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贤基帮李鸿章平定家乡，为何这件事反而把他害了

吕贤基帮李鸿章平定家乡，为何这件事反而把他害了

在晚清，吕贤基也算是个人物。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从庶吉士开始，一步步做到工部左侍郎。他为人真诚正直，敢针砭时弊，皇帝对其印象很好。然而，这样难得的一个忠臣，最后却被自己的一封奏折“写死”了。

咸丰二年(1852年)某天，时任翰林的李鸿章去琉璃厂淘古董，碰到一个老乡，说起被太平军大肆攻占的安徽老家，两人就开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说你这人没有心肠，咱们家乡被糟蹋成这样，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儿看古董!李鸿章叹气：我一个小书生，没权没钱没兵没力，能做什么?老乡说：你写封奏折，请朝廷向安徽发兵，阻止太平军进一步扩张，总能做到吧?李鸿章点点头：这个倒是可以。不过当时他只是个新进的翰林，就算写了奏折递上去，皇帝也未必当回事。干脆，借一回别人的势吧。

于是，他想起了另一个老乡—吕贤基。他跑到吕贤基家里，稍稍寒暄几句，就直入正题：咱家乡遭了这样大的难，作为高官，您应该上个奏折，请朝廷派兵救助，到底派谁，兵分几路，我查了地图，心里有个谱儿，我可以写个草稿给您参考。吕贤基回答：这是好事，但我最近有些忙，干脆你写吧，写好了由我署名上递。

李鸿章回到家，查了许多资料，连夜写完奏折并送至吕府。奏折内容具体，文辞优美，字里行间还带有对故乡浓浓的感情。吕贤基没有修改，署了自己的名字，就直接交上去了。

第二天午后，李鸿章便去老乡家听回音。刚走到吕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一片哭声。李鸿章问怎么回事。吕贤基说：你的奏折写得太好了，皇上非常开心，一开心就派我回安徽办团练，协助军务。然而吕贤基是文臣，从来没打过仗，何况当时安徽的局面非常乱，也很难招募兵员、解决军饷，心里自然慌得很。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李鸿章赶忙安慰他。吕贤基说：你也不用抚慰我了，奏折是你写的，你对军事如此了解，你得跟我一块去!第二天，吕贤基给皇上谢恩，同时奏调翰林院李鸿章随行。

安徽的形势比想象的还乱。太平军在那儿攻城略地，捻军也在那儿与朝廷作对，吕贤基办的小型团练完全不是太平军和捻军的对手。八个月后，吕贤基和李鸿章就被太平军围困在舒城。李鸿章狡猾，借口“老父有病需回家侍奉”，开溜了，留下吕贤基在舒城死守。吕贤基使尽吃奶的力气也未能扭转危局，最后投水而死。

吕贤基无疑是被那封奏折害了。没有它，吕贤基不会被派回家乡办团练，也就不至于兵败自杀。不过，从深处说，真正害了吕贤基的是咸丰。

后人理解，咸丰叫吕贤基回乡组建团练，可能是要设一个局，嘲笑书生只会高谈阔论，不会实践。不过从史实来说，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得知舒城失守后，咸丰就说：“贤基素怀忠义，必能大节无亏。”听说吕贤基自尽，又“深悼惜之，赠尚书衔”，还命令有关部门在舒城为其建专祠，拔擢其子，称其“品行端正，居官忠直，名副其实”，前后言行一致，态度诚恳。咸丰派吕贤基具体操办这件大事，应该因为他觉得吕贤基的奏折说得特别在理，只有派他本人去实施，才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然而，咸丰没有想到，生活中永远有两种人，一种人长于理论，一种人长于实践，奏章读上去很好并不等于能很好地执行，更何况吕贤基的那点军事理论还是李鸿章给的，加上安徽战局确实于清政府不利，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关于李鸿章镇压起义简短的总结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为什么说李鸿章是中国需要的人才，这样的李鸿章怎能不令人尊敬？

李鸿章的一生是实干的一生，辉煌的一生，无愧的一生。这样的人不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吗？

1823年的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地主家庭。1847年，参加会试，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太平军动乱，李鸿章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原籍帮办团练，抵御太平军。后投往曾国潘军营。1862年李鸿章在曾国潘的帮助下，在安庆建立淮军。太平动乱平定之后，李鸿章请求保留湘军、淮军建制，改革绿营兵制，建造火器，设厂造船。其后李鸿章被授江苏巡抚，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一生。

李鸿章一生建功立业无数，也被后人诟病无数。终其一生，平太平，剿长毛，为国家平叛，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在洋务运动中，他又是洋务重臣，积极的投身于国家的近代化建设之中；外交上，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同时在其后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上，李鸿章都能挺身而出，挽救中国；同时在实际的历练中，让他明白了中国未来的威胁来自海洋，所以在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海军。

为什么说中国需要李鸿章这样的人。其一，李鸿章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其眼光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在中国面临变革的关键时期，能够抓住机遇，把握时势，把中国的工业引上近代化的轨道；其二，李鸿章是一个能够办实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在建设国家的时候还是在国家危难之中都能够挺身而出，而不吝惜自己的羽毛。而与李鸿章相反的是，当时大多数的人只会空谈，并且惯于从道德上来标榜自己，千方百计的寻找李鸿章等办事大臣道德上的缺陷，为一己之私欲，而罔顾国家生死存亡。当时庙堂之上如此之多的道貌岸然之徒，无非是以此来标榜道德，以道德来愚民，殊不知，国家开化，民众亦开化，再想以道德手段来愚民不啻天方夜谭。

多一点李鸿章这样的实干家，少一些空想家、空谈家，于国于民都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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