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沈炼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随着电影《绣春刀Ⅱ》的上映,电影男主角、由张震扮演的锦衣卫沈炼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这部描述明朝天启、崇祯年间锦衣卫、东厂之间互相倾轧争斗的电影,爱情、兄弟情义的羁绊将是主角沈炼更具危机的修罗场。相比于剧中其他的虚构人物,沈炼在历史上却是实有其人,他的一生虽然没有电影中的跌沓起伏,但也称的上死的壮烈,他的死也奏响了大明盛世的挽歌。
沈炼,字纯甫,号青霞,今浙江绍兴人,明朝官员。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任溧阳、茌平、清丰县令,为官清廉,颇著政绩,为百姓所称道。但因其不阿谀奉迎,而秉性耿直,每每龇龉权贵,被贬职为锦衣卫经历(主管锦衣卫公务文书的出入、誊写及档案封存等事项),“经历”是锦衣卫下属经历司的僚员,品秩是从七品。沈炼性格迂阔,但工作能力很强、公文材料写得好,受到了当时的锦衣卫都指挥同知陆炳的赏识。而陆炳是皇帝跟前的大红人,严嵩父子也与其交好,陆炳带着沈炼去严府喝酒,沈炼也欣然前往。也就是从这时起沈炼与严嵩父子结下了生死恩怨。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冬,蒙古瓦剌军入侵,内阁首辅严嵩擅权,瞒报军情。沈炼眼看大明江山将要灭亡,感伤国事,当场写下奏疏,揭发严嵩父子的十大罪状。此疏一出,朝野震动,嘉靖皇帝下诏将沈炼廷杖后贬斥到塞外的保安州(今河北涿鹿)种田,一腔报国热血最终换来的是被贬为边民。携妻挈子的沈炼在塞外同乡人谈论忠义大节之事,也写些壮怀激烈的诗篇,并时常詈骂严嵩父子误国,而严嵩当然不会忘记这个处处和自己作对的硬骨头。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严党成员、宣大总督杨顺与蒙古族鞑靼部落交战,丢失城池40余座,却杀害边民来谎报军功,沈炼去书严斥杨顺误国奸臣。在严嵩的授意下,杨顺与御史路楷诬告沈炼为白莲教众而将其杀害,时年51岁。沈炼被杀后,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杨顺还把沈炼的次子杖死,并派人前往浙江捉拿沈炼长子沈襄。但后来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揭发杨顺所为,沈襄才得以活命。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严嵩倒台后,朝廷才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赠他为光禄寺少卿,谥号忠愍。
明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 因此,研究 嘉靖朝不能不研究严嵩 。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 明史·奸臣>>中 。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 。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 。然检读记 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 。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 。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 。《 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 。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 。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 世宗处死的王忬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 。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 。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 。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 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 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 。《四库全书总目》卷58“ 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 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 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 。”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 。 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 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 。
《 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这说明 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 。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 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 。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 。王世贞《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 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 。”《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 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 。……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 。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 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 。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 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 。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 。这就是发生在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 。《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 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 。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 。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 。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 。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 。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 。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 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 。例如宫婢之变后, 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 世宗欲重修宫殿 。严嵩考虑 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 。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 。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 。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 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惟其如此,才能将 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 。关于这一层, 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因此, 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 。即是令其致仕时, 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 。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猜疑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何谓 “忠良”,其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将中国人的思维按“价值二元”的文化取向训练,使得一些中国人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扭曲事实,令历史失真 。所谓严嵩“屠害忠良”,正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结下的令国人至今还在咀嚼的一枚历史的苦涩之果!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 。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 嘉靖十七年进士 。《 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 。”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 。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 。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 。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 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 。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 。 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 。”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 。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 。”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 。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 。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 。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 。
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 。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 。”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 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 。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 。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 。
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 。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 。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 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 。….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 。”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 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 。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 。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 。 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 。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 。是年杀夏言、曾铣 。《 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 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 。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 。”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 。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 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 。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 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 世宗投诉 。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 。于是 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 。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 。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 。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 。┅┅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 。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 。….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 。”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 。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 。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朱元璋推翻元朝,驱蒙古于大漠,北方边患困扰明朝竟二百余年 。蒙元北迁之后,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 明史纪事本末· 故元遗兵》),这始终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曾数次用兵,把蒙古兵驱赶至陕、甘、宁一线以北,但始终未能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 。几次征伐,互有胜负,耗资甚巨 。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不易,因而改变策略,以防御为主,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以阻蒙古南下 。成祖继位后,曾五次御驾亲征,亦未摧毁其游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而后明朝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蒙汉关系,甚至有时关系异常紧张 。
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影响着蒙古人的生计 。据《 明史·鞑靼传》等载,蒙古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釜锅、衣帛等全赖边贸甚至掠夺供给,当时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 。”其时蒙古首领俺答也说,“生齿日多”,因“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 。”这对牧民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自孝宗时起,当时的蒙古首领达延汗就多次遣使求贡;自 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 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 。 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 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 。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 。”(《 世宗实录》卷346),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一来延续阻止皇帝亲征的“传统”,二来此时京营早已腐化,没什么战斗力,故设法阻止之 。二是 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 。例如 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 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 。
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 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 。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 。”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 。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 。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 。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 。”(《典故纪闻》卷17) 。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 。”(《 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 。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 。刀尤短小,亦无锋 。”(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
倭寇并非起于 嘉靖朝,但 嘉靖朝倭患最烈 。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 。夏言重作首辅时,关闭市舶司, 嘉靖时,“倭患”越来越严重,而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却完全无视朝廷在海防上面的巨大漏洞,竟将“倭患”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 。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到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 。(强烈怀疑夏言的动机,撤销海关是不是为了逃税?方便文官们走私?)明 世宗那么精的人,这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
合法的贸易没有了,只能依赖走私,海商的进货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门大族控制 。辄以官府禁甚为借口,大肆囤积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 。本来合作无间的两方摩擦越来越大 。当积怨渐深时 。海商集团终于用武力报复 。杀人放火 。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员为推罪责,便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 。王直徐海等人尝到了甜头 。也利用明朝官员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 。动辄以“倭寇”为旗号 。其内部真正的日本人无几 。且都是苦力的干活 。
这时这个所谓“倭”的内部 。也生了分化 。一部分如王直等人 。打出“倭寇”的旗 。乃是为了与官府对抗 。以|护自己的贸易活动 。所以以贸易为主 。以抢劫为兼业 。 但也有认为“既明抢就可以的到的东西 。干嘛还要拿钱买?”的 。如徐海叶麻等人 。彻底转变成明火执仗的海盗团伙 。一时间闽浙沿海的区 。遭受到前所的破坏 。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 。被掠财物人民更是难以估量 。
当海商转变为倭寇之后 。情况便大大起了变化 。他们对沿海省份展开掠夺 。东南官员此承担了极大的罪责 。罢官杀头放殉职者不其数 。同时大户们的利益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强化的海商面前 。他们已经无法再保|公平交易 。必须要花费原先好几倍的成本 。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到威胁 。这时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 。”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 。
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 。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 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 。┅┅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 。┅┅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 “如己酉( 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 。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 。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 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 。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 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 。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 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 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 。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 。”
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 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 。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 。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 。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 。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 。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 。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 。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 。”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
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 。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 。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 。《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 。”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 。”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 。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 世宗的赏识;《 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 。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 。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 。”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 。《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 。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
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 。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 。”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 。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 。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 。”事在 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 。”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 明史·严嵩传》中缺载 。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 。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 。”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 。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 。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 。”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山阴(今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此后徐渭由嫡母苗夫人抚养至十四岁。
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渭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由于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渭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在徐渭十岁那年,苗夫人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渭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
苗氏死后,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他年轻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二十一岁时,徐渭入赘潘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渭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多岁时,徐渭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为“越中十子”之一。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渭,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渭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另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徐渭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渭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徐渭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其幕府掌文书。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渭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渭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然而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当时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渭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炼就因参劾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渭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也就离开了总督府。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万历元年(1573年)的事,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渭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年)夏,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渭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闻戚继光所云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六十岁时,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其中除在张元忭去世时往张家吊唁外,几乎闭门不出,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渭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渭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徐渭凄凉的晚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观桥大乘庵东(今属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
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岁时,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对他而言刺激颇深。
徐渭十四岁时,苗夫人去世,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相处得不甚愉快。
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 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享誉远近。
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在世态炎凉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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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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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朝代都有几个臭名昭著的奸臣,说起明朝的奸臣,严嵩必定是榜上有名。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公元1480年出生于江西分宜。他曾官至内阁首辅,执掌国政近20年,是有名的权臣,但《明史》却将他列为“六大奸臣之一。
严嵩做过的坏事可谓是罄竹难书:?
迫害忠臣严嵩曾在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彼时正是宦官刘瑾权倾朝野的时期,不久后,他便因病被迫退官回籍。直到十年后,才被复官,这时刘瑾及其党羽已被清算殆尽。
当时的皇帝明世宗沉迷道教,不问政事,政务全由朝臣打理。礼部尚书夏言与严嵩是同乡,为皇帝所看重,严嵩便拼命攀附讨好他。?
而严嵩在得势后,却开始频频迫害夏言与其他忠臣。?夏言因反对皇帝沉迷道教,逐渐遭到厌弃,严嵩抓住机会,曲意媚上,讨得皇帝喜爱。
严嵩被升为太子少傅后,先是怂恿皇帝罢黜了夏言,又在外敌入侵时,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危,残害忠良。?
公元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夏言举荐时任陕西总督的曾铣出兵讨伐,明世宗本已答应。严嵩却买通皇帝近侍,并勾结边将仇鸾一起构陷污蔑夏言与曾铣。最终导致曾铣与夏言先后被杀,其家眷亲信也受到了牵连。
青词宰相因为明世宗追求长生崇尚道教,严嵩为了讨好皇帝,便不惜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大肆营建斋宫秘殿,所耗费财帛,竟比明王朝一年的太仓岁入还要多。
严嵩因善写斋醮祷祀所需的青词而被皇帝宠信,在担任首辅后,也“不忘初心”,常常废寝忘食只为撰写青词。甚至在外敌入侵,将领找他商讨御敌之策时,严嵩也已撰写青词为由避而不见。国家危亡与百姓死活,在他心中竟都没有青词来得重要 。也是因此,百姓们都嘲讽他为“青词宰相”。
铲除异己夏言与曾铣死后,严嵩在朝中势力更盛,但他依旧没有停止打压异己。
因构陷夏、曾二人而得圣宠的仇鸾,不甘一直屈居严嵩之下,于是上疏揭发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的罪行。
严嵩一度被皇帝疏远,可惜后来仇鸾病重,严嵩的党羽又密报了仇鸾的不轨之行给皇帝,皇帝因此厌弃仇鸾,与严嵩消除芥蒂,仇鸾最终忧惧而死。
公元1553年,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却被诬下狱,遭受到了严刑拷打,最终遇害。
公元1557年,严嵩又诬蔑曾弹劾过他的锦衣卫沈炼,勾结白莲教意图谋反,致使其入狱被害。
败坏朝纲严嵩成为首辅后,继续阿谀媚上,靠着皇帝的宠信祸乱朝纲。后来,又提拔其子严世蕃为工部侍郎,父子二人一起把持朝政,在朝中被称为“大丞相”和“小丞相”。
严氏父子在当时真正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招来无数怨恨。父子二人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狂妄嚣张的严世蕃甚至自言,朝廷的财富都比不上他。在世宗的包庇下,这二人愈发大胆,不仅收受贿赂,还卖官鬻爵,官阶高低,明码标价,视公理王法为无物。
严嵩祸乱朝政风光几十载,最后的下场却是格外凄惨。公元1562年,以善于扶乩而闻名的道士蓝道行被介绍给嘉靖帝,严嵩恰在蓝扶乩时经过,因一句“今日有奸臣奏事”,为皇帝所猜忌。三年后,严世蕃被判死刑,严嵩被罢官并没收全部家产,于次年四月病逝,死后无棺木下葬,无人吊唁。
严嵩因皇帝崇尚道教而被重用,最终却也因此被皇帝厌弃,也是足够讽刺。他有才干亦有机会,本可以成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好官,却偏偏为了一己私欲,为祸朝堂,铲除异己,鱼肉百姓,有此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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