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唐朝宦官专权的发展脉络，唐朝的宦官之祸为何会如此严重

盘点唐朝宦官专权的发展脉络，唐朝的宦官之祸为何会如此严重

说到唐朝的宦官，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宦官专权，历代皆有，但唐代尤为严重。唐代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晚期。以平定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局中宦官就占据重要位置，直到灭亡，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产生了众多位高权重的大宦官。这些人中，有号称专门“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亲手杀死皇帝的俱文珍和王守澄，前后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以及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他们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在史书上留下了无数骂名。

那么，唐代的宦官之祸为何如此厉害呢?今天，我们就来理一理唐朝宦官专权的发展脉络。

一、唐朝初期，对宦官进行严格控制

唐朝建立后，李渊在位期间，宦官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身份，他们只是宫廷里的奴隶。到了唐太宗在位期间，天下承平，朝廷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得到了规范。在宦官的使用上，唐太宗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防止历朝历代的宦官专权，唐太宗还下令，内侍省不得设置三品以上的官员，也就是说，一个太监最高只能当到四品，再往上就没有提拔的空间了。这一规定在太宗时期得到了严格落实。高宗在位期间和武则天当政期间，宦官的使用依旧被严格限制。武则天执政时期，宦官的职能仍旧是“阁门守御”、“内庭洒扫”。到中宗时期，宦官的数量稍有增加，约有三千人。但是品级仍旧很低，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表现。

二、玄宗时期，宦官开始参与朝政

宦官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从玄宗朝开始的。玄宗继位初期，锐意进取，在姚崇等贤相的辅佐下，朝政蒸蒸日上，于是出现了开元盛世。但是，随着玄宗年岁渐长，玄宗的进取精神不断消退。加之玄宗在选人上逐渐出现失误，致使李林甫之流的奸相当政，宦官的权力便逐渐滋长。玄宗在位中后期，宫廷里大量使用太监，太监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对太监的限制也越来越少。玄宗对太监的选拔比较随意，史书上说，只要稍有称意的，就被授予三品的左右监门卫将军。时间一长，宫里的太监数量越来越多，品级越来越高。有史料记载，玄宗在位后期，宦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

玄宗时期，有两个权势煊赫的大宦官。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力士，另一个叫杨思勖。高力士的大名，因为有为李白脱靴的趣闻，因此被传得很广。而在当官上，高力士比李白成功了不知多少倍。在整个开元天宝年间，高力士恩宠不断，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齐国公，权倾天下。在他的顶峰时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宰相，都得看高力士脸色行事。杨思勖的名气虽然不大，但是在玄宗时期也很得宠，而且是靠军功上位的。开元年间，杨思勖曾多次率军征讨安南、岭南等地的叛乱，屡战屡胜，战功赫赫，受封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虢国公。

玄宗朝的这两个宦官，形象比较好，并没有出现日后专权情形，高力士还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但是，宦官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底层走到高层，却是从高力士、杨思勖等人开始的。玄宗对宦官的滥用，为日后的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

三、唐德宗的一个错误决定，让宦官掌握了一柄利器

安史之乱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马嵬坡，禁军杀死杨贵妃和杨国忠后，玄宗命令太子李亨留下来，安抚当地百姓，自己则前往成都。李亨本不想留下，但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李辅国的极力建议下，李亨留了下来。此后，李亨又在李辅国的护送下，抵达灵武，宣布称帝。在这个过程中，李辅国与李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亨继位后，对李辅国恩宠有加，并任命他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由此李辅国开始掌握兵权。在肃宗李亨的庇护下，李辅国权倾朝野。肃宗死后，他又密谋诛杀张皇后和越王李系，拥戴唐代宗李豫即位。由此更加跋扈嚣张。唐朝真正的权宦，李辅国是第一个。

李辅国掌握兵权，有偶然因素。但是，唐德宗的一个决定，却让宦官掌禁军成为固定制度，这是唐朝宦官之祸越演越烈的根源。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皇帝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对朝廷大臣、将军越来越不信任，转而青睐身边的宦官。肃宗崇信李辅国，就是因为在最危难的时候，不是大臣、将军在保护他，而是李辅国这个宦官。所以，他对李辅国恩宠有加。

唐德宗之所以会把禁军的兵权交给宦官，也和肃宗宠信李辅国如出一辙。德宗时期，爆发了朱泚叛乱。叛军占领了长安，德宗仓惶出逃。在逃跑的过程中，身边只有两个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紧紧跟随，不离不弃。此后，德宗对他们二人青睐有加。叛乱平定后，德宗对满朝文武都不信任，他在神策军中设立左右护军中尉，让窦文场和霍仙鸣两人充任，共同统领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朝廷的固定制度，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没有改变。

这个制度，对德宗本人来说，并没有错，培植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皇帝必须考虑的。但是，神策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保护人，也可以杀人。德宗在位时间较长(27年)，对宦官也有所提防，整个大唐显现出一番中兴气象。但是，宦官因掌握的神策军这柄利器，权势越来越大，当皇帝资质稍弱、年龄稍小，他们便开始兴风作浪。到文宗时，爆发了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率领神策军挟持皇帝，前后杀死一千多人，宦官之祸达到了顶点。

四、小结

宦官统领神策军，使得宦官从皇帝的附庸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体系，让他们能够“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唐代的宦官之祸，让我们看到，在设立一项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这项制度带来的长远后果，而不仅仅只考虑其初衷和近期结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一项很好的制度也可能变成一条恶政，最终反过来吞噬设立者本人。

汉朝宦官之祸的教训那么深刻，为何唐代的统治者依然要重用宦官？

汉朝，唐朝，明朝三个朝代的宦官之祸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其中，尤以唐朝为最烈，宦官的权力甚至大到了可以废立皇帝的程度，中唐之后的皇帝继位登基几乎都跟宦官有关系。

唐朝宦官开始出现掌权是在唐玄宗时代，唐玄宗李隆基在后期骄奢淫逸，开始宠信宦官高力士，在天宝之乱爆发之后，玄宗西幸巴蜀，是高力士一直在身旁服侍，玄宗于是对高力士愈发宠信。

但此时的玄宗已经无法掌握权力了，他的儿子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是为唐肃宗，当时劝唐肃宗登基的人里就有一个宦官李辅国，这也是唐朝第一个以宦官身份封王的权阉 。

李辅国的权力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派人诛杀了唐肃宗的皇后和越王李系，这等嚣张跋扈的宦官，唐肃宗竟然不能对其进行制裁，反而最后是忧惧而死。

李辅国接着拥戴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唐代宗终于无法忍受李辅国，在宝应元年以坐罪赐死，但是很快新的两个宦官就崛起了，他们就是鱼朝恩和程元振。

这两个宦官的出现标志着宦官专权的彻底形成。

而后的晚唐皇帝莫不受制于宦官，唐文宗李昂发动甘露之变，结果失败，被宦官仇士良控制，最终郁郁而终，仇士良曾经教过自己手下的宦官，皇帝想要干什么都可以，想玩让他玩，要女人给女人，就是不能让他读书，一旦读了书他就会想要掌控权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唐朝的宦官之祸始于中期，那个时候，因为地方节度使的割据，唐朝皇帝很怕自己手下的节度使也割据，于是就派自己的家奴宦官作为监军监视将领，以掌控军权，说到底 是为了政治平衡，避免再一次出现安史之乱那样的局面。

唐朝宦官崛起之路：皇帝精心策划出来的权力格局

我们知道，唐代宦官专权，相较于其它朝代更为严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而我们回顾 历史 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当时的文臣武将的不堪重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仔细分析一下唐朝的各方势力，宦官的崛起，本质上是皇帝出于平衡政治的需要，是皇帝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任何朝代，武将都是受猜忌比较严重的对象，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的信任降到冰点。高仙芝听说封常清在前线失利，就退保潼关，况且他有忘恩负义和贪财的前科，这时候还有侠肝义胆的哥舒翰为候补，朝廷怎能不怀疑高仙芝的忠诚度？哥舒翰借手握兵权之际诬陷忠臣安思顺，他虽没有听取部下“清君侧”的建议，但是强行吞并灞上军、擅杀杨国忠的部将，在朝廷看来不明显有不臣之心了吗？唐玄宗只有让他出关作战，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兵变。

安史之乱平定还未彻底平定，皇帝开始迫不及待处理武将，但是这些武将纷纷拥兵自重。来瑱面对皇帝的调令，竟然暗示部将上表请求留任。 李光弼面对京城沦陷竟然按兵不动，还擅自带兵回徐州拒不入朝。仆固怀恩养寇自重，他感觉朝廷偏袒河东，就坐看京城沦陷；朝廷欲解除兵权，他就与河东兵戎相见，失败后又引外军准备打关中。 郭子仪始终让皇帝缺乏安全感，儿子郭暧“醉打金枝”，唐代宗以“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和解，这不是皇帝心肠好，而是不敢把矛盾公开化。对于这些动不动就要拥兵自重、耀武扬威的武将，哪个皇帝还敢再轻易信任？

唐朝本身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前期诸王的权力非常大，李世民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李渊只好不断生孩子来给他添堵。武则天对李姓宗室严密监视并大肆屠杀，大臣仍然帮助他们获得了最高权力，武则天的身体很快垮掉。李隆基也是靠发动政变当上了皇帝，使得他对宗室防范更甚，让儿子们住进了别墅级的牢房——十王宅、百孙院，宗室诸王都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最终还是被太子李亨夺了皇位，过上了悲惨的晚年生活，此后皇帝大都把诸王集中安置，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唐肃宗眼看着建宁王和太子的关系，就像李世民和李建成一样，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现，最终促成了建宁王被杀的悲剧。但是，唐朝仍然没有摆脱宗室相残的诅咒，张良娣想拥立越王李系，太子李豫与李辅国合作保住了皇位，唐肃宗在重病期间被吓死。对于有争夺皇位传统的宗室，皇帝对他们更加严密防范，即便是这样，唐顺宗在位不足200天，就被儿子逼迫禅位，最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唐人小说《辛公平上仙》被高度怀疑是描写顺宗被杀的隐事。唐宪宗把十王宅、百孙院被合称为“十六王宅”，诸王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仰仗家奴，彻底斩断了宗室作乱的萌芽，李唐皇子从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

外戚对李唐开国的贡献十分大，因此唐朝在外戚问题上先天不足，皇后常常干涉朝政，外戚把握中枢大权。李世民曾打算立最贤能的蜀王李恪为太子，因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十几年都不立后，根本上是不敢和长孙氏的势力决裂。高宗初期，长孙无忌是帝国的权力核心，他凭空生出一场大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高宗替自己的哥哥妹妹求情都不给情面，后来高宗与武则天达成政治联盟，才消灭了长孙氏的势力。高宗驾崩后，武氏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武则天不仅改朝换代，还大封娘家人为王侯，他们为了谋夺继承权无所不用其极，唐朝的外戚势力走向了顶点。

李唐光复后，武氏势力尚存，韦皇后大力提拔韦氏家族掌握实权，形成武韦专政集团，唐中宗不仅被带绿帽子，还被毒杀。唐玄宗开始对外戚防范甚严，王皇后因干预政事被废，之后他就不立皇后，并分离了外戚的政治权力，但是宠幸杨贵妃就不好了，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不立皇后的现象频频出现，外戚势力由此被强力压制，尤其在唐宪宗之后，许多后妃的出身都不太高贵，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外戚势力。即使是“七朝五尊”的郭太后，出于皇帝的压制和自身的谨慎，郭家势力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文官是治理国家的主力，王朝更需要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有的文臣为子孙后代谋利，不愿意为国家尽力。裴炎被高宗任命为顾命大臣，不愿与韦玄贞分权，就联合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导致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宰相张柬之等人虽然光复李唐，但是唐中宗不得不防止大臣逼宫之事重演。唐玄宗对权力的占有和分配都非常敏感，他当政的前期，宰相从来没有干长久的，后期就有点管不住了，李林甫大权独握，弄得朝纲紊乱，又使安禄山势力坐大；杨国忠专权误国，让盛唐瞬间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后，一些文臣的品节着实让皇帝失望。宰相元载曾帮助唐代宗铲除权宦，但此后日益跋扈，并且四处贪污，朝堂上因此乌烟瘴气，最终被赐死狱中。德宗重用的文臣一个比一个坏，卢杞排挤忠良，酿成朱泚、李怀光叛乱，长安一度沦陷到叛军手里；裴延龄弄术造假的手段空前盖世，到了唐宪宗时期才被彻底揭穿；白志贞大肆收受贿赂，任由纨绔子弟在神策军吃空饷，德宗在危难之际竟招不来一兵一卒，大唐天子彻底颜面扫地，彻底撕碎了皇帝同文臣之间脆弱的联系，而文臣不可轻信的情况，成了唐德宗在位后期的一个真实写照。

重用武将，现有的藩镇已经很头疼了；重用宗室，说不定又来一次政变；重用外戚，可能会再出来个武则天；重用文臣，佞臣把大唐坑得够惨了。在皇帝看来，只要是“带把儿”的，都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于是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

首先，宦官与皇帝感情深厚。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所以很容易得到皇帝异乎寻常的信任，他们比大臣更了解皇帝，甚至与皇帝进行不为人知的沟通，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皇权影子的身份，为皇帝干脏活。李辅国敢逼压唐玄宗、监视百官，都是唐肃宗的纵容和默许；程元振、鱼朝恩等人诬陷功臣名将，根本上是唐代宗有意削弱藩镇的“白手套”。

其次，宦官没有篡权的动力。这是最关键的，宦官没有有传宗接代的能力，是被鄙视的群体，说好听点是宫廷内侍，说难听点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宦官即使能权倾天下，也得不到别人内心的尊重，面对藩镇和士人的压力，宦官集团虽然并不忠于哪一个皇帝，对其真有身为“家奴”、甘愿被生杀予夺的自觉，但不得不忠诚并竭力维护大唐王朝的社稷。

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朝皇帝就有意扩大宦官的权力，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的权利迅速膨胀，并不断制度化：唐玄宗让宦官在朝廷内监督官员，在朝廷外监督武将；唐肃宗把宦官引入中枢来巩固皇权，并大力强化宦官监军制度；唐代宗虽然强力震慑宦官，但又不得不保留宦官制度；唐德宗不仅把宦官监军制度化，还把神策军交给了宦官；唐宪宗再次加强宦官兵权，又给了宦官枢密使权力，朝廷内部形成了两中尉和两枢密的“四贵”，唐朝已正式进入了宦官政治。

唐代宦官曾有过种种劣迹，但面临外扰内乱、各种矛盾尖锐、皇权衰弱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的心腹和助手，对维护中央权威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皇后以越王李系谋乱，李辅国帮助太子李豫消除了登基的阻力，避免了又一场皇室内乱；唐代宗出逃陕州，各地藩镇按兵不动，只有宦官鱼朝恩率先领军保驾；奉天之难中，文臣武将相继失节，只有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等人随行唐德宗护驾。由于顺宗身体原因和政局变动，俱文珍积极拥立背景雄厚的宪宗皇帝；吐突承璀图谋另立太子，王守澄先下手才保住了穆宗的皇位；唐敬宗遇害，王守澄等拥立更有资格的江王李昂，防止宫廷政变进一步扩大。

在地方上，唐中央在叛服不常的跋扈藩镇派驻宦官监军，他们尽管不能施展全部职能，但它仍是中央统治的象征，构成了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桥梁。而在中央政令所及的藩镇，监军则能以“常驻大使”的身份，忠实贯彻皇帝旨意，起到“监护统帅，镇静邦家”的作用。另外，当藩镇发生军将逐帅、藩帅病重或亡故等重大军情，监军把这些信息及时上奏，成为朝廷了解藩镇的另一条通道。

同时，宦官内部也存在残酷的斗争，更需要获得皇帝的支持。唐朝开始专权的几个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俱文珍等人，都是皇帝通过分化、打击把他们整掉。对皇帝而言，文臣未必比宦官更值得信任，宦官根本不需要彻底铲除。唐文宗只会死读《贞观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几乎让宦官成了断线的风筝，幸好接下来唐武宗与李德裕巧妙配合，宦官的势力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势头。唐宣宗明察秋毫，让宰相与宦官相互制约，在他当政期间，宦官们各个低调守法。

当朱温把宦官被杀光之后，后宫里再也没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声音，朝廷内外一时称快，宦官干政问题终于彻底搞定，但是唐朝不久就灭亡了。宦官做为一种毒瘤，并没有寿终正寝，朱温一朝之后，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立为帝，内部时常发生武将夺位的情况，宦官集团再度崛起。

后唐李存勖对功臣宿将多有猜忌之心，加上宦官张承业品行难能可贵，还辅佐自己成就霸业，让李存勖觉得还是宦官忠心，于是他让宦官担任诸司使或充作藩镇监军，后唐的宦官势力与唐末没什么不同。后晋石敬瑭当了“儿皇帝”后虽推诚以安抚藩镇，但各地仍不服，武将叛乱频发，弄得石敬瑭对士人极不信任，他又像后唐那样重用宦官，使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南汉刘 认为文臣武将都有可能谋反，不如无后的宦官值得信任，使得宦官的势力到了滥觞的地步。刘鋹干脆采取“欲当高官，必先自宫”的政策，弄得满朝皆是无根之人。前蜀王建对文武大臣更不放心。他为了制衡文武大臣，把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他担心太子将来镇不住文武元老，不得不让宦官宋光嗣掌握军权。

可以看出，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宦官是皇帝对抗文臣武将的一股势力。宦官既没有 社会 地位，又没有后代，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来于主人，只有主人在，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宦官集团成了半瘫痪朝廷的保护者。宦官干政虽引起皇帝的不满，但不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偿失，皇帝只能在宦官内部借力打力维持权威，当唐昭宗在藩镇的帮助下铲除了宦官集团之后，大唐也就完了。

东汉、唐代和明代三朝的宦官之祸，是如何影响帝国国祚的？

自先秦时期开始，宦官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或王室府邸之内了。这一时期的宦官通常都是以"家奴"的身份出现，并不具备任何政治影响力。自汉代开始，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巩固，宦官也随之走向了政治舞台，并萌生了与皇帝争夺皇权的念头。

自汉代开始，到明代为止，曾发生过多起宦官之祸：其中以东汉末年、唐代中后期和明代中后期的几次宦官之祸较为严重。那么这三次宦官之祸，都是如何形成的呢？又各有哪些特征呢？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熟悉三国 历史 的人应当不会对这句话感到陌生。而导致东汉末年遍地割据政权的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宦官之祸。

自西汉开始，外戚集团就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从西汉初年吕后独揽大权开始，外戚集团就一直是汉帝的主要斗争对象。虽然外戚和皇帝常常在各个领域发生冲突，但外戚集团本质上是不想颠覆汉帝的地位的，只是想要夺取皇权使自己成为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但即便如此，也是汉帝所无法容忍的。

为了遏制外戚势力的发展，汉帝通常以启用宦官的方式来与之对抗。由于当时的汉帝并不具备建立绝对君主制的基础，因此只能让宦官去取代外戚集团的地位。但是当这种情况真实发生后，又引发了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对立。

宦官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便假借皇帝之名对官僚集团痛下毒手，由此引发了东汉末年剧烈的政治变动。

当然，宦官集团的崛起和擅权，其实并不是导致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直接原因。但东汉末年的动乱，确确实实是自宦官擅权之日开始的。 无论东汉王朝后期是外戚集团还是宦官集团的崛起，都必然意味着皇权会随之同步下降。为了遏制宦官集团的发展趋势，汉帝只好启用各地的武装力量"进京勤王"。有了武将的介入，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集团自然会被轻易铲除。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接踵而至，那便是武将集团的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 纵观东汉朝野上下、朝廷内外，都找不到新的第三方势力能够加以制衡。再加上武将们拥兵自重，直接导致汉廷进一步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最终演化成了后来的群雄割据和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自安史之乱过后，历代唐皇都对外臣（尤其是地方节度使）保持着高度警惕。再加上唐皇认为朝廷政治中枢的官僚集团不可用，因此便也萌生了启用宦官集团的念头。相比起地方节度使，似乎宦官确实更加容易控制一些。

自唐德宗时期开始，唐皇重点提拔了宦官的地位，并让其统领卫戍中央的禁卫军。随着唐廷影响力的逐步回升，宦官的影响力也同步得到了扩大，为后来宦官祸乱唐廷埋下了伏笔。

经过安史之乱后，唐皇的权威和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对政治和权力的敏感度却并没有因此降低。 在逐步意识到宦官掌权会给朝廷和帝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之后，唐皇也开始尝试削弱宦官集团势力。但问题在于，唐皇选择了和汉帝相同的做法，那就是借助武将集团的力量来摧毁宦官独揽朝政的局面。

如此，唐帝国便陷入了和东汉帝国一样的困境，那就是在宦官势力被清除之后又陷入了武将擅权自重的局面之中。 当宦官之祸被根除之后，唐皇反而找不到新的势力能够消除武将之祸。由于末代唐皇并未吸取东汉末年的 历史 教训，因此最终只得无奈面对帝国覆灭的结局。

明代的宦官之祸，向前最早可追溯至明英宗时期。具体的代表人物，则是导致明军折戟土木堡的宦官头子王振。不过好在王振也同样命丧于土木堡之变之中，没有机会回到明廷继续祸乱朝政。

虽然在王振死后至夺门之变发生的这段时间里，宦官势力虽然陷入了低谷；但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后、明英宗重用有拥立之功的曹吉祥后，明代的宦官之祸后出现了新的苗头，即汪直之祸。

宦官汪直在取得明宪宗信任之后，在朝中的地位不仅较明英宗一朝的王振有所提升，在京师之外的影响力也十分大。对此，《明史·汪直传》中曾有相关记载：

而到了明熹宗一朝，大宦官魏忠贤则登上了政治舞台。在魏忠贤擅权的时日里，皇帝的存在感降到低点。明末朝政混乱，也与魏忠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直到崇祯一朝，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才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此时的明帝国，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无论是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还是魏忠贤，这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与汉代、唐代的宦官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明代宦官之所以会拥有如此大权，都是明皇所授予的。也就是说，只要明皇愿意，便随时可以将权力从宦官手里收回。

但即便如此，明代的几次宦官之祸还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因此，几代明皇都应当为这几次宦官之祸负责任。 若不是因为明皇的个人喜恶问题，根据明代的权力结构来看，是不应当会发生如此之严重的宦官干政、祸国殃民的情况的。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会发现有外戚集团称帝的例子、有地方武将或总揽军政的最高长官割据自立进而称帝的例子、也有宗室内斗，进而"另立门户"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查找，都找不到宦官篡权称帝的例子。

由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宦官地位的锁定；这意味着不管是哪个封建王朝的宦官，都不具备任何称帝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宦官反而成为了皇帝值得信赖的人。

正是有这种心态和客观事实存在，才导致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常常会以宦官为制衡朝政，使权力恢复均衡的重要工具。一旦对宦官的控制稍微松懈一些，则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宦官之祸。而宦官之祸，其破坏力却远远不亚于武将之祸和外戚之祸。

参考文献：

【1】《明史·汪直传》

【2】《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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