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刘奭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算得上是明君吗

汉元帝刘奭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算得上是明君吗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汉元帝刘奭是明君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秦始皇建立秦朝的时候，曾以为自己的功业将由子子孙孙千秋万代传下去，谁知道他选了胡亥做继承人，秦朝交到胡亥手里，二世便亡了!

由此可见，储君的选择是多么重要，只有选好了继承人，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但是，在西汉时期，汉宣帝刘询明知太子刘奭不是当皇帝的料，可他最后却还是将皇位传给了刘奭，这又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汉宣帝可是“孝宣中兴”的缔造者，史家还称西汉国力在其治下是最为强盛的，他可是一位明君!到底是眼光不好还是另有隐情，我们接着往下看。

汉宣帝在位时期，西汉的皇太子名叫刘奭，他是汉宣帝的长子，生母为宣帝的第一任皇后许平君。史书称刘奭多才多艺，柔仁好儒，性格软弱，他和汉宣帝的脾气性格和政治风格截然不同。

汉宣帝重用法家人才，他管理国家的方法就是用严厉的刑罚惩治下属，举个例子，像杨恽、盖宽饶这样的只是因为说了几句“刺讥辞语”就被杀害的有很多。汉宣帝杀伐果决，但是刘奭却宽厚仁慈，他不喜欢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因此经常委婉地劝说宣帝应该重用儒生，少杀点人。

宣帝每次听到都很生气，他认为汉朝是汉朝，周朝是周朝，汉朝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周朝则单纯地使用“德政”，世事变化无常，那帮儒生却不懂得变通，连名和实都无法区别开，怎么能任用他们来治理国家呢?

最后，千言万语都化作了一句话：“乱我家者，太子也!”

即使汉宣帝知道刘奭软弱的性格不适合当皇帝，但他临终前还是没有另立继承人，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其实，这一切都和一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许平君。许平君是汉宣帝还是平民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夫妻感情深厚，又共同历经患难，度过许多生死难关，就算汉宣帝刚坐上皇位根基不稳的时候，宣帝也敢为了立许平君为后这件事与霍光对着干，足可见许平君在宣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

许平君嫁给宣帝以后只生下了刘奭这一个宝贝儿子，后来她就被霍光的妻子霍显害死了，宣帝越思念妻子，就对刘奭越疼爱，简直恨不得将天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捧到刘奭面前。宣帝是个好皇帝，他知道刘奭不堪大任，但又不忍心将皇位传给别的儿子，所以在临终前给刘奭安排了“三驾马车”辅政，即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以及少傅周堪。

宣帝想的就是，只要刘奭不出大差错，按着他安排的路老老实实走下去，汉朝江山就不会有大问题。所以，宣帝就算有再多不满却到死也不换太子，最后更是将皇位稳稳的传给了刘奭。刘奭最大的幸运就是他是许平君的儿子!

汉元帝刘是怎么样？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在位其间有什么作为？

汉元帝刘奭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前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前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才能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仅举一例：刘奭60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刘奭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那时候刘奭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然而，害死师傅的石显呢？刘奭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么？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么？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为什么？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呼韩邪单于也表示臣服。同属昏君，你能说刘奭不幸运么？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平心而论，汉元帝刘奭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石显传》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紧接着该《传》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5年。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5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刘奭30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奭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想想看，不满40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难怪他40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 婚姻 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么！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刘奭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奭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奭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奭。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至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大概后来刘奭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冯妃则是刘奭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奭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当刘奭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接下然而然地，刘奭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刘康于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病逝，估计只活了20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病逝，大约活了30来岁。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衎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宠妃 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奭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格杀了黑熊。惊魂稍定后，刘奭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刘奭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音shěng）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即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100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巨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么？”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然不承认。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地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么？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说完，就服毒自杀了。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32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么？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匈冲突的休止符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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