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褒贬不一，张浚都有哪些功和过呢

历史评价褒贬不一，张浚都有哪些功和过呢

张浚和张俊都是南宋初年的名臣，都当过枢密使，都率军跟金军战斗过，名字读音还一样，所以容易被人搞混，接下来小编讲讲他的一些故事。

张俊是“中兴四将”之一，又是贪婪媚上、陷害岳飞的帮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比较一致。但对张浚的评价就不太一样了，有人称赞他是抗金英雄，有人斥责他为误国狗熊，褒贬不一，相差很大。

南宋宰相张浚

张浚出生于官宦世家，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后人，22岁就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可谓是年少得志。他先后担任过褒城令、太常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殿中侍御史等官职。1129年，苗刘之变发生，张浚联络韩世忠、张俊、吕颐浩等人起兵平叛，拥立高宗赵构复位。凭此功张浚受到赵构的赏识，踏入了朝廷核心决策圈子，官位也一路提升，最显赫时既是主持政务的宰相，又是主持军务的枢密使，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张浚在历史上受人赞誉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其一是当御史言官的时候，敢于上书言事，指出皇帝和大臣的失误过错。赵构曾对他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要有所作为，希望你留下来辅佐我。”其二是发现培养了吴玠、赵开、刘子羽等一批人才，享有知人善任的美誉。其三是参与平定了苗刘之乱，拥立赵构复位。

其四是坚决主战，希望收复故土、一雪靖康之耻。南宋建立之初，赵构急于撇下中原、南渡避祸，张浚却主张坚守川陕之地，与金兵对抗。虽然在富平之战中失利，丢失了关陕之地，但总算为南宋保全了四川之地。宋孝宗即位后，张浚又力主北伐，表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其五是不与秦桧为伍，宁愿被贬斥在外20多年，也不愿附和投降派的卖国求和主张，所以名声远播，“四方之士，莫不倾心”。

人无完人，作为朝廷重臣，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张浚犯有重大失误。他入朝当言官，是受当时主和派大臣黄潜善的推荐，他就投桃报李，首次弹劾之人就是抗战派大臣李刚，言诛笔伐，直指李刚为“国贼”，致使李刚罢相。但他对黄潜善、汪伯言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当时李刚正主持抗金大计，危急关头，纵有些不合规的权宜之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张浚不辨大局，邀清誉而误国事，实在是不智之举!

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时，曾制造过一起仅次于岳飞的冤案。张浚一到川陕，就制定了进攻战略，名将曲端认为不宜进攻，主张固守，但张浚不听，为了立威，还收缴了曲端的兵权。曲端直言进攻必败，张浚开始怀疑他有“反心”。后来富平战役果如曲端所料，宋军大败，张浚羞愧恼怒不已。恰巧此时有人举报曲端题写了贬损皇上的反诗：“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趁机将曲端抓进监狱，酷刑拷问致其死亡，但也没拿到任何曲端谋反的实据。此事成为张浚终生的污点，很多人说，张浚杀曲端，与秦桧“莫须有”地害死岳飞有什么区别呀!

张浚曾指挥过三次大规模的对金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严重影响了南宋的国运。第一次是富平之战，他不听曲端等人劝说，贸然进攻，致使40万宋军大败溃逃，关陕之地全失。这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宋军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不咋样。经此一战，南宋失去了中原地区最后的根据地，只能龟缩于江南一隅。

富平之战

第二次是淮西战役，仗还没打，宋军内部发生哗变，不战而败。当时在张浚的强烈建议下，朝廷罢免了刘光世的兵权，提拔刘的部将王德当了主帅，郦琼为副手，兵部尚书吕祉当监军。当时不少人包括岳飞都提醒张浚这样的人事安排有风险，因为郦琼与王德平素就不合，对王德位居自己之上肯定不满，而吕祉是一介书生，根本镇不住这些军中悍将。但张浚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最后郦琼果真反叛，杀死吕祉，裹挟4万多人投奔了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宋金军事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宋在江淮一带的防线被彻底打乱。

第三次是隆兴北伐。宋孝宗即位后，任命被贬斥在外20多年的张浚为枢密使，集中八万兵力，誓师北伐。刚开始宋军连战连捷，形势大好。但后来因为将领争功争权，张浚协调不力，导致将领们各行其是，互不配合，在金军反击之下，宋军大败而回，而此时张浚的指挥部远在战场之外数百里。他显然没有“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的能力，只能又一次把南宋推向屈辱求和的惨境。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多方面的视角，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所不同，这可能就是历史上人们对张浚评价迥异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张浚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他忠君爱国，胸怀大志，但大局观不强，才略不够，刚愎急躁，往往“好心办坏事”。正如朱熹所说：“张魏公(张浚)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

应朝廷所需被启用的忠义老将张浚与史浩无个人恩怨

应朝廷所需被启用的忠义老将张浚与史浩无个人恩怨

应朝廷所需被启用的忠义老将张浚与史浩无个人恩怨

一、高宗时，张浚即被启用抗金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金军显南犯之势。

春，有旨自便，宋高宗放宽了对已贬往湖南零陵（今永州）的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张浚至潭州，闻钦宗崩，号恸不食，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

五月，完颜亮即位，积极地准备再次入侵南宋。同月金国以贺天申节为名派出使节，要求南宋朝廷将淮、汉地划割给金。面对金人的无理的要求，朝中围绕着与金是战还是和进行激烈的争议。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阻止用兵而陈退守避国策，中外妄传幸闽、蜀，劝说高宗退避福建、四川。侍御史陈俊卿就主张起用张浚并要求治张去为之罪以振作士气。皇子赵玮上书反对退守，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皇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力言皇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

十月，在宋金战争已开始的情况下，宋高宗起用张浚判潭州，复浚观文殿大学士。十一月，枢密使叶义问在镇江因不习军旅兵法失职和“倾护诸将几败事，还以官爵私其亲”被贬到饶州。时金骑充斥，王权兵溃，刘锜退归镇江，遂改命张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十二月，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金主完颜亮被杀。是年岁末，高宗同皇子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高宗视师建康，道毗陵时，叶颙赐对舟次，因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谪无恙仆散忠义简介，是天留以相陛下也。”

二、孝宗时，史浩主守、张浚主张收复两淮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高宗返回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五月，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孝宗升史浩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六月，举行禅位仪式，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二十日，孝宗召张浚入对，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然曰：“当不忘公言。”

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惑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

六月，孝宗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

七月八日特授张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破例进封魏国公。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采石。张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参知政事，浚所规画，浩必沮之。

九月被孝宗派往四川的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到蜀之后，与抗金名将吴磷同谋经略中原之计，并收复了陕西许多失地。

参知政事史浩（）力主割地求和，代为诏书说:“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十二月，史浩向孝宗进言:“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右相史浩孝宗兵退四川，下诏吴磷放弃所复之地陕西三路。虞允文上疏反对，孝宗悔悟。下诏吴磷自定进止，为时已晚。吴磷在接到史浩前一诏书时，不敢违抗，已开始撤军，金兵追击，宋军失利，已收复的十三州尽皆失去，导致吴磷军在撤并途中损失惨重【史浩是孝宗老师，对金主和，对孝宗锐意北伐持反对态度。完颜亮南侵时，吴磷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草拟诏书，以孤军深入为理由，勒令吴磷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磷自己决定进止。吴磷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已收复的地，又被金朝夺去。史浩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 *** ，才未实行】。

是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扬言要攻取两淮，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左相为陈康伯。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壁（今属安徽）。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

三、史浩与孝宗、张浚的政见不一

隆兴元年三月，金纥石烈志宁送信给张浚，要求割让海、泗、唐、邓、商等已被宋朝收复的州郡，并增加入贡岁币，遭到张浚的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宋金前线形势恶化，和战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时陈康伯为左相，史浩为右相，张浚为枢密使，朝中主流是恢复中原，但怎么恢复？朝中大臣各执其见。

四月间，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史浩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但反对急于用兵，张浚奏请御驾亲征仆散忠义简介，史浩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张浚都督江淮兵马，开督府于建康准备北伐。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张浚认为：要筑城防应筑在淮河上的泗州。史浩提出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的主张。史浩说：“窃一传闻之言，多谓敌兵困于西北，不复顾山东。加以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审如此说，则吊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山东，以牵制关陕，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以解山东之急耶？……山东去敌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史浩主张：先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而动。

四月，孝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的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

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出其知绍兴府。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

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壁。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符离之败，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孝宗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抵挡金军南下。

四、史浩与张浚友好表达政见并不存在个人恩怨

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上（一误作“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作“下”），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

正因史浩与张浚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有淳熙年史浩举荐张栻的行为。“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于进贤如初。朱文公熹、吕公祖谦、张公栻（注：时张栻知静江府兼经略安抚广西南西路）、曾氏逢辈，皆荐召之。朱公熹不仕几三十年，累征不就，于是文惠勉以君臣之义，即拜诏。惟张公栻不至，盖以文惠与其父魏公（张）浚淳熙初（注：应为隆兴年）议不合也。君子立朝，议多不合，张公何慊而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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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的相关纪念

张浚故居，是为张浚贬谪永州时宋绍兴七年（1137年）而建。现存建筑民间传说为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8年）张浚后裔张皇后重建，时称文昌阁。后族人张勉重修，更名为“勉园”其为木质结构，硬山顶建筑。水井系张浚开凿，后人张勉学刻“紫岩仙井”于天启六年。
张浚故居位于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文星街38号，故居里有永州市人民政府立的碑刻。在故居门前，张浚亲手开凿的“紫岩仙井”，至今仍然在供附近百姓取水饮用、浇灌。 德阳市《名人园》滨河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市内，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观公园走廊地带（滨河景观东大桥至黄河大桥沿线段，运用多种雕塑艺术形式表现了德阳市历史上的众多历史名人。德阳《名人园》设计者为四川著名雕塑艺术家——罗平（二级美术师，德阳石刻艺术墙《中华魂》设计者）独立设计完成。
为纪念德阳历史文化名人张浚、张拭两父子，公园内为其树立了一座单体雕塑。 在张浚故乡绵竹中学建有张浚塑像和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在张浚父亲张咸墓所在地的柏林公园建有张浚张栻纪念馆，永作纪念。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张姓宰相

张仪（？－前310），战国时期魏国人，纵横家，秦惠文王时任秦相，封武信君。他用合纵的策略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了苏秦倡导的连横抗秦策略。后入魏为相。
张苍（？－前152），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帮助刘邦建立西汉政权有功，封为北平侯。文帝四年（前176）代替灌婴担任丞相十五年。
张禹（？－前5），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人。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拜为丞相，封为昌侯。在位六年，以老病归。
张邯（？－23），籍贯不详。因为推行井田制，得到王莽的称赞，地皇四年（24）拜为新朝宰相，任大司徒。
张湛 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人。西汉时官至二千石。王莽新朝历任太守、都尉。东汉初历任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太中大夫等。建武二十年（44）拜相，任大司徒。
张纯（？－56），平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拜相，在位十年。
张酺（？－104），东汉汝志细阳（今安徽阜阳北）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拜相，任太尉，十二年罢相，十六年再次拜相，任司徒。为政刚正不阿，抑制豪强。卒于相位。
张奋（？－102）。张纯之子。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代刘方任司空，十三年任太常，以病免。卒于家。
张禹（？－113）。东汉襄国（今河北邢台）人，和帝永元六年（94）由大司农拜为宰相，为政节俭，重农垦水利。
张敏（？－112），东汉河涧馍（今河北雄县东南）人。建初二年（77）举孝廉，任司空六年。在位奉法守纪，用刑公正平允。以病重免相。
张皓（49－132），东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顺帝永建元年（126）拜相，任司空，在位四年。
张歆，东汉河内人。桓帝建和三年（149）拜相。
张颢，东汉常山（今河北元氏）人。灵帝光和元年（178）拜相。
偶?/B>，东汉汝南细阳人，灵帝光和二年（178）拜相。
张温（？－191），东汉南阳穰（今河南邓县）人。灵帝中平元年（184）拜相，献帝初平二年（191）被董卓杀死。
张延（？－186），东汉河内人，汉桓帝相张歆之子。灵帝中平二年（185）拜相，后被宦官下狱至死。
张喜，东汉汝南细阳人，献帝初平四年（193）拜相，在位四年。
张悌（？－286），三国东吴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末帝天三年（279）以军师兼任丞相，翌年，率三万大军抗击晋军，力战而死。
张华（232－300）西晋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武帝泰始七年（271）拜相，任中书令，力排众议，制订灭吴计划。咸宁五年（279）免相，改任度支尚书。元康元年（291）再次拜相，任中书监加侍中光禄大夫，在位六年，“尽忠匡辅，海内晏然”，封为壮武郡公。
张行成（587－653），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6）拜相，以刑部侍郞兼太子少詹事掌典机务。高宗即位，以顾命大臣辅政，封北平县公。历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少傅，监修国史。
张文，（605－678），唐贝州武城（今属山东）人。乾封二年（667）任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拜为宰相。在位十二年，为政勤俭，办案公正，执法平恕，受到高宗倚重。
张大安，唐魏州繁水（今河南南乐）人。仪凤二年（667）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受到章怀太子倚重。永隆元年（680）罢相，贬为普州刺史，终于横州司马任上。
张光辅（？－689）唐京兆（今陕西长安县）人。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以讨平越王李贞之功拜相，永昌元年（689）改任讷言，迁内史令。同年，以不满武则天专权，坐心怀两端之罪被诛杀。
张锡，唐贝州武城（今属山东）人，高宗宰相张文的侄子。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任宰相。次年以泄露宫中机密流放循州。唐隆元年（710）韦后杀中宗立少帝，命为宰相，仅十余天，韦后被杀，他亦被贬。
张柬之，唐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拜为宰相，次年发动政变，入宫杀张昌宗，张易之，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辟，以功升天宫尚书、中书令等职，仍居相位。

张仁愿（？－714）华州下圭（今山西富平东）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拜为宰相　，封韩国公。是整个唐代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宰相。
张嘉福（？－710），籍贯不详。唐睿宗景云元年（710）拜为宰相。同年被诛杀。
张说（667－730），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拜为宰相，监修国史。同年免相，改任尚书左丞。玄宗开元元年（713），第二次拜相，封为燕国公。不久免相，贬为相州刺史，唐玄宗开元九年第三次拜相，在位五年。开元十四年，为奸臣李林甫弹劾免相。
张嘉贞（666－729），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南）人。开元八年（720）拜相。开元十一年免相，封河东候。子延赏、孙弘靖分任德宗、宪宗朝宰相，史称“三相张家”。
张九龄（673－740）。唐韶州曲江（今广东）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拜相。三年后受李林甫排挤，罢相。
张镐（？－764？），唐博州（今山东平西）人。肃宗至德二年（757）拜相，主持平定安史之乱。
张镒，苏州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拜相，次年罢相，谪凤翔右节度使，后为叛将所杀。
张延赏（727－787）德宗贞元元年（785）拜相，旋罢。三年，再次拜相，同年卒于相位。
张弘靖（760－824），唐德宗宰相张延赏之子。肃宗元和九年（814）拜相，在位三年。
张浚（？－902），河间（今属河北）人。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拜相，在位五年。昭宗大顺二年（891）免相，贬为武昌军节度使。后被朱温杀害。
张文蔚（？－908），河间（今属河北）人，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初拜相。天佑四年（907），朱全忠灭唐，任后梁宰相。
张策（？－912），敦煌人。后梁开平二年（908）拜相，兼刑部侍郞。同年以病辞相。
张延朗（？－936），开封人。后梁清泰元年（934）拜相。后被石敬塘杀害。
张孝杰，辽永霸（今辽宁朝阳）人。咸雍八年（1072），封陈国公、北府宰相，赐国姓耶律氏。
张琳（？－1122），沈州（今沈阳）人。辽乾同四年（1104）为南府宰相。
张齐贤（943－1014），北宋曹州人。淳化二年（991）拜相，四年罢。咸平元年（998）再拜相，三年罢相。
张知白（？－1028），北宋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仁宗天圣三年（1025），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三年后卒于相位。
张士逊（964－1049），北宋阴城（今湖北光化）人。天圣六年（1028）拜相，次年罢相；明道元年（1032），再次拜相，次年罢相，宝元元年（1038）三拜相，朝廷机务悉由裁夺。
张商英（1043－1121），北宋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大观四年（1110）拜相，大革蔡京弊 政。
张邦昌（1081－1127），宋东光（今属河北）人，靖康元年（1126）拜相。金兵入侵力主议和。次年金灭北宋立他为楚帝。南宋初被处死于潭洲。
张浚（1097－1164），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绍兴五年（1135）拜相，督师抗金。忧郁而死。
张浩（？－1163）。金代辽阳（今属辽宁）人。本姓高，改姓张。大定二年（1102）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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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军变的张浚与岳飞

就主流而言，张浚是一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式的人物，坚决主张抗战。《宋史·张浚传》：“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陈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
关于进取中原的作战战略，张浚采取了正面刘豫伪齐军队，全面出击、大举进攻的方针。这个计划，在绍兴六年就已制定好，并且做出了部署。《宋史·张浚传》：“六年，会诸将议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张浚的北伐计划要想成功，必须靠各支部队协调一致，互相配合，稳扎稳打，层层推进。
可是，在淮西之役的实战过程中，刘光世却临敌怯战，不敢迎敌，几乎断送淮右重地。刘光世与韩世忠、张俊一样，都是高宗元帅府时的旧将，资历很深。而且他出身将门，成名最早，为南渡后第一个成为三镇节度使的统帅，又在诸军中人脉很广，素为高宗倚重。他属下部队有五万多人，王德、郦琼等人都是悍勇之将，军卒素质本来极为骁锐。然而，刘光世却沉湎酒色，贪财无厌，疏于管束部队，甚至纵容将校士兵恣横扰民，劫掠财物。另一个大帅张俊比之刘光世，其实不相上下。他除了于国家危难之际广置各项私产外，还役使军士为其家族服务。《鸡肋编（卷下）》：“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吞而下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脸，张太尉铁脸’。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脸也”。此外，韩世忠也曾与张浚发生过摩擦，由高宗亲自调解方得以化解矛盾。
所以，在大举北伐之前，南宋诸军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应该说，张浚坚决主张罢免刘光世，并利用这个机会，整顿军队的决策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岳飞与张浚是一致的。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九庚子条记载，岳飞于绍兴七年二月初八日到达平江行在，第二天即入见高宗。除了广为人知的“论马”内容外，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岳飞还向高宗说了些什么，参考其他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上书同卷己酉条记载了高宗与张浚等宰臣的谈话，大体透露了他与岳飞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高宗说：“飞今见之所论议皆可取。朕当谕之。国家祸变非常，惟赖将相协力，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费朝廷爵赏。须各任方面之责，期于恢复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张俊来觐，亦以此戒之”。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岳飞主要向高宗谈出了自己关于军队当前存在诸多弊端的一些看法，并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他话里的“惟赖将相协力”、“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须各任方面之责”等项内容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确有所指。高宗的谈话，一方面在向宰执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岳飞的意见。
岳飞比张浚小六岁，凭借卓越的才华迅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时地位已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基本相当，并称“中兴四将”。以往，他与张浚之间并无什么私人恩怨。张浚对岳飞也是十分了解的。《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因此，在此时，可以肯定地说，岳飞和张浚间根本没有什么矛盾。相反，张浚对岳飞是相当器重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出视师”条：“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与其他大帅相比，岳飞是尊重朝廷，肯接受统一指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绍兴六年十月癸酉，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奏依奉处分往江州屯驻。上曰：‘淮西既无事，飞自不须更来。’赵鼎曰：‘此有以见诸将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从。’上曰：‘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然而，随后不久，张浚与岳飞间竟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成为淮西合兵中诸多问题的焦点。《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七：“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於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
假如不深入探究事情本末，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困惑：张浚准备大举克复中原的计划，为什么一贯坚决主张抗战的岳飞竟然坚决不予支持呢？又为什么不肯明确说出其中原因，而令张浚恼怒呢？
通观合兵一事的前后过程，我们会发现，就此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不很困难。岳飞身为一路大军统帅，对军队诸多弊端当然了如指掌，深知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贸然出战，则完全没有取胜把握。而当着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人的面，作为资历最浅的统帅，他当然不可能直接将这样的想法说出。这就致使张浚产生误会。
岳飞与张浚是有分歧的，但他们的分歧完全出于各自对战略考虑的不同。也就是说，岳飞并不完全赞同张浚关于进取中原的作战战略。
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卷八》中收录了一则令岳飞入内引对的省剳，说明岳飞曾于三月四日再次觐见高宗。这次入对的大致情景应该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九载三月乙亥条中得以体现：“（绍兴七年三月）乙亥，中书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已朝辞，所降立功将佐告命，乞免进入，诏趣行给付。时中原遗民有自汴京来者，言刘豫自猊、麟败后，意沮气丧，其党与皆携贰，金国谓豫必不能立国，而民心目望王师之来，朝廷因是遂谋北伐。飞谓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金境，使敌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可复。张浚不以为然。会刘光世乞奉祠，飞乃见上，请由商、虢取关、陕，欲并统淮右之兵。上问何时可毕，飞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驻跸于此，以淮甸为屏蔽，若辍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复，而淮甸失守，则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飞无以对”。
从中可知，岳飞的战略是要以重兵切断刘豫与金人间的联系，使伪齐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自溃。从岳飞以三年为期的要求来看，他的这个计划也是以稳健扎实为宗旨，并非投机冒险，而且切中伪齐的要害。这是与张浚主张正面进攻的计划大不相同的，故此张浚不以为然。而高宗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当时南宋军队全部精锐不过二十余万，分兵之后，剩下的军队在绵延千里的江淮防线上能否在三年内抵挡刘豫疯狂反扑，的确是个问题。或许由于此次入见的时间有限，岳飞来不及详细解答高宗的疑问，所以他于几天后，即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给高宗写了一份奏疏，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
从内容上看，岳飞的这个札子是对这次未能尽言的对话的回应。这篇奏札被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卷一中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在这篇奏札中，岳飞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于形势的判断，并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战略战术。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他解答了高宗的疑问，并且反复对高宗强调，不能太过操切，急于求成。他说：“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岁月，勿拘其淹速，使敌莫测臣之举措。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之叛将。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臣然后分兵濬、滑，经略两河，刘豫父子断可成擒。如此，则大辽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灭之理，四夷可以平定，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实在此举”。在谈及军队后勤保障问题时，他说：“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此岂细事？然古者命将出师，民不再役，粮不再籍，盖虑周而用足也”。最后，他再次强调：“今日唯赖陛下戒敕有司，广为储备，俾臣得一意静虑，不为兵食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济此大事”。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紧接着，他又亲笔写了一个命令交给岳飞，待岳飞接管该部队时令王德等诸将听从节制。
通过这篇奏札，我们不难看到，岳飞当时的头脑是冷静、清楚的，态度是实事求的，比张浚的战略更具实际意义。常识告诉我们，一支军队若要长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精神因素固然非常重要，但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后勤支援。宋人庄绰在他的笔记《鸡肋编（卷下）》有这样一条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此外，作战必须的军器制造，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大开销。岳飞军队的大部分后勤补给都由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西路等供应。这一直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当然也是要由这些地区的广大百姓来承受。对百姓来说，应付、运输军队的军需补给是一种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性的现实不独体现在岳飞一军，其实是各地普遍存在的。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是很多的。讲述比较具体的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八中绍兴六年二月庚戌条记录的薛弼上疏和《宋史·李迨传》记录的李迨所写奏疏。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如果一味主张全力向金人和刘豫政权发起进攻，显然只能成为空谈。由此也更加证明了，岳飞是一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的战略家。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高宗对于岳飞的肯定与赞赏，的确是真诚的，绝非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敷衍。现在已知的史料表明，高宗的本意是要由此重用岳飞。不然，他何以又连续下达两份御剳给岳飞？（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
高宗的决定不是他单独作出的，肯定是与张浚商议的结果。因为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这其实意味着，在正式罢免刘光世以前，岳飞接管该部队的手续已经完备，只差一道正式公文（这种正式公文当然要在刘光世被真正罢免以后才能下发）。如果张浚不同意，显然是不可能如此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岳飞在给高宗写了奏疏后，一定和张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事涉机密，其中的过程必然不为外人所知。是以许多人在追述淮西合兵之事时，大多因不明就里而仅据自己的猜测叙述经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兵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张浚大喜之。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欲罢之。参知政事张守以为不可，浚不从。守曰：‘必欲改图，须得有纪律，闻望素高，能服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谓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时祉亦自谓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及光世罢，乃命祉先往淮西。”
这条记载似乎非常明确地指出，张浚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任用吕祉为刘光世军队的统帅。如果仔细推敲，事实却不一定如此。首先，张浚没有明确说欲用吕祉为帅，只说有符合张守标准的人选，接替刘光世为帅。其次，按照惯例或规定，假如张浚果真用吕祉为帅，必须授予吕祉一个具体的官衔，不会仅含糊其词地说“抚谕诸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对比前面讲述的史实，笔者认为这条记录是真实的、可靠的。至于此已成定局的事为何随后不久即横生枝节，无果而终，并演变成了张浚与岳飞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各种史料却大多语焉不详。
《宋史·岳飞传》：“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当作张浚刚愎自用，最终导致淮西兵变的证据。还有的学者把它当成高宗对岳飞出尔反尔的铁证。笔者认为，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和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笔者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那么张浚直接管辖的都督府，为什么还要在三月十四日开列军马清单，交由岳飞“密切收掌”？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张浚只是征求岳飞的意见。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岳飞请辞弃军为母守孝的行为，另有原因。
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就是说，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与张浚的争执最晚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
岳飞得知此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部下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必定接到了一个的消息，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然而，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张浚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他将此军暂时控制在自己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驻守上游未能参战。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所以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政府首脑的张浚，做大量协调工作。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以岳飞的品德，如无极特殊的情况，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不少人认为，岳飞这么做是因为对高宗的出尔反尔感到无比愤怒，又无可奈何，而以这种方式表达心中愤懑。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显得有些牵强。
尽管我们已无法看到岳飞请辞奏疏的原文，但依然可以通过陈公辅与高宗的对话，看出一些端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绍兴七年四月壬子条：“先是，左司谏陈公辅请对，上因语及岳飞事。公辅退上疏言：昨亲奉圣语，说及岳飞。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谓其余大将，或以兵为乐，坐延岁月，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使敌不能援，则中原必得，此亦一说。陛下当示以不疑，与之反复诘难，俟其无辞，然后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东、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缓急赖卿。’飞岂敢拒命？此前朝纲不振，诸将皆有易心，习以为常，此飞所以敢言与宰相议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刘光世虽罢，而更宠以少师，坐享富贵。诸将皆谓朝廷赏罚不明。臣乞俟张浚自淮西归，若见得光世怯懦不法，当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诸将也。”
陈公辅的奏疏与刘光世部队的归属问题无涉，证明他并不知道其中隐情。他的奏疏，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只是说岳飞急于掌兵是为了有所作为。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岳飞在群臣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证明岳飞当时的心情的确很急迫。
《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有这样两条高宗写给岳飞的御札：
其一：“再览来奏，欲持馀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国家，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近者探报，贼计狂狡，将窥我两淮，正赖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闲自便，岂所望哉！张浚已过淮西视师，卿可亟往，商议军事，勿复再有陈请。今封还元奏。故兹亲笔，宜体至怀”。
其二：“比降亲笔，喻朕至意。再览卿奏，以浑瑊自期，正朕所望于卿者，良深嘉叹。国家多事之际，卿为大臣，所当同恤。见遣中使，宣卿赴张浚处详议军事。《传》曰：‘将相和，则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济功勋。今再封还来奏，勿复有请”。
这是高宗对岳飞累章请辞的回复，从中看不出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意思。他反复强调让岳飞尽快“赴张浚处详议军事”。很明显，他的意思是敦促岳飞及早与张浚当面沟通，把事情原委彻底谈清楚。高宗曾经亲自出面调解过刘光世和韩世忠、韩世忠和张浚的矛盾，这次当然也会对张浚与岳飞的矛盾进行调解。
对于岳飞的错误行为，张浚也有误会，甚至极其恼火。《宋史·高宗本纪（五）》：“（绍兴七年四月）庚戌，以张浚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实监其军”。如果张浚的说法成立，岳飞的罪责就非同一般了。为防范万一，派心腹人员前去监军，没什么不妥。只不过张浚的处理有些草率。关键在于以后的事情究竟如何。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八“岳飞赴行在”条：“初，岳飞解兵往江州庐山，持馀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廷剳下，宣抚司参议官李若虚、统制王贵同去敦请飞依旧管军。如违，若虚等并行军法。若虚等既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飞坚执不肯出。若虚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且宣抚乃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抚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宣抚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於宣抚？宣抚心岂不愧？’凡六日，飞乃受诏，赴行在。张浚道上所以眷念之意，且责其不候报即弃军而庐墓。飞辞穷曰：‘却如何作主？’张浚曰：‘待罪可也。’飞然之，遂具表待罪。枢密院使见飞今上表，已有忿忿之意矣。（原书附注：枢密谓秦桧也）”。
我们看到，二人见面后，张浚对岳飞的指责仅是“不候报即弃军而庐墓”。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而岳飞则肯定是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曲折的情况后，知道自己的确错了，他才会“辞穷”，不知所措。对于均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张、岳来说，他们不可能因此结下私怨的。
这件事情，随着高宗给岳飞写了一封恩威并施的御札宣告结束，张浚也未继续深究，岳飞依旧还镇统兵。大概在六、七月间，岳飞写了一封奏疏，乞以本军进讨伪齐刘豫（详见《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二》）。如果将之与岳飞三月十一日《乞出师札子》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该奏疏除措辞慷慨激昂外，中心思想与前者颇有矛盾之处。难道经历了这样一个事件以后，岳飞就放弃了自己正确的主张了吗？笔者认为，岳飞之所以写下这样一份奏疏，是为了顾全大局，缓和、修复与张浚间矛盾，主动作出的一种姿态，已示与张浚达成了谅解。如果这个请求被高宗和张浚批准，岳飞一旦战胜立功，当然也可以比较顺利地接管刘光世的部队。这是岳飞的一点很正常、完全能够理解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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