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经筵制度是怎样的经筵在明朝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明朝的经筵制度是怎样的经筵在明朝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你知道明朝的经筵吗?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详细介绍。

经筵这个词听上去有些陌生，但是就像字面上说的，这个词和“经书”有关。其实经筵说白了，就是给皇帝上的课。从发展的过程来说，经筵制度可以说是在西汉就有那么点儿影子了，这个概念虽然很简单，但是与皇帝有关，就牵扯到了黄泉，甚至还与朝廷的政治运作息息相关。那这小小的“经筵”，究竟在明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在经筵制度的确立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明初的皇帝和后来的可不一样，尤其是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时期，这时候的皇帝基本上尽职尽责，还颇有能力。那朱元璋来说，他在攻克婺州以后就经常召集手下的儒士讲解经文，与侍从谈论治国之道，仁宗、宣宗也十分好学。后来有臣子上走，经筵不仅在给君主降雪，更在于仪式。直到英宗时期这一制度才正式确立，还创造性的分成了仪式性的“月讲”和实用性的“日讲”，这“月讲”礼节十分复杂，通常是为了展示君主好学，可以作为天下的模范，“日讲”则仪式简单，内容也比较接地气有营养。

这听起来是一个兼顾了实用与面子的好政策，但实际上也带来了想不到的麻烦。首先不用多想，讲读的时间是一定会缩短的。这很好理解，在经筵制度正式实施以来，没有对时间、讲读方式和讲读内容上有所规定，所以在现实实施的过程中一定存在摩擦，真是不断的中途和调试，经筵制度变得形式化起来。失去了内容的经筵，除了时间变短，还造成了君臣之间的隔绝。

皇帝和臣子之间在地位和身份上是绝对不可逾越的，这就导致双方在“师生”关系这个领域内，处在一种谁都无法纯粹进入课堂的状态。从内容上来说，也就是现在老师们“讲义”需要提前由内阁修改，更是害怕在内容中暗寓讥讽，尤其是牵扯到时政的时候，更是有可能与当时朝堂上的局势有关所以讲官很难将经筵做出成绩。

经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的传授，而一开始协议政事的功能则慢慢消失了，前者对年幼的皇帝有比较大的影响。而明朝后期的皇帝在信息获取、处理政事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规范和途径，如果再了解一些明朝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时候的皇帝已经日益退向后朝，经筵的实用价值已经大大减弱了。尤其是万历中后期，经筵已经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这实际上可以反映出大臣们对皇帝权力控制的一次失败，也展示出皇帝本人在明朝官场中所凸显的作用。

朱祐樘的为政举措

参见：弘治中兴 铲除奸佞 他的治国思路是很开放的，他不拘泥守旧，敢于否定前任的政策，即他的父亲明宪宗的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由于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祐樘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处死曾经妖僧继晓， 使文武百官相庆。
在人事安排上，朱祐樘完全来了一次大换血，他对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 、万贵妃的弟弟万喜 等人，毫不手软地做了处理，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 ，将梁芳下狱，将李孜省流放 ，同时，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 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史家对他的此举多有称颂文。 重用贤良 朱祐樘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 ，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主要以政绩为主。 待臣宽厚 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一家人。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了。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 严管宦官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废除苛法 朱祐樘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在位时期官员 任用官吏　　内阁刘吉、徐溥、刘健 、丘濬 、李东阳 、谢迁　　文臣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 轻徭薄赋 朱祐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 。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兴修水利。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力求节俭 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经济成就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兴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 。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 ，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祐樘此人人品极佳，提倡一夫一妻制。一生无大作为，但是很稳定，不胡来，比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为民的善政。这样的皇帝虽然不能名声远扬，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子民真正享受到安了。
他也是明代中叶励精图治的明君。朱祐樘的政绩诚然卓越，但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慈，不管对谁，他都是宽厚对待，甚至包括他的仇人。 李维桢：体貌大臣， 开广言路， 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 远者竭蹶而趋之。德泽上昭天， 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 虽汉文、 宋仁， 何以加焉 ! 查继佐：“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 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 ! 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囗或移心斋醮，纷费囗， 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 西铭 》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 !”。 朱国桢：“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谷应泰：“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谈迁： “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如窦宪， 尚难泌水之园； 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之端可知矣。 ” 邓元锡：“闻诸父老言， 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 海内雍安。兆氓益殷炽阜裕，学士争游情于三代两汉之文。洋洋巍巍，斯为盛。语曰：日中必礟，即欲为国家建治平无疆之统， 斯千载一时矣。”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当年明月：“朱祐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李梦之：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是否起了进步作用。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 太宗的创业，他是守成之君。作为封建皇帝，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因此，他的改良，或者说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使这些修修补补，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为守成之君，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明朝的历史进程

明朝官员，字世用，江苏兴化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岁登上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后进少保东阁任大学士。66岁时升为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高谷为官清廉，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后因年老主动离职回家。英宗皇帝对他评价甚好。高回乡后，仍住的是简朴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岁。历官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由中书舍人升至内阁大学士，故被尊为“五朝元老”。《明史》有传。

高谷先世居河南怀庆，世业儒。随宋高宗南渡，徙居扬州。扬州陷，迁居兴化，元末时曾移苏州，天下甫定仍返兴化，遂定居。高谷自幼聪慧，承家训嗜读不倦，且资质厚重，举止端庄。十岁入县学，成庠生，永乐三年(1405年)十五岁中举，十三岁登进士，年方廿五。选庶吉士，授中书舍人。

自此，宦海沉浮四十余年。仁宗洪熙即位(1425年)，改任高谷为太子宫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正统元年(1436年)因大学士杨士奇荐拔，充任翰林侍读，成　经筵，为帝王讲读经学。三年与修《宣庙实录》，升侍读学士。十年摧工部右侍郎兼前职，入阁参与机务。景泰初年(1450年)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阁务。次年赐少保、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享双俸，代皇帝祭祀三陵。七年与陈循总裁编修《环宇通志》，晋少保、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

高谷入阁，清廉正直，持议公正，且不避权要，遇事无偏私。景泰五年(1454年)给谏林聪因忤重臣，被构罪廷讯，欲论重辟。高谷从南直隶视察灾情回都，闻讯竭力营救，独陈其冤，使林聪获赦并官复原任。七年顺天乡试，大学士陈循因自己的儿子未能中试，遂攻讦考官刘俨、黄谏等人阅卷不公。高谷受命复阅，力言刘、黄无私，且仗义执言云：“贵胄与寒士争进，已不可，况不安义命，欲因此构考官乎?”

高谷又以荐贤任能，提掖后进为任事，先后两次主顺天乡试，皆称得人。曾上以此为疏主张内外诸司应惟贤是用，又说经筵日讲，关系圣德，荐大理卿陈询、学士吕原、中允杨鼎、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萧维桢、司业王恂等人入选。后王文入阁，余皆鼎侍经筵。又荐翰林修撰商辂、彭时入阁，掌阁务。

高谷鄙浮华、乐俭素。为中书时，尝奉旨往海印寺抄写佛经，遇雨辄褪靴卷裤，提袍赤足归，使同僚大为惊讶。官任侍读学士时，每赴公宴，总是用布头剪成新花样补缀在破锦袍上，以至有人嘲笑为“高学士锦上添花”，高谷不以为然。位至台阁，也仅“敝庐瘠田而已”。明、清方志都载，高谷“元老府”“湫隘特甚”，并非夸张，其故居今犹在，低檐小室，无异民居。

高谷学问渊博，淹贯经史,且工诗善书。其书法文弱秀润，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书“秀俊可爱”。其行书横披一轴今珍藏于兴化博物馆。一生著作甚丰，除《育斋文集》10卷入《明史?艺文志》外，其他著作大半散佚。其后，李绂曾从其姻娅郭羽、门生陆碛处搜罗20余卷，其中《诗集》17卷、《归田》3卷、《拾遗》1卷。于明弘治年间付梓行世。近年其后裔又搜得散佚诗文50余篇，如《隋堤二绝》、《盐城观海》、《咏昭阳十景》等。

高谷历经明代五朝，处事公正，名震朝野。然而，他所处的正统、景泰两朝却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这个时期发生了几起历史大变故。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犯境，英宗朱祁镇轻信宦官王振，率50万大军御架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一役，全军溃败，王振被杀，皇帝朱祁镇被瓦剌生俘。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消息传来，朝野震惊，高谷支持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外故，同时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登继大统，是为代宗，年号景泰。第二年，由于于谦击退了瓦剌的侵犯，加之蒙古瓦剌部内部矛盾激化，瓦剌部酋长也先后数次表示修好，愿意赎放英宗。这使代宗朱祁钰十分尴尬。八月诏议，因代宗态度不明朗，朝廷久议不决。此刻高谷十分清醒，他坚定他的主张遣使迎驾，并提议中书赵荣可担此任。

未几，英宗赎还，将至京。代宗不愿张扬，具礼甚薄，群臣不敢擅议，惟高谷直言不讳，力主“礼宜从厚”。当时有一位叫龚遂荣的千户，出于忠诚，投书高谷，亦主张厚礼迎架。高谷遂将此信遍传朝臣，并教训他们说：一介武夫尚知此理，况公卿乎?事传代宗，代宗甚怒，追查此事。高谷挺身而出，出示书信，并力陈自己的主张，举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请代宗效行。帝不纳，亦不深罪高谷，逮龚遂荣，未几亦释。英宗归銮，被奉为“太上皇“置于深宫。代宗十分恋栈，于景春游二年(1451年)迫不及待地上演了地场“易储”闹剧，废弃已立的英宗的儿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同时加封高谷为“太子太博”，使高谷身陷泥淖。

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不能视事，蓄谋已久的英宗朱祁镇在石亨、曹吉祥等文武大臣的拥戴下，突然夺宫升殿，废黜景泰，改元天顺。此为“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后，对景泰的内阁大臣一一进行了清算。大学士陈循、王文等或被诛杀或被流放，就连抗敌功著的于谦，咏了一通《石灰》后，也被斩杀于刑场。时高谷已年逾花甲，早在景泰年间因内阁王文挤兑，就已萌退意，自己又是景泰重臣，英宗虽未罪己，但也不敢再恋相位。于是上书英宗，乞归林。英宗阅书，叹谓：“谷，长者。”又对左右大臣说，高谷在内阁主张迎架礼宜从厚等事不审正直的，过去又曾做过我的经师。于是恩准致仕，并赐金帛袭衣，安排驿舟，寻又赐敕奖谕。这篇“奖谕”十足耐人寻味。文章前半部说了一通高谷“以智识文学，执经事朕”、“怀旧之私实有切于朕意”之类情谊话。后半部话锋一转，云：“卿之归也，日与亲戚故旧徜徉邱园，展契阔之深怀，道朝廷之盛事。清风高致，足以励廉而革贪;盛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善俗，则卿亦永有终誉焉。”柔言蜜语中隐含威胁。其实是警告高谷归里后言行小心，否则，就谈不上“永有终誉”。

高谷归后，隐居故里，绝口不谈景泰、天顺间的朝廷变故。天顺四年(1460年)卒于兴化，终年七十岁，与诰封夫人郭妙宁合葬于兴化平望铺河东。墓园恢宏，有神道碑、石人石马。大学士李贤撰墓志，巡抚郑晓撰行略。成化初，尚书姚夔进言“高谷进退有道，始终不渝，宜加赐救”，朝廷乃赠高谷为太保，谥文义，祀乡贤祠。

故居于城中县衙以南，隔县桥面西。门楼悬匾，额曰：“忠结主知”。府前跨街建“益恭坊”，与邑中四牌楼遥对。又悬“五朝元老”匾于邑中四牌楼，以作怀念和褒扬。

明朝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古代政府统治最伟大以及社会稳定性最好的年代之一.这句话从何而来？

这主要从有几个皇帝不上朝理政而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说起。那么就要理解明朝的内阁制。
明朝的内阁制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正式有“内阁”之名，仁宗、宣宗、英宗时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多所扶正，海内清平。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大学士中居首者，号称首辅，其权最大，有票拟之权。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明世宗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急速发展，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明中叶后，内阁大学士逐渐参与机要，实为内阁长官。起草诏令，代皇帝批答奏章，实际掌握相之。
　　明朝内阁的权利
　　内阁的职权大体有票拟批答之职、草拟诏敕与封驳之职、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经筵进讲之职。
　 可以说内阁制保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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