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在什么时候是由谁创立的

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在什么时候是由谁创立的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小编带来的古代的刑事诉讼法。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国家与法律产生以前，没有犯罪和刑罚概念，也就无所谓刑事诉讼。在原始氏族社会，由于没有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所以人们常常通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统筹解决各种社会关系的国家和法随之产生了。

军队、法官和监狱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形成的三大象征。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的验证发现，早在夏朝以前就已经产生了国家与法。从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物看，我国的国家起源应该在距今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也是我国法律起源的最早时期。黄帝《李法》记载：“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对军队的营垒已经筑好，穿壁墙不从正路走的人，定为奸人，对奸人的刑罚是杀。)这一规定显得比较原则、简单。但黄帝时代用兵极广，战争频繁，而战争讨伐就是用兵，用兵就会产生军法与刑罚，即所谓的“刑起于兵”。所以，法律与刑罚是与国家的产生相辅相成的，国家统治的确立需要由法来保证，而法则需要国家的强制力来执行。

因此，我国的法始于黄帝时期，战争结束后进入距今4500年的稳定发展的尧舜时期，战时的军法被逐渐改编完善成为了平时处理各种纠纷和处罚各种犯罪的法律，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也因此产生。

所以要说最早出现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该是在尧舜时期，但那时，刑法我与刑事诉讼尚处于初创阶段。与尧舜同时代的苗民在君权与神权的冲突中，君权取得了胜利，开始创建了以肉刑为主的中国最早的奴隶制五刑，后尧在苗民五刑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五种刑罚，即“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尧舜时，理官则谓之为'士'，而皋陶为之”，即在尧舜时期，我们就已经有了掌管刑法的法官-皋陶。而士在古代即是司法长官，也是军事长官。

从有据可查的文献资料表明，尧舜时期我国就有了刑和罪的记载，又有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士”，因此，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刑事诉讼。

其实确切的说，我国古代并没有一部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都存在有关刑事诉讼的各种法律规定。历史上的一些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对于我国现代制定刑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历史优秀文化进行继承与发扬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使命。

怎么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李玉萍

您好！李玉萍原文如下：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最容易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的领域，其中公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包括自由、财产、生命等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因此旨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有“小宪法”之称，被视为“行动中的宪法”，是一国法治文明与人权保障的试金石。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由此开启了我国法制史上关于人权保障问题的先河。2012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自“人权”入宪以来首次被写入国家基本法中，不仅具有宣示意义，更具有普世价值和规范意义，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得更有尊严感和安全感。这也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正在不断地朝着更加人性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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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宣示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16年来的再一次大修。其间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对于此次修法，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个修法过程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其中，“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最大亮点，被视为是继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通过法律修订释放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刑事法制捍卫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飞跃。

　　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这同时也表明，追究犯罪、打击犯罪不再是刑事诉讼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那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追诉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历史。可以想见的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诉讼与刑事司法将超越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步发挥其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促进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实现从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是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避免滥捕、滥诉等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次“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继续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也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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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实际上，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也无论其贫富贵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弥足珍贵。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也不会跟公安司法机关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国家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关怀疑的对象，都可能被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受到追诉，进而被裹挟到刑事诉讼中来，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但你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追究”，而一旦作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国家机关的追究，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拘捕、侦查、起诉或者审判过程中，尊严或者人格被践踏，健康、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被无端剥夺。实际上，无辜者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刑入狱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刑事司法界的一个无解难题。因此，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尊重与保障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权。同样，“尊重与保障人权”对被害人也适用，因为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害人，但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同理，“尊重与保障人权”也适用于证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一辈子不充当证人或者不需要证人的帮助；即使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也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律师的帮助，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证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

　　也有人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因为实施了犯罪、做了坏事才受到国家追究的，对这些人没有必要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活动存在的一个误区。其错误之处在于：首先，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一再警示我们，无论司法人员多么专业和敬业，也无论司法过程多么精密，冤假错案都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杜绝，被我们“依法严惩”的很可能是与我们一样善良、正直而无辜的人。其次，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只有在确定有罪后才能惩罚犯罪人，在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惩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再次，即使是有罪的人，也必须由司法机关对其判处刑罚并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其施以刑罚，更不能法外施刑。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诸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仅仅是为了防止其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因而仅具有预防性质，而非惩罚措施。最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人，他们也只需要对其犯罪行为负责，依法接受国家判处的刑罚即可。这种刑罚对犯罪人而言即所谓的“罪有应得”，对社会和普通民众而言是“罚当其罪”。除此之外，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惩罚犯罪人所实施的“恶害”，另一方面对犯罪人施以“恶害”，采用不当手段侵害其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如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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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范意义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尊重与保障人权”除了被作为原则写入总则部分外，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诉讼制度或程序规则的修改中也都得到体现，因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意义。

　　其一，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指控、进行辩解，维护自身权益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律师的辩护，并扩大了指派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公安司法机关要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辩护人。同时，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辩护，此次修法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问题，解除了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的后顾之忧，明确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其二，在发现事实真相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进行平衡。发现事实真相历来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使命，并常常与人权保障问题产生冲突。此次修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突出了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杜绝刑讯逼供和采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现象。此外，立法在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的同时，加大了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避免因作证行为导致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尊重人性，关照人伦，此次修法中还首次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

　　其三，在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中，加大了保障人权的力度。此次修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一步规范了包括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在内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当事人家属的例外情形，要求对于被逮捕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并将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严格限制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两种，以避免公民“被失踪”现象的发生，保障其家属的知情权，并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帮助。同时，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具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加大对重要诉讼阶段和诉讼行为如侦查、拘捕、审判和执行等的监督力度，预防和及时纠正侵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其四，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由独立、中立的审判机关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国家尊重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体现与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保障了被告人的此项权利：一是明确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限制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问题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次数，确保被告人能够获得及时审判，并严格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禁止原审法院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时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二是明确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应当指定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同级法院进行审理；三是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提取要求的，还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四是针对特殊对象和特殊案件设置特别程序，如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适用，并创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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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与保障人权”关键在落实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不仅昭示着我国立法朝着民主与法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指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落实。只有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以及各种相关制度和规定贯彻落实到办案过程中，才能真正促进刑事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立法的进步意义也才能最终得以彰显。

　　考虑到我国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历史遗留，虽然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正当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尊重与保护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利益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示，但是要真正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不仅需要广大司法人员转变诉讼观念和司法观念，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并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和诉讼理念，切实提高广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安司法人员以及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修改甚至摒弃之前的某些不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的做法，诸如“不问过程，只问结果”、“联合办案”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切实尊重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并严格按规律办事，为“尊重与保障人权”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

　　实践样本

　　浙江

　　扩大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范围
　2011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扩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辩护范围”的通知。同年5月4日，又会同省司法厅出台“加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工作”意见，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该省各级法院除认真落实省高院规定的应扩大指定辩护的9种情形外，部分法院还将被告人开庭时已满65周岁、被告人系少数民族且不懂汉语、案件有涉外因素、共同犯罪中其他同案被告人均已聘请辩护人等也作为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形。

　　该省法院还联合司法局共同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指定辩护流程。

　（详见本报2011年5月28日一版）

　　荣昌

　　充分尊重当事人人身权利

　　给被告人准备相关法律条款和供其搁置文书的桌子，为公诉人、被告人与其辩护人三方提供同样的证据资料和矿泉水，休庭时让久未见家人的被告人当着法官的面与家人交谈，让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充分使用其话语权，充分尊重当事人人身权利。

　　2011年7月21日，这些在现行刑事审判模式中不常有的做法出现在了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一起涉嫌诈骗罪案件的庭审现场。
谢谢阅读！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du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现代刑事诉讼法是怎样的

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西方国家的价值引入和制度移植，而鲜有对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历史的纵向挖掘和深度剖析;例如，西方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均蕴含着对人权、伦理等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那些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或理论原则，只要没有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就不属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刑事诉讼和其他性质的诉讼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等等，我们称之为一般原则。另一类是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基本原则，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即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解决纠纷的活动，俗称“打官事”。所谓“诉讼法”，就是调整诉讼法律关系和规范诉讼行为的法律。按照现代法学理论对于法律的分类，诉讼法属于规范办案程序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则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法系，作为人类法制文明中的一支独秀，也曾有过它的鼎盛时期。有趣的是：尽管人类社会在出现了国家之后就有了诉讼活动，但在相当长的时问内，却并没有专门的诉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采取“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融为一体”的立法形式，通常都是以刑法为主线，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实体法与程序法混杂在一起。直到2O世纪以前，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制定过专门的诉讼法，更没有颁布过一部单独的刑事诉讼法典。直到清朝末年，任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才开始学习和引进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但尚未来得及颁行，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因此，在几千年的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都不曾有过刑事诉讼法典。中华法系虽然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但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的糟粕。如今，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制文明，还应当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刑事诉讼法，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西方国家的价值引入和制度移植，而鲜有对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历史的纵向挖掘和深度剖析;例如，西方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均蕴含着对人权、伦理等价值的尊重和保护。[1]本书上溯至夏商周时期，遵循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了秦汉、唐宋、明清朝代的中国古代刑事诉讼的流程与特点，并与西方国家、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法作出比较分析和论证;是一部融工具性、资料性、研究性、学术性于一体的较全面的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专著。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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