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何定都杭州?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没别的原因,就是怂,而且怂到了家。
甚至,南宋认为杭州这个地方都不够安全。如果大海上能解决后勤问题,南宋都能把首都定在太平洋。
北宋亡于靖康之变。然后,北方中原就是女真大金的天下了。
但,这是一种过于粗线条的认识。北方还是大宋的,金人根本没能占据中原。
两次进攻东京汴梁,女真人的战法都是孤军深入的闪电突袭。突袭,能够输出暴力、能够制造破坏,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占领。
靖康之耻后,北宋在名义上已经亡国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金人在北方控制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
一个是契丹大辽控制的幽云十六州,本来已经给了大宋,但又被女真人抢了回去。
一个是山西的太原,第一次偷袭汴梁的时候,西路军死活也没打下来,但第二次给打了下来。
一个是北京以南的河北数州之地,金人占据燕京之后,向南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是,这些地方,女真人完全消化不掉。因为要实现有效占领,就得输出秩序。而女真人根本就搞不定输出秩序的工作。于是,广袤的华北平原,要么控制在北宋手中,要么就是没人管的自主之地。靖康之耻后,今天的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北部在西夏人手中),还是南宋的地盘。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个死结。那就是宋人打不过金人,而且也不敢打了。
所以,金人能把徽钦二宗给抓回去,也能把高宗赵构给抓回去。宋朝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再次被抓。
关键是北宋的定都短板,首都汴梁这个地方无险可守。但凡汴梁附近有个天险,也不会出现皇室朝堂集体被俘的靖康之耻。
于是,南宋就必须在迁都与否和迁都何处做出决策。
一种决策是定死汴梁,不迁都。这是主战派宗泽的意见。大宋可以输皇帝、输宗室,但不能输骨气。哪里跌倒、哪里站起,以汴梁为基地,开始收复故土的工作。这是极端主战派,汴梁无险可守,所以不迁都,就得北伐,以进攻代替防守。
一种决策是迁都到陕西地区,利用关中形胜与女真人抗衡。有潼关天险,女真人就不可能玩闪电突袭抓皇帝的骚操作。种师道在东京保卫战之时就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当时没人理他。李纲把这个方案拿了出来,力主迁都关中地区。
一种决策是迁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地区)。这就是一个扯淡的主意了。应天府原名宋州,赵匡胤曾在这里任归德节度使。于是,北宋立国后便以宋州为南京(四京之一),即应天府。靖康之耻后,赵构又在应天府登基继位。一个是大宋发迹地,一个是赵构登基地,除此之外,应天府跟开封府没啥区别。
但,不管怎么说,以上这些还都是主战派的观点,应该是主战派占了上风。虽然大宋打败了,皇帝和大臣都被抓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怂,死活也要跟女真人干,死活也不放弃北方中原。
然后,还有一个决策,也说不上是主和派的意见,可以认为是投降派吧。具体就是首都南迁,一个是迁到曾经的南朝故都建康;一个是迁到湖北的荆州。这个决策就真心不要脸了,已经是怂到家了。因为皇帝但凡南迁,那么战线就会拉到淮河一线,也就意味着北方中原彻底不要了。
这些决策,全都摆在了赵构面前。于是,历史的走向就取决于赵构的个人禀赋了。
赵构要是够狠,就玩定死开封,然后大宋集体玩极端,主动进攻,直接把金人赶回草原;赵构要是够硬,就玩迁都陕西,然后大宋稳扎稳打玩消耗,用庞大的国力,把女真人给耗死。至于迁都应天府,就是一种扯淡逻辑了,归类到定死开封就行了。
但是,赵构既不够狠也不够硬,而是怂,而且比怂到家还怂。于是,他选择了南迁。但这时候,大宋已经被打得底裤都没了,已经光腚在作战了,再不要点儿脸就只能投降了。所以,赵构不敢轻易开罪主战派。于是,也不敢太南迁,只能迁到扬州。在这里,起码能安全一点儿。所以,总的原则就是:皇帝必须安全,不能再被抓。
公元1127年,金人三路大军进攻大宋。还是那个死结的问题,就是大宋打不过。所以,女真骑兵根本就不跟你玩攻城略地,挥着狼牙棒,一边儿能抢就抢、一边儿闪电突袭,奔着战略目标地就杀了过来。西路入长安、中路入洛阳、东路入山东,但总目标是汴梁。在金人的认识中,北宋不会怂得连汴梁都不要。所以,除了西路大军,其他中路和东路大军在搞完抢劫后,就要杀奔汴梁,再把大宋皇帝抓一遭。
但,这一次女真人遇到了一个狠人。这个人就是极端主战派宗泽。老将宗泽,在皇帝跑路的情况下,硬是成功组织了第三次东京保卫战。
宋朝人不是打不过女真人吗?宗泽怎么还能打赢东京保卫战?
女真人的战法是千里奔袭加闪电突击,这是游牧民族的经典战法。这个战法很牛,如同一把利剑,游刃有余于千里大宋国土,然后直插大宋的心脏之地汴梁。两次闪击汴梁,第一次打得北宋割地求和、第二次俘虏北宋皇室朝堂,都拜这个战法所赐。
但,这个战法有个致命短板。那就是没后勤、无后方,彻底地孤军深入。几万或十几万女真大军,不仅不带粮草,而且连背后的坚城都不管,就是猛往前冲。所以,但凡中原政权稍微彪悍一点儿,也能把这些孤军给耗死在中原战场。但大宋太怂了,女真人所向披靡,后面的坚城也不敢截击其后。但是,别人可以怂,老将宗泽却不怂,彻底地贯彻了定死汴梁的战略,就是在这个地方跟女真人死耗。女真人是没有后勤的,所以耗不过,耗不过就得退兵,否则都得饿死。
这是宗泽胜利的原因。但大宋只有一个真汉子宗泽,其他全是怂人。战后,宗泽就死了,这时候大宋就彻底没法玩了。
公元1128年,女真人再次三路大军进攻大宋,跟第一次一个套路。而且,东路军还干了一件极为疯狂的事情。金兀术率五千铁骑,硬是机动到了淮河边上的临淮(今安徽省泗县)。金军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白毡斗笠,就像一个个武林高手,扫视着南岸的大宋城池。然后,一口气渡过淮河,直接扑杀扬州。这伙人要干什么?当然是抓皇帝,金人抓皇帝已经抓上了瘾,非要把赵构也给抓了。
宋朝啥反应?淮河守军根本就认不清这是一伙什么人,还以为是山东跑回来的自家军队。抓了几个金人散兵,才确认:这不是宋军而是女真骑兵。情报送到了扬州朝堂,但朝堂士大夫们根本就不信。这怎么可能?女真人不是还在打山东吗,怎么可能冲过淮河。
但,女真人就是来了。于是,赵构赶紧搬家往南跑。赵构的狼狈之相,比靖康之耻还无耻。皇帝要跑,百姓不干,纷纷喊着官家要逃跑了、满城逮兔子一样逮皇帝。所以,赵构只能撇开大臣和百姓,偷偷地跑,一口气跑到了南京。五千金兵扑了个空,但也不是一无所获,赵构没带走的金银珠宝全成了自己的战利品。而扬州百姓呢?对大宋已经彻底失望,于是张灯结彩欢迎金军入城。
赵构呢?连建康都不敢停留,认为长江天险根本就拦不住金人骑兵,于是直接跑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到了这里,赵构才感觉到安全。
但,真得就安全了吗?
公元1129年,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直入寿春,然后在寿春兵分两路,一路入江西,去抓南宋的隆佑太后;一路入建康,再转战杭州,去抓高宗赵构。然后,杭州也不安全了。于是,赵构直接跑到了大海上,什么百姓、什么朝堂、什么士兵,全都不要了。高宗赵构只顾逃命。
之前是因为长江,所以金兀术止步瓜步;现在是因为大海,所以完颜宗弼止步舟山群岛。于是,金人只能撤军。但是,撤军途中却遭遇到了一个猛人,就是韩世忠。韩世忠硬是以八千宋军硬是把十万金军给阻击在了黄天荡。金军被困48天,最后不得不挖掘河道才逃回北方。
虽然金人搜山检海之势抓赵构,但这一次应该是长了教训,因为差一点儿全军覆没。所以,之后就不敢再玩抓皇帝的骚操作了。但,黄天荡之战,也是一个可惜。如果韩世忠能够困死金人十万大军,那么女真人就会彻底断了南侵的念想。但女真人逃跑了,所以只能留下一生叹息。但不管怎么说,韩世忠打败了金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宋朝开启了一种彪悍模式。
于是,此战之后,宋朝的几大名将纷纷出击,最彪悍的就是岳飞一路,雄心壮志直捣黄龙府。宋朝的军人有了骨血,但宋朝的大臣却早被打没了骨气。靖康之耻被抓走一波、扬州逃亡被抓走一波,大宋战败,倒霉的一直是朝堂大臣们。所以,这伙人死活不想再打了。同时,皇帝赵构,为了逃命都跑到了海上,比唐玄宗李隆基还惨。所以,这个皇帝就更不想打了。
至于定都的问题,就更是只能怂到家了。南宋定都的原则,不是为了方便北伐,如果是为了收复故土,那就得到淮河以北去定都;也不是为了力求不败,如果是为了战略僵持,那就应该把首都定在今天的南京。南宋定都的原因,就是皇帝不能再次被抓,大宋不能再次上演靖康之耻。所以,恢复故都汴梁,不可能;定都故都南京,也不可能;只能勉强定都杭州了。
所以,北宋为什么定都南京的原因也就浮出水面了。
一是靖康之耻和扬州之战,给南宋皇帝和朝堂的打击太大,所以定都的总原则就是确保皇帝和朝堂安全。
二是金人的闪电战能够突破淮河、能够突破长江,但建康到杭州之间的河流和山地却能够有效组织金人的闪电推进。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朝堂没了骨气、皇帝没了雄心,也就是怂,以北宋,甚至南宋的国力,跟立足中原未稳的女真人死磕,并不是磕不过。
所以,历史只能留下一生叹息,可惜岳武穆名将在世,却成了南宋跟金人议和的带血筹码。
而金朝人呢?因为大宋抛弃了、放弃了黄河到淮河的广袤土地,所以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女真人都得加快汉化,效仿契丹大辽在中原输出秩序、建立统治。
蒙古灭金、灭宋之后,大元朝堂有两拨前朝遗民。一拨是金朝遗民、一拨是宋朝遗民,而这两拨人大体都是汉人。为了争史书正朔的问题,就这两拨人掐得你死我活,弄的蒙古大元都不知道怎么给前朝修史。
因此,女真大金并不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其在北方中原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于是,南宋的孝宗北伐和韩侂胄北伐,只能各种草草。这时候,不仅女真人不欢迎大宋,而且北方百姓也不欢迎大宋。
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要薪火相传、要绵延生息、要自强当世,不仅要有文明的建树,但更应该有进取的骨气。
一个古惑仔,人到中年,看着满身刀疤和家人窘迫,于是叹息一声:也许应该做个怂人。
人需要理性的算计,而不能跟无理性的人死磕到底,也不能跟以你为刍狗的世界胜天半子。可以保留五分怂气,因为你有你的意气但世界另有气度。但是,必须还得有三分骨血和两分情怀。三分骨血,是为了生存、不懈和进取,这是骨子里的硬气;一分情怀,是为了希望和正义,这是灵魂里的义气。而大宋呢?赵构与朝堂则是没有一分硬气,更无一分义气,而是十分的怂气。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北宋首都汴京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三千余人被掳,北宋灭亡。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整个赵氏皇族都成为俘虏,只有哲宗废后孟氏和正在相州的康王赵构幸免。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北宋末封为康王。开封被围行将攻破之际,钦宗曾派人夜间将一道蜡丸密诏送至相州,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星夜组织官兵前去救援,这时的赵构只能捧诏呜咽,因为他实在无能为力。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命附近州郡的宋朝将官,率军赴大名会合。不久,大元帅府移至东平府。数月后,赵构已拥有八万人马。
这时,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的张邦昌由于受到宋朝官民的反对,自知众怒难犯,遣使致书赵构,请他回京承继宋朝大统。赵构身边的人也劝他自立为帝,使赵构犹豫不决。之后,张邦昌再次派使前来,希望赵构即位。至此,赵构也有了重建朝廷的决心,并采纳宗泽等人意见,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
五月初一,21岁的兵马大元帅赵构,登上南京的受命坛,即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
不过,人在商丘,宋高宗的心却时时刻刻想离开商丘,因为这里实在离金人太近了。一方面,他以中兴皇帝自居,曾下诏书,表示“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扩召军马,为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俟时机成熟,便“归宅故都,迎还二圣”,内心则畏乱如虎,从未有意在南京永久建都,一直想往东南转移。
七月间,高宗手诏,谓京师不能回去,当巡幸东南。诏书一出,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李纲面奏高宗,认为定都是国家大计,还都开封是上策。此外还可建三都: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由于高宗自己还举棋不定,大臣们的议论也就搁一边去了。
次月,高宗再次要求大臣讨论迁都东南的问题。许多大臣一眼看出了高宗的真实想法,马上上书表示支持。有人认为建康是东南要会之地,本就是一个古都,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李纲力争迁都开封,被高宗罢去相职。
至此,也就没有人再敢反对到东南了。讨论了几天,同意迁都东南的人越来越多。高宗一看,心中十分高兴,马上决定迁都。这时有消息说金兵又将继续南下,高宗也不问是否属实,立即弃城而走。
这年十月,高宗一行沿运河来到扬州。在北方,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宗泽先后送上24次奏疏,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率领民众收复中原,但高宗均置之不理。他与一帮宠臣们沉醉于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中。
1128年底,金军大举南攻,向江淮地区进犯。高宗原想在扬州喘一口气,再渡江“巡幸”,谁知不到一年,金兵的先头部队已奔袭至扬州,速度之快令高宗难以想象。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仓卒过江,逃到镇江。由于镇江和建康与前线只一江之隔,还是不太安全,于是再次召开会议与众大臣商议巡幸计划。
这次讨论,高宗直截了当自己提出方案,问众人迁到浙中如何。吕颐浩及众大臣认为应该留在建康,只有王渊说还是到杭州为好,有钱塘重江之阻。王渊的观点接受的人很少,但正合高宗心意,于是当即决定马上开赴杭州。
途经平江府时,高宗召见了集英殿修撰卫肤敏。卫一开始并不知道高宗本意,就说:“余杭地狭人稠密,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从未将杭州作为首都的,只有吴越钱氏,但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陛下巡幸至此,还想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深远狭隘,想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恐怕是很难的。”当他一看高宗脸色不对,知道自己的一番话讲反了,马上话锋一转说:“但当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慢慢地再到建康。”几句补充,高宗表示可以接受,不同意到杭州的大臣们也得到了安抚。迁都杭州的事情也就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高宗逃到杭州后,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将官苗傅、刘正彦趁机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这次兵变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它使高宗认识到,若再不在表面上作一些改弦更张的抗金姿态,自己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他下诏承认自己举措有误,并将行都北移到建康,表示要同金兵战斗到底。
在建康,他不断派人和金帅求和,哀叹自己由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1129年,金军南侵,越过长江,高宗只好带着他的小朝廷继续南逃,由建康再退到杭州,又经越州、明州,最后乘船下海,亡命温州、台州一带海上。金兵北撤后,高宗由温州回到越州,心有余悸,惟恐金兵再次渡江。二年后,在确信金兵无意南下的情况下,回到杭州。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要设都建康,认为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可以经理中原。然高宗根本不再想到建康去了,又是修宫室,又是建宗庙。
一些专家认为,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总的态势。金兵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江一带水网地区,不利于金兵骑兵的活动。赵构曾说:“朕以为金人所恃都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贪生怕死表现得十分清晰。此外,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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