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彦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忠臣变成了奸佞小人

汪伯彦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忠臣变成了奸佞小人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汪伯彦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汪伯彦是宋朝时期与秦桧等人齐名的大奸臣，但是，在他被人唾骂的面目之下，也曾经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曾经的忠臣变成了奸佞小人呢?接下来就请小编为各位看官娓娓道来。

崇宁二年，十年寒窗苦读的汪伯彦终于考中了进士，被授任为成安主簿，因为工作认真努力，考核结果优秀，不久之后，汪伯彦就被擢升为宣教郎和中奉大夫，此时的他也是意气风发，想要大展宏图，干出一番事业来好名垂千古，但是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人生的不如意总是会把一个好人给拖进万丈深渊。

宣和二年，汪伯彦被宋徽宗赵佶召见，赵佶让他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熟读经史，而且有多年从政经验的汪伯彦对答如流，因为他回答得切合实际，于是被任命为开府司仪曹事，汪伯彦再一次升官加爵。

靖康元年，他被宋钦宗赵恒召见，因为金兵对北宋朝廷虎视眈眈，于是他献上呕心沥血所得出的《河北边防十策》，赵桓看后，大为惊奇，觉得甚合心意，没想到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竟然对军国大事有如此精辟的见解，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这十条策略，每一个都不失为良计。赵恒想想父皇宋徽宗当年对汪伯彦的赏识，心下就有了答案，于是就任命汪伯彦为直龙图阁，还让他前往相州做知府，因为金兵很有可能会打到相州。就在这一年的10月，天气逐渐转寒之际，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的北宋朝廷终于被金兵攻陷了真定，真定帅府不得不迁往相州，而汪伯彦也由一方文臣出身的大员成为了统领将士的大帅。

一个月以后，宋钦宗的九弟赵构奉皇帝哥哥之命，出使金军大营与对方议和，他是大宋有头有脸的皇室人物，举足轻重，而金军提出如此条件，让一个有皇家血脉的人作为使者，自然是用心良苦。当时的金国骑兵，有心想要拿下赵构作为人质，汪伯彦发现了金国骑兵的踪迹，于是立马飞鸽传书，把赵构请回了相州，因为情况危急，当时汪伯彦亲自背着弓箭袋子去迎接康王赵构，一个舞文弄笔的文臣，能够不顾自身安危，为了赵构如此舍己，而赵构的亲哥哥却派他前往龙潭虎穴，与蛮夷出身的金兵议和，却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会遭遇不测，两相对比之下，赵构自然对汪伯彦这般忠良勇毅的行为十分感动，于是在这一次事件之后，汪伯彦就成为了赵构的恩人兼心腹。

金兵直逼汴梁城，但是宋钦宗却仍然认为现在金人想要与大宋议和，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到时候就真的打起仗来了。因为对局势的错误估计，宋钦宗和宋徽宗以及宗室中的众多女子被金人掠走，后来遭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但是却悔之晚矣。

赵构因为手里有军队得以逃离虎口，但是他手下的人多为乌合之众，而皇室出身的赵构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于领兵打仗并不十分在行。多亏了有汪伯彦相助，虽然汪伯彦看起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但实际上却熟读兵法，调兵遣将起来是得心应手，于是，在汪伯彦的调度护卫之下，赵构得以保全实力，成功南渡建康，建立南宋朝廷，暂时安身。

父亲和哥哥都已经被金人掳走了，此时的赵构又是诸位皇子中实力最强的人，于是就理所当然的继承了帝位，史称宋高宗，不久之后，为了感激汪伯彦当年的救命之恩，而且，因为汪伯彦着实有才干，即位后的宋高宗就任命汪伯彦为右仆射，权势颇重。

宋高宗希望与北方的金人打仗，把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给救回来，但是，汪伯彦却主张反对抗金，而且在他担任宰相期间，没有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于是，谏官都弹劾他们，百姓们怨声载道，一来二去之下，宋高宗就贬了汪伯彦。

绍兴七年，宋高宗看看自己当初的旧僚属有很多都已经溘然长逝了，身边又没有什么用的上的人，而汪伯彦曾经与自己共度难关，于是就决定恢复汪伯彦的官职，秦桧等人也十分赞同，一向贪权的秦桧为什么会赞同呢?一方面，秦桧等人善于揣测上意，而且贯会逢迎皇帝的想法，另一方面，秦桧曾经在祁门上学，而彼时秀才出身的汪伯彦正是秦桧的授业恩师，多年师生情在那里放着，秦桧虽然是一个奸佞之徒，但是也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现在既然皇帝松了口，自己如果请汪伯彦回来，不仅可以博得一个尊师重教的好名声，而且还能够让皇帝开心，何乐而不为呢?

汪伯彦在相州任职的时候，金兵抓了他的儿子汪似，想要用他的儿子当作筹码，逼汪伯彦割地，但是汪伯彦怎么能够明目张胆的为了小家而出卖国家，但是汪似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敌人抓走，却无能为力，让他怎么能不心如刀割，也许这就是他后来一直主张和战之时所存的一份私心。

午夜梦回之时，汪伯彦不知有多少次听到孩子在对着他哭着喊救命，被吓醒的他常常惊出一身冷汗，他是大宋的朝臣，但是他也是孩子的慈父，最终汪伯彦把把孩子从金人手中给赎了回来。而身居要职的他，当然能够为金兵谋到他们所想要的福利，此时的他即使是慈父，但是却再也不是一个忠臣，这是他一生都难以洗去的污点。

所以后来宋高宗有心想要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他却只是请求领一个管祠观的闲职，不知道是不是为自己曾经的背叛与无能为力而愧疚，然后所做的自我惩罚。

宋徽宗 宋钦宗在汴京被围的时候，怎么不跑呢，不到外地，等着金人被俘。起码宋高宗比他们强人，打不过就

　　因为1127年汴京被围时，他们已无路可退，而且1126年1月金军第一次围城刚撤围不久就南下，宋朝措手不及，宋军战力不济，太原失守后金军再无阻碍，东西路两军合围。
　　1126年12月金军南下第二次围攻汴京时，15万金军两路合攻，四面合围，陷汴京于彻底孤立，金军比第一次多一倍，而之前解围的宋朝军队大多散去，留守仅仅7万余众，北部的宋军基本被击溃，投降。此前宋将王禀守卫的太原在被完颜娄室的五万金军围困二百五十多天后终于失守，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东来的勤王之路。太原之战耗尽了北宋北部的大部分兵力。各路勤王军都受唐恪、耿南仲解散（说说没钱），唯南道总管张叔夜抗命勤王（不愧是历史上歼灭宋江起义军的主），张叔夜部突破完颜宗翰防线，是唯一进城勤王的队伍，然而只是杯水车薪。
　　而京城丞相李纲之前因为第一次金军围城时的姚平仲劫寨失败一事和种师道一起被剥夺军权，此时名将种师道已死，李纲被贬江西，朝中投降派一片倒。皇帝听信跳大神的士兵郭京有六甲神兵退敌（果然2B），金军攻城时郭京的兵直接被灭导致外城被破，而后内城被围。
　　最关键的是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恒都是很傻很天真的主，简单说就是昏君。宋金同盟攻辽，宋军被辽国残兵击败，金军看不下去了猪一般的队友，送了几座人财都没的空城给宋军，宋徽宗君臣乐坏了说是不世之功，自吹自擂。宋朝又有钱，所以金军很快攻宋。宋徽宗他们听信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奸臣，听信小兵郭京这种江湖骗子，而且相信金人是讲道理的。宋钦宗去谈判直接被软禁、凌辱，经受降仪式后屈辱回朝，然后被金军恐吓索要财宝，疯狂搜刮百姓，金人根本不可能满足，最后俘虏徽钦二帝，靖康之耻使大宋被遗笑百年。

　　宋高宗赵构是铁杆求和派，他曾短期当过人质，而且有人保他，所以比较安全。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时，赵构曾以亲王身分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今属河北）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 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史·本纪》称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兵马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继又转移到东平府（今属山东），以避敌锋。
　　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于次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脑。南宋政权初建,他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
　　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旧历二月，金兵奔袭扬州，他狼狈渡江，经镇江府到杭州。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罢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
　　苗傅和刘正彦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兵变，杀了宋高宗信任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逼迫宋高宗退位，史称苗刘兵变。
　　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他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已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
　　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舟山），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
　　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
　　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 、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他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同秦桧加紧进行投降活动，竭力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
　　当绍兴十年(1140)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须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之后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须有杀岳飞，宋金签订绍兴和议。

“靖康之耻”和“土木之变”：过程差不多，结果为何大不同！

宋朝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个封建王朝，二者同是汉族政权，年代也接近，相似点比较多，甚至连生死巨变也非常相似：北宋在经济发达，国势比较强的时候突遭了“靖康之变”的厄运，明朝在国家蓬勃发展的时候同样突遭了“土木堡之变”。这两件事过程颇有相似性，结果却大不同，北宋在“靖康之变”中灰飞烟灭，彻底灭亡，徽钦二帝也惨死五国城；明朝却在“土木堡之变”中坚强地顶了过去，被捉的皇帝也平安回朝，最终成就了276年的大明帝国。

具体来说，这两起突发事件的相似之处还有，两朝的皇帝同样是被外族势力俘虏，不同的是北宋基本是皇族成员被连窝儿端，只逃了个赵构，明朝是只有明英宗朱祁镇一人被捉。另外一点相同就是皇帝被捉后，两朝都有皇族亲人继承皇位，而且都是皇帝的亲弟弟，北宋是由赵构继位，大明是由朱祁玉继位。看到宋明两朝厄运的这些相似之处，很多人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两起影响国运的大事件，结果会差别那么大呢？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差不多的遭遇的情况下，宋明两朝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问题主要出在了统治者身上。

首先是继任者的态度和心理不同，对事件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靖康耻”发生后，赵构在混乱中称帝，迎来了翻身的机会，当然开始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幸运的是在战乱中形成了一批以岳飞为代表的能有效抵御女真人的武装力量，但赵构的可恶之处是空有立国之志，却无识人用人之能，他对武将的猜忌心理和坚守“武将不可信”的态度，使得在“靖康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批有望战胜女真人入侵的武将，处境非常尴尬和无奈，最终无法形成上下同心共御外敌的局面，所以只能落得苟安一隅的下场。

再看明朝，“土木堡之变”爆发后，明朝内部也是混乱一片，犹如天塌下来一样，一开始迁都南京的意见不绝于耳，在一片混乱中，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不知所措，但庆幸的是，关键时刻那位能力出众、见识深远的于谦挺身而出，提出了拥立郕王朱祁钰称帝的意见，并得到孙太后和其他朝臣的支持。皇帝重新确立后，接下来就要面临蒙古人的正面冲锋了，朱祁玉强于赵构的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做到充分信任于谦，并授权于谦全权负责北京保卫战。结果，于谦完美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尽最大努力保住了京城的安危，逼退了蒙古兵，使得大明朝得以浴火重生。

对比赵构和朱祁玉，其实赵构的智商和聪明程度甚至是超过朱祁玉的，但他却不能充分信任有能力帮他翻身的人，比如开始的李纲，陈东，后来的岳飞等人，反而和一众奸佞小人始终打得火热，比如开始的汪伯彦、黄潜善，后来的秦桧等人，这种“亲小人”的举动怎能激发抵御金兵的力量呢？反观朱祁玉，从《明史》的记载中可见，他对于谦始终是非常信任的，他先对于谦提出的保卫京师的建议全面采纳，并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后加少保衔，总督军务，赢得了保卫京师的胜利。蒙古人撤退，朝局初稳后，他对于谦仍旧言听计从，非常信任，甚至达到了“凡用一人，计出于谦”的地步，如有御史弹劾于谦，他也力排众议，始终信任他。

可见，朱祁玉和于谦对延续明朝的繁荣是功不可没的，两个正确的人在正确时间相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心中盘算的是明朝存亡的大格局；赵构的心里则始终打得是个人能否尽快享受生活的小算盘，他才不管北宋能不能复国，只要能在江南这一小片儿土地上过上安稳享受的日子，什么“徽钦二帝”，什么东京汴梁、祖宗宗庙都可丢弃，至于百姓和国土更不在他的思考范围，皆可丢弃。其心似此，又怎能延续北宋的江山呢？

其次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心态不同，对事件结果也产生了不同影响。女真人对中原的宋朝是向往和羡慕的，但他们的目的是掠夺宋朝的物质条件，他们的志向是能够夺尽宋朝所有财富和女人，至于中原地区的江山社稷他们兴趣不大。“靖康耻”后，女真人夺走了京城汴梁附近的所有金银财宝，然后先扶植张邦昌，后扶植刘裕代替他们统治中原地区，基本没有占领中原图谋华夏的理想，这也是赵构能够通过出卖国土和财物换得苟安一隅的重要原因。“土木堡之变”对也先来说是很意外的收获，他万没想到三十万明朝精锐部队，会被猪一样的王振和朱祁镇两人自己玩死。轻松的胜利， *** 他产生了拿下北京的想法，却没想到遭遇了于谦组织的顽强抵抗，见识了大明的力量，打消了其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所以，明朝是靠意志和实力消灭了蒙古人的野心。

女真人侵宋而不进一步统治中原，是本来就没有那种想法（当然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也给了他们不小的打击）；蒙古也先攻明而没能进一步统一中原是有了一些想法，但没能实现。所以纵观二者还是有些差别的。宋的“靖康耻”是古代汉族政权始终无法抹平的奇耻大辱，明的“土木堡之变”则是古代汉族政权奋发图强，积极抗争的优秀案例。

尽信书不如无书——奸臣不是好人，但也未必像《宋史》说得那么坏

最近脑子不太好，字码不顺不说，连选题也经常找不到。于是就按照老办法来解决——翻资料、画图表。谁知不画不知道，一画真奇妙。比如下面这张将载于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大坏蛋打包的图表，就大有文章可作。

尤其是两宋的那些奸臣、叛臣们，简直是人人有料，大有故事可讲啊。

奸臣，在古时是指不忠于君主，弄权误国之臣。在西汉人刘向所著的《说苑》一书中曾指出为人臣者有“六邪”——其一曰“具臣”，就是既不干活也不管事的混日子官；其二曰“谀臣”，就是对君主百般献媚，迎合溜须的马屁精；其三曰“奸臣”，就是嫉贤妒能，弄权误国的奸险之辈；其四曰“谗臣”，就是指以巧言令色排除异己，祸乱朝纲的小人；其五曰“贼臣”，就是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祸乱君主和百姓的野心家；最后一种就更厉害了，叫“亡国之臣”，简直集前五邪于一身，哪朝哪代碰上都得玩完。

不过这只是刘向的说法。事实上在两宋之前的千余年时间里，古人还是比较信奉性善论的，认为一个人就算再坏，也坏不过“谀臣”这个界限。所以自司马迁著《史记》并首创将所有的坏蛋装进《佞幸列传》里一勺烩掉这个传统以来，在此后的正经史书中，各种史家都严守祖师爷立下的规矩，用来囤积坏蛋的列传不是跟着叫“佞幸”，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恩幸”或是“幸臣”（就李延寿在《南史》中别出心裁搞出个《贼臣传》，但没啥影响力），反正大家好像都觉得没什么是比马屁精更坏的蛋了。

直到做官超级糊涂但做学问超级清醒的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时，对此冷笑一声，然后大笔一挥书就了《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各一篇，从此给史学界立下了新的规矩。

老欧阳一代文宗的名头真不是盖的。经他这么一折腾，使得在此前“走红”了千余年的佞幸们瞬间失去了热度，相反在各种史书中被标注为奸臣、逆臣、叛臣的家伙成了坏蛋们新的代名词（当然《明史》中还载有本朝特产“阉党”）。

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没有给坏蛋打包作传的唯有《后汉书》、《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这五部而已（《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和《旧唐书》则是只打包但不命名，传列书之最末），其余19部史书中共载有各种坏蛋合计323人次。

在奸臣、叛臣和逆臣这三个坏蛋标签中，叛臣和逆臣的情况看起来比较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一样。作为臣子发动叛乱、割据、投敌，甚至连皇帝都不放过的，有谋废立或弑君行为的，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只要一没有称王称帝，二未曾立国建元，那就是叛臣，否则就是逆臣。

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和仆固怀恩。安大胖子不但反了，还立国伪燕、建元圣武、自号雄武皇帝，这就是妥妥的逆臣了；而仆固怀恩为了打倒安胖子，不惜拿自己的亲闺女和亲回纥，全族有46人死于王事，堪称满门忠烈，其平乱之功不亚于郭子仪和李光弼。谁知战后却被宦官骆奉先陷害逼入死地，不得不起兵反抗，最终被郭子仪所平，于是落得个叛臣的下场。

而以两宋为分野，对于奸臣的定义则截然不同。在此之前，人们眼中的奸臣虽然不是啥好鸟，但其实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此时所谓的奸臣，就是一肚子坏水，到处说人坏话、打小报告的小人而已。其最大的害处恐怕就是忽悠得皇帝一脑子浆糊，让朝廷瞎指挥、乱作为，仅此而已。至于祸国殃民啥的，当时的古人认为，他们不配！为啥？因为在那会儿能使得太阿倒持、国破人亡的唯有手握刀把子、枪杆子的军头。至于成天打小报告的奸臣嘛，一看就是百无一用的文人，还能折腾出多大的场面？

不过自唐朝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毕竟几乎光凭着一个李林甫便造就了一场覆亡盛唐的安史之乱，而150年后的朱温篡唐，更少不了崔胤、柳璨、蒋玄晖等一批文官的推波助澜。尤其是随着士族的覆灭和科举的兴起，文官在一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中的败类所能造成危害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比如欧阳修。

欧阳修是文官中的一个异类。一方面他在文坛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士林中极负影响力，另一方面老欧阳虽然做了一辈子糊涂官，但却是个怼人狂魔。只要有啥看不顺眼的，往往不分敌友先喷一脸口水再说，连老友范仲淹都未能幸免。

所以面对“奸臣”这个概念，欧阳修别出心裁的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啥意思呢？就是奸臣之奸，本不在臣，而在于大环境——说白了，就是世间本无奸臣，全是不靠谱的皇帝自己闹幺蛾子闹出来的。

老欧阳果然劲爆，光喷奸臣已经不能让他感到满足，干脆捎带上皇帝一起喷了个体无完肤。

那么他这话说得对吗？当然对，而且是大对特对。

说到奸臣，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桧。那么这个在岳王庙前已经跪了上千年的祸国大奸，真的是生来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种吗？当然不是。

起码在靖康之变前，在秦桧的身上看不出半点畏敌如虎、卖国求荣的迹象。相反那时的秦桧倒是“左”得冒泡，简直堪称主战派的一面旗帜。比如在女真人第一次攻打汴梁时，曾以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作为退兵的条件，结果在举朝一片妥协求和的声浪中，唯有秦桧愤而上书言军机四事，反对对金无条件妥协。此后宋钦宗赵桓又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员外郎处理割地事宜，秦桧深以为耻，宁可辞官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差事。

如果仅在当时，那得要开多大的脑洞才能想象得出这货未来会成为史上第一大奸臣？

再比如前边提到的仆固怀恩。如果他战没于安史之乱或是在受骆奉先陷害之前就死掉了，那么仆固怀恩的名字将毫无疑问的与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名将同列，并光耀千古，成为受万世所敬仰的忠臣良将。

让我们再开个脑洞，将蔡京、秦桧这南北宋最著名的奸相穿越到大宋朝的鼎盛时代，比如仁宗朝——那将会是个什么景象，这俩货又会干出多大的坏事？

我想，答案很可能是数量多到有如过江之鲫的仁宗朝名臣良相中，再添上两个名字而已。

诸如秦桧。这货固然在靖康之变后被掳去金国吓破了胆，随之在威逼利诱下向女真人屈服，但这其实也不奇怪。作为一个正宗的儒家门徒，只要不是天生坏透了腔的，立身修心的功夫都不会太差。但儒生大多像是温室的花草，经不起什么大的挫折，一旦理想破灭或是经历磨难，被儒家仁义礼智信包裹的躯壳里面隐藏着的人性的弱点以及阴暗面就会纤毫毕现，秦桧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要是他没遭遇到这样可怕的经历呢？赵祯统治下的东京汴梁可是安全得很，在生命安全和权势富贵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秦桧很可能继续“左”下去吧？比如对着西夏喊打喊杀，弄不好还会出使辽国，面对契丹人的威逼利诱慷慨陈词、不辱臣节，像富弼那样在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再如蔡京。相比秦桧，这货才是天生的权奸，为了往上爬可以全无节操。比如在势同水火的新旧党争中，所有人都得站队，非新即旧，想要骑墙者如苏轼都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唯有蔡京可以左右逢源——旧党大佬司马光要废除新政中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别人都觉得这事不好整。唯独蔡京“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让司马光都忍不住赞其“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等到新党领袖章惇上台、要废差役法重行免役法时，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政先锋：

可那又如何呢？赵祯在位42年走马灯般的换过23任宰相，其中不乏如丁谓、王钦若、章得象、贾昌朝、夏竦这样公认的“奸邪”，也不乏像吕夷简、晏殊、陈执中、文彦博、冯拯、梁适这样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人物。他们或许能为害一时，但在赵祯治下的大宋朝该盛世繁华时依然衣冠文物，该被党项人痛扁时依然屁滚尿流，该给契丹人纳贡时依然分文不少……就算蔡京当奸臣的本事高过上述人等十倍，其结果怕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起码他想在赵祯的眼皮底下把大宋朝给整亡了，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至于理由，清人王士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同理，要是将韩琦、富弼、庞籍、范仲淹、包拯这样仁宗朝的名臣良相发配到靖康年间前后，说不定就是给蔡京、秦桧们送去几个同伙。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多几个像李纲、李若水似的悲剧人物，要想替大宋朝逆天改命甚至是复制所谓的“仁宗盛世”，那也绝对是痴心妄想。

对此，大明朝的铁血宰相张居正一定深有同感。

西汉大儒戴德曾感慨“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其实将“国家”改成皇帝老儿才更加准确明白。毕竟只要是帝制时代，所谓国家不过是帝王的私产，跟当臣子的（甭管是忠是奸）实质上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像今天的私人公司，无论是大赚特赚或是倒闭破产，对于打工者的区别无非是多喝几口汤或是再找份工作，而对于老板就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在《三国演义》中，老实人鲁肃才告诫孙权——俺们都能投降，唯独你不能。

但要是老板自己都不把公司的存亡当回事，打工的凭什么要多操这份闲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不跟着瞎混？相反倒是那些狗拿耗子非得多管闲事的，弄不好会讨人嫌甚至丢掉饭碗（在古时就是丢官甚至掉脑袋了），换成你该怎么选？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被载入史册并言之凿凿被盖棺定论为佞幸、奸臣、叛臣和逆臣的三百来号人不过是代主受过。而如果将跪在岳王庙前受万世唾骂的秦桧换成宋高宗赵构，也许更为公平合理。

啰嗦了这么半天，但我其实毫无替那三百来号人申冤翻案的意思。毕竟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人生人亡何止亿万，为啥别人不上榜，偏偏只有这帮货色被挂起来示众吊打？

但要说他们统统罪有应得也说不过去。毕竟所谓的忠奸很难去量化，而且无论什么玩意只要跟政治沾边儿就很难说得清是非。所以，可以肯定在那三百来号大坏蛋中肯定不乏受了冤屈的倒霉蛋，而且怕是不止一个。

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被载入《宋史》的那40号“佞幸”、“奸臣”和“叛臣”。不过两宋的“佞幸”大多是无名之辈，也没干过什么特别坏的事情，只是其中不乏有才之人。比如王继先是个出色的医生，参与编纂过《绍兴本草》；曾觌、姜特立则以诗词文章闻名，并有著作传世。

问题主要就出在了“奸臣”和“叛臣”两传中，而其中就不乏替自家主子背锅的倒霉蛋。

比如说赵良嗣。他提出的联金灭辽、收复燕地的主张尽管在战略层面有考虑不周之处，但在战术上绝对可行，而且也确实是出于满腔热忱，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一个奸字。只是世代生于辽国的赵良嗣，又哪里会想到宋军的战斗力会如此之渣——刚刚被女真人揍得快要亡国的契丹人，转过头来轻轻松松就将几十万宋军打得丢盔弃甲？

这种执行层面出现的问题，与主谋者何干？就算能扯上关系，又与赵良嗣的品性何干？与之类似的如西汉马邑之谋，也是在执行层面出了纰漏导致功败垂成，可没见人家刘彻把罪责全扣到聂壹头上，更没有将其打上奸臣的标签。

但赵佶毕竟不是大气的刘彻——赵良嗣要不是奸臣，那么又要将力主推动联金灭辽的皇帝陛下置于何地？所以赵良嗣必须是奸臣，他们全家都得是奸臣！

更搞笑的是张觉、郭药师。比如张觉，他本是辽臣，在契丹人即将败亡之际先降金再降宋，自然算不上什么忠臣贤良。不过当张觉携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降宋时，宋徽宗赵佶可是乐得连嘴巴都合不上，没准还跑去了太庙告祭、向祖宗们报捷。而张觉也拜为泰宁军节度使，被赵佶视之为维护北疆的顶梁柱。

可是当女真人大兵压境、索要张觉时，赵佶先是断然拒绝，扛不住压力后又耍小聪明，杀了个貌似张觉者妄图充数。等到一切小伎俩无效、女真人声称要举兵自取时，赵佶就彻底认怂了，密诏杀死张觉及其二子函送金人。

张觉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人。可是招降、纳降张觉的是赵佶，最后杀了张觉取悦女真人的还是赵佶——只想占便宜却不愿意吃亏，一旦吃亏便迁怒于人、说人家张觉是奸臣，这像是人干的事吗？

更要命的是，赵佶杀了张觉之后，使得大批辽国降将彻底寒心，尤其是郭药师：

郭药师也是辽国降将，而且为北宋立下了不少战功。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加上朝中上有昏君、下有奸佞，再有张觉事件使得郭药师离心离德，所以最终也降了女真。

身为一介降将，又是边将，郭药师和张觉就算想当奸臣又能奸到哪儿去？骨子里彻底烂了难道能怪到脸上长的那两个粉刺？郭药师或者勉强能算是个叛臣，那张觉呢？就是个纯粹的倒霉蛋罢了。

再比如张邦昌，那就更倒霉了。关于老张是如何当上那个倒霉的“伪楚帝”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详见《 老张家好不容易出了个皇帝，结果不但是伪帝，还是“背锅帝” 》）。这里给不愿意点链接的朋友强调两点——其一，当时老张死活不肯称帝，但在女真人威胁要屠光汴梁满城百姓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屈服：

“金国文字来，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来促劝进……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涂炭一城邪？’遂止。”（《大金国志·卷三十·楚国张邦昌录》）

其二，老张“在位”期间，一不肯进垂拱殿（北宋皇宫正殿），二不肯坐北朝南（“面西而坐”），三禁止大臣朝拜，四不称“朕”而称“予”，五文书不称“诏旨”而称“手书”。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正经的皇帝。

而且女真人一撤兵，张邦昌就一边派人暗访赵构行踪，一边迎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入宫临朝称制。孟氏刚一进宫，张邦昌次日便宣布退位——“大楚朝”前后享国不过33天而已。

可以说赵宋皇统能得以延续153年，张邦昌居功至伟。可是谁让他摊上个恩将仇报的宋高宗赵构呢？所以老张最终不但死于非命，还落得个叛臣的骂名遗臭万年。

《宋史》搞出这么多“冤假错案”，可能有人会归罪于修史的蒙古人。要么认为这帮家伙文化水平太低，结果搞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要么就是心怀不轨，丑化前朝。

其实，这还真是冤枉了无辜的蒙古人。

话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后，每逢王朝兴替，替前朝修史都会成为新朝极为重视的头等大事（毕竟涉及到新朝的正统性嘛），但唯有元朝是个例外。自从蒙古人占据天下以后，别说像修史之类的文事，连治国都不怎么上心，整天就忙着争权夺利。

比如说谁要是敢在别的朝代提个“反诗”，最终不死一地人肯定无法罢休。唯独在蒙古人看来，这都不算事：

所以心胸比草原还宽广的蒙古人直到元顺帝至正年间、也就是距离元亡只剩下20来年的时候，才猛拍了一下脑门恍然大悟：完犊子喽，忘了给前朝修史啦！

说修就修。蒙古人一旦较起真来那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不但《宋史》，捎带着连《辽史》和《金史》一起修。而且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开干，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大功告成，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修成了三部史书合计747卷……

相比之下，清朝修的《明史》是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一口气修到了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共历时94年，却只有332卷，总字数不足元修三史之半数。

所以宋史在二十四史中的评价并不高，最为人诟病的缺点就是粗糙，这个无须赘述。而另一个毛病，就是屁股坐得太歪。

二十四史都是新朝替前朝修的，所以搞搞丑化、栽个小赃啥的都不奇怪。但胡说八道到了《宋史》这个程度的，还是非常少见的。不过这能赖到蒙古人头上吗？恐怕还是不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史》，都标明“元·脱脱等撰”——要是脱脱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并表示这个锅他不背。

脱脱当上《宋史》、《辽史》、《金史》的都总裁官时，还身兼中书右丞相一职。所以他不但得替元顺帝治理国事，还得花大力气治黄河、扑灭此起彼伏的各地义军，就算是个八爪章鱼也忙不过来。所以他只能辞去修三史的都总裁官之职，由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继任。可问题是别儿怯不花跟脱脱一样忙着到处堵窟窿，阿鲁图连汉字都不认识，干脆算是个文盲，又能管得了什么事？

于是《宋史》的修撰工作，实际上是被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汉族士人所把持和左右。虽然在成书后脱脱又审了一遍稿，不过即便他的文化水平比阿鲁图高得多，但也不是宋史专家，所以也甭指望脱脱能搞什么“拨乱反正”。

而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人又是如假包换的正宗理学门徒，所以这部史书的思想倾向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理学的祖宗如二程、朱熹等在思想倾向上都属于旧党、反对变法，所以在《宋史》的《奸臣传》中就必须得让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邢恕、安惇等在新旧两党间反复的小人也甭想跑）等新党干将打头阵。要不是王安石无论从人品、学问上都挑不出毛病，这位新党领袖肯定得在《宋史》中被授予头号大奸的荣誉称号。

又因为理学派始终主和反战，所以除了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名声都臭不可闻的货色，如像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等无法洗白外，剩下的主和派几乎都是他们口中的“贤良”，像坏到透腔、堪比秦桧的史弥远就因此与《奸臣传》无缘。相反对于主战派，他们则视如仇雠。岳飞这样已经被捧成神的他们惹不起，所以韩侂胄就倒了霉——谁让这货又是主战，又遭遇了一场惨败呢？韩侂胄不是奸臣，谁是？

再比如贾似道（详见《 贾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说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 》）。老贾不但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还大搞改革，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彻底整顿财政，试图解决困扰南宋末期收入锐减、兵员枯竭等问题。可这些最终使得南宋亡国的弊病是谁造成的？当然是充斥了一大堆理学派的士绅地主。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在这些人眼里，贾似道不是奸臣的话，这个世上就没有奸臣了。

贾似道一死，南宋即亡，他也成了罪魁祸首的巨奸。而那些刚刚“为国锄奸”的大忠臣们，转过脸来就心安理得的将谢太后和年仅6岁的宋恭宗赵?赶出临安献给了蒙古人。

但《奸臣传》中永远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谁让人家“上头有人”呢？

当然韩侂胄和贾似道也是一身毛病，比如私德不修，比如专权跋扈。但问题是两宋319年间的那些所谓名臣良相们，除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外，有几个手脚干净、人品清白的？再如专权跋扈——要知道南宋受外患之危改行独相制，再加上大多数皇帝都不怎么管事（要么就瞎管），所以宰相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权独揽而且必须大权独揽，否则大宋朝还不得乱了套？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屁股歪了，脑袋就好不了。说你是奸臣你就是奸臣，否则青史凿凿，谁还能重修一遍《宋史》不成？

大金国为什么灭了大宋国，却没有抓获赵构？

1、金国灭掉的是北宋，南宋是被元朝所灭，宋朝时期主要是内忧外患，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先于1127年使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元。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

2、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他担心李马会揭穿真相，便将李马药哑，不久杀死了李马。
　　高宗在位初期，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以宗泽为东京留守，发动军民抗金。不久，他罢免了李纲，启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把宋军防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从而使抗战形势逆转。使得金兵分兵三路轻易即渡过黄河，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内即占领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
　　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高宗对内还全力镇压了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至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高宗还严禁对议和不满的呼声，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你忘记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结果被打几十大板刺配吉阳充军。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慎，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　
　　赵构退位后，自称不再问朝政，其实也干预些政事。有一天，他去灵隐寺冷泉亭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料得很殷勤，他打量了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象个行者。”行者哭着诉说道：“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监司，被诬陷降罪，罚为庶人。为了糊口,得来此处投亲，干此贱活。”赵构当即说：“我明天替你去向皇帝说明。”回宫后果真对皇帝讲了，要复他的职。几天后他再去冷泉亭，见行者还在，他回宫后在宴饮时便怒容满面。孝宗小心翼翼地问赵构为何生气，赵构说：“我老了，没人听话了，那行者的事，我几天前就同你讲了，为何不办理？”孝宗回答说：“我昨日已向宰相讲起，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枉法，免他一死已经宽大，再要复职实在不行。”赵构却不顾这些，说：“那叫我今后怎么再见人，我已经答应他向你求情。”孝宗无奈，只得去对宰相说：“太上皇大发脾气了，那人即使犯了谋杀罪，你也得给他复职。”宰相只得照办。
　　赵构政治上昏庸无能，然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入神韵，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末书坛，后人多效法其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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