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韩琦两位贤相贡献颇多，为何名气却不是很高

富弼、韩琦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当过宰相、枢密使等显赫要职接下来小编讲讲他们的一些故事。

后世他俩不如包拯、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故事多、名气大，但在当时的北宋朝堂上，富弼、韩琦的权势地位、影响贡献却丝毫不比前几位差，甚至犹有胜之。《宋史》上说“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

北宋名相富弼

富弼是官宦子弟出身，从小受到系统良好的教育，性格沉稳大度，年纪轻轻便满腹文采。范仲淹很赏识他，称其有“王佐之才”，向朝中一些要员进行了举荐。正巧当时宰相晏殊委托范仲淹帮忙找女婿，范仲淹就极力推荐了富弼，说“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在他的力荐下，一介白丁的富弼被视若“国士”，令人羡慕地成为了当朝宰相的东床快婿。在范仲淹等人的保荐下，富弼顺利通过了制科考试，担任了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副司局级官员)，高点起步踏入了仕途。

韩琦比富弼小4岁，也是天纵英才，20岁时就高中进士第二名，出道反而比富弼早了三年。不过他没有富弼幸运，人脉关系差一点，入职做的是监左藏库(国库管理员)，很多人替他鸣不平，韩琦自己却坦然受之，没有怨言地精心办好差事，革除陋习，健全制度，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很快得到迁升，先后就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后来又担任了右司谏(言官)。

富弼和韩琦有个共同点，就是为国为民一腔热血，敢于进谏，敢于指出皇帝和大臣的过失。富弼刚入官场，就赶上范仲淹因为谏阻皇帝废后被罢黜，他不计后果上书进谏，深刻尖锐地指出，既然朝廷让言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却又让范仲淹因言获罪，难道是皇帝陛下“诱而陷之”吗?这句话说得极其大胆，也直指人心!韩琦刚当上右司谏，就连上数道谏章，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失职，致使四位朝廷大佬“同日而罢”，韩琦之名震慑朝堂!

进谏多了肯定会得罪人，富弼因为经常上书指出朝廷施政过失，引起了宰相吕夷简的不满。公元1042年，辽国使团来访，要求宋归还“关南十县之地”。吕夷简趁机把与辽人谈判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富弼，没想到富弼在谈判中有礼有节、有勇有谋，以最小的代价应付了辽国请求，还维护了北宋朝廷的尊严。

韩琦干了几年言官和皇帝身边的顾问(知制诰)后，就到西北战场上打拼去了，担任了陕西安抚使。当时西北方面面临着西夏进攻的压力，韩琦主张战略进攻，范仲淹主张战略防御。事实证明，范仲淹的决策是正确的，韩琦手下将领任福轻敌冒进，不听韩琦“不可深入敌境”的命令，在六盘山下遭遇西夏军伏击，全军覆没，死伤军士数万人。韩琦受到降级处分，他认真总结作战教训，在后面实施了建城筑寨、兵民一体、战略防守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迫使无计可施的西夏国再次称臣，韩琦、范仲淹名满天下，被人并称为“韩范”。

后来富弼、韩琦都进入朝廷中枢任职，在范仲淹的主持下，一起推动“庆历新政”，大力度整顿吏治，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被人以朋党论构陷，有人甚至以富弼之名制造了假诏书，内容是废仁宗立新帝。这一招太毒辣了，范仲淹、富弼等人不敢恋栈、自请外放，范仲淹去了陕西，富弼到了河北，“庆历新政”就此偃旗息鼓。

在地方历练多年后，富弼、韩琦重回朝廷中枢，分别担任了第一宰相(挂昭文殿大学士衔的同平章事，又叫昭文相)和第二宰相(挂集贤殿大学士衔的同平章事，又叫集贤相)，开始搭档共事。一个锅里摸勺子，两个人性格秉性、处事风格上的一些不同出现了碰撞。富弼大容持重，行事谨慎，讲求无为而治，韩琦行事却更为直率和操切，甚至有“跋扈”之嫌。韩琦有时感觉富弼处理问题太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就出言相讥，两人为此闹过些不愉快。

在一起共事三年后，富弼的母亲病故，他辞官回籍守孝，而且一连五次拒绝了皇帝让他提前起复的命令，坚持要服满丧期。在此情况下韩琦接任了第一宰相的职位。等到富弼服丧期满，皇帝已经换成了英宗，韩琦有辅立新君之功，权势正炙手可热，当然不愿把首相的位置让出来，富弼被召回当了枢密使，虽然与宰相平级，但权力相差很大。原来的下级变成了上级，富弼心里还是有些别扭的。

宋英宗赵曙

而且韩琦主政后，大权独揽，遇事不跟富弼商议。英宗病愈后，韩琦迫使曹太后还政皇帝，而且立即在朝堂上撤帘，这些事富弼都被蒙在鼓里，事先一点不知道。他有些生气，便对人抱怨。韩琦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这件事是太后的主意，怎么能够说给众人听!”这话传到富弼耳中，更加对韩琦不满。在枢密使任上干了不到两年，富弼就请求病退，最后以同平章事的衔级离开中央，到了扬州任职。

富弼、韩琦尽管性格秉性、行事风格大有不同，但政治意愿是一样的，两个人都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成为新法推行的强大阻力。《邵氏闻见录》里有段记载，说有次程颢来见王安石，王谈到推行新法有阻力，他儿子王雱在一边插嘴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到集市上，新法就可以推行下去啦!”

脾气好、性子慢的人容易长寿，富弼一直活到80岁才去世，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高寿之人了。韩琦比富弼小了4岁，却早死了8年。这两人都是北宋时期的一代人杰，虽无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的默契和谐，却也各自为北宋的江山社稷立下了大功，值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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