要迫害朱常洛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朱常洛好好地活着，她的利益才有保障。至于 历史 上说她勾结郑贵妃，推选郑贵妃为皇太后，让郑贵妃推选她为皇后，这其实只不过是两个女人想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而已。 东林党人经过朱常洛上台后的一连串举措，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扶持上台的皇帝原来背后别有用心，自然难免狗急跳墙了 。如果朱常洛是因病而死，最合理的死法也应该是死在太医手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直接导致皇帝毙命？这背后如果没有人刻意给这次事故开口子或者谋划组织，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东林党在这次案件中的嫌疑还是最大的。

朱常洛死后， 李选侍孤儿寡母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况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李选侍再蠢她也知道这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 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李选侍选择“挟持”年幼的朱由校坐地起价。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朱由校是由李选侍长期抚养成人的，两人的感情基础很好。而且李选侍对朱由校的抚养权力是经过朱常洛许可的，李选侍的亲生儿子夭折了，一直把朱由校视为己出。最后，“移宫案”又在东林党人的猛冲猛打下草草了事。但是，时任都给事中的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能够直接冲进皇宫中去抢夺朱由校，本身就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 朱由校继位后，也是十分清晰地感觉到身不由己，就连对自己的养母李选侍都要违背初心地去诋毁、打压。所以在根基渐稳之后，又刻意培植了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的新宦官势力集团，用来制衡东林党。

后来也恰恰是魏忠贤大势渐成的时候，对“三大案”进行第一次翻案，并借此对东林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尔后，宦官集团和东林党围绕着“皇权”反复厮杀，此处就不展开讲了。但是，从这种政治逻辑的分析结果来看，“明末三大案”就是一部精彩的权谋剧。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东林党就是导演兼主演，但是东林党无疑是其中戏份最多、份量最重的一个角色。

通过上述的描述和分析，其实我们并不难找出明亡的真正原因。 常年的政治内斗，使得大明朝廷的势力分布已经严重失衡，无论是重用宦官的 熹宗还是打击宦官的崇祯，他们鉴于自身能力和格局的限制，一直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过往矫正之路上渐行渐远，而早已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却再也经不起长久的折腾了，终于要亡了。

所以，在 历史 上有一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的戏言，虽然不能当真，但也完全不是没有道理。假设崇祯没有急于弄死魏忠贤，而是温和地去调节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平衡，也许明朝并不会亡得那么快。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不要犯极端主义，用一种极端去解决另一种极端，无异于饮鸩止渴。 比如，我们爱一个人没必要把他捧上天，我们恨一个人也没必要把他往死整。当你把所有的敌人都赶跑，你的身边全是“朋友”，那么这些朋友一定会出现你新的敌人，反之亦然。

崇祯帝打压宦官集团，启用文官集团，你能说他错了吗？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在大明王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干什么？在窝里斗、在明哲保身、在发国难财……一个权贵们宁愿把财宝藏在家里等李自成进京来抢，也不愿意资助或借给国家做军费的明朝，能支持多久呢？

当然，明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崇祯虽然志气和骨气都有，但是才气和静气却不足，就是一个主要原因。 什么事情都想立竿见影，什么事情都要责全求备，还刻薄寡恩、不讲方法，还疑心甚重、信心不足……但是，其重要的原因甚至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争来争去的大明朝到了崇祯手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崇祯的能力已经堵不住那些此起彼伏的漏洞了。

最后，回到“明末三大案”这个话题上来，套用一句话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一连串的疑案背后是一连串的丑陋，皇帝、宦官、文官，没有谁是干净的！ 我最为感到失落的是以“东林党”为首的那帮文官，真是愧对文化、信仰和风骨这几个词！

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我还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体会到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平衡局势，那么千万不要盲目去打乱原有的平衡。即使很多时候原有的状态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乱动手术，只会让我们更不舒服，甚至活不下去了。

付大将军冤案什么意思

付大将军冤案指的是历史上发生在明朝的一起著名的冤案，主角是明朝武将付善夫（字大将军）。这个案件始于明朝嘉靖年间，被定性为谋反罪，最终导致付善夫被处死。但是后来经过查证和研究，认为这个案件中存在许多不公和虚假的指控，因此被称为付大将军冤案。

嘉靖时期发生了什么大事

明朝嘉靖时期的“左顺门”事件：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诏，令廷臣议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主祀及封号，大礼之议自此始。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护礼派反对加尊号，议礼派支持加尊号。两派互相争论，各自引经据典，煞是热闹，到最后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由于朱厚熜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明孝宗。哭声，喊声震天。

　　朱厚熜此时正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斋戒，他听说左顺门外有骚动，立即派几个太监去让群臣散去。但是群臣推说他们没有得到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但当诏书随要随有时，群臣仍然拒绝走开。于是朱厚熜立即下令逮捕了为首的八人。一时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混乱，声震阙廷。朱厚熜杀心顿起，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了十八岁的朱厚熜的意志，他的旨意是不能被逆转的。
　　左顺门事件五天后，被逮捕的大臣受到了处罚。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手杖，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创死亡，另八人编伍充军。杨廷和已经在这之前被迫辞官，所以未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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