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故事大家了解吗?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都说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哪又有何表现呢?看看清朝都有哪些封疆大吏死于太平军之手吧。首先,得明确清朝何种官职可称为之“封疆大吏”?答案是总督、巡抚等省一级的最高文职官员,其权力大,地位显赫。最后,何谓死于太平军之手?被气死、被杀死、被逼自杀、因作战不力被皇帝杀死等,都属此类。在此,笔者就带大伙来看看清朝究竟有哪些封疆大吏死于太平军之手,又是如何死。欢迎点评。
01.两江总督李星沅(1797年—1851年),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是老乡。洪、杨闹革命,林则徐奉命前来两广督师剿灭,可中途病逝,李星沅暂时顶替。此时,八旗、绿营两支正规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向荣、周天爵等前线将领又不听指挥,彼此矛盾重重。如此,太平军屡次轻易突破清军防线,李星沅非常恼火。1851年4月,距离金田起义才3个月,李星沅因战败羞愧,旧病复发,急火攻心,死于军中,是第一位被气死的封疆大吏。
02.湖北巡抚常大淳(1792年—1853年),湖南衡阳人,清末湖南四大藏书家之首,大明开国名将常遇春后裔。1852年12月,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唐正才等率军猛攻武昌,常大淳率千余绿营兵拼死抵抗。次年1月,武昌被攻破,常大淳与妻子刘氏、儿子常集松、儿媳马氏、孙女常淑英等举家自杀殉国。
03.两江总督陆建瀛(1792年—1853年),湖北沔阳人,道光年间进士。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杀向南京,陆建瀛率2000兵马前去拦截,可压根不敢战斗,只会一路向东撤,直到进入南京。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陆建瀛因运输“银子”而错失跑路机会,当场被砍死。
04.湖广总督吴文镕(1792年—1854年),江苏仪征人,中兴名臣曾国藩座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1854年1月,韦俊等率西征军进入湖北,兵锋直逼黄州,准备直取武昌,席卷两湖。此时,湖北巡抚崇纶(满人)看不惯吴文镕,说他畏惧敌军,不敢与之交战,还上奏咸丰皇帝弹劾。没办法,总督吴文镕只能带2000新招募的兵勇前往黄州堵截,结果兵勇一触即溃,吴文镕只能投水自尽。(顺带说下,清朝督抚同城时,矛盾一般都很大;崇纶是满人,吴文镕只能忍着)
05.安徽巡抚江忠源(1812年—1854年),湖南新宁人,湘军鼻祖,率先编练并带“湘勇”出省作战,若不是因意气用事而死,估计就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什么事了。1852年6月,江忠源在全州蓑衣渡设伏,击毙南王七千岁冯云山,改变了太平天国权力格局。1854年1月,任安徽巡抚(湘军第一位得到督抚职务者),前往庐州(安徽临时省会)镇守,抵御太平天国西征军。可惜,庐州兵力太少,江忠源又不愿意撤退;庐州被攻破后,江忠源投水自尽。
06.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不详——1856年),满洲上三旗之一镶黄旗人,咸丰宠臣,1854年出任江苏巡抚。担任巡抚后,首先联合欧洲列强血腥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并想方设法了解欧美情况,以便于日后“抵御外夷”,算是开明人士。1856年初,帮办“江南大营”军务,自己率数万绿营兵屯驻九华山扎营,与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多次进行交战。5月,秦日纲等攻破九华山大营,吉尔杭阿深感羞愧,开枪自杀。
07.浙江巡抚王有龄(1810年—1861年),福建侯官人,与民族英雄林则徐是老乡。1861年10月,忠王李秀成派大军猛攻浙江省会杭州,巡抚王有龄率2000兵马拼力死守,压力很大。为此,他书信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希望他们发兵增援,解救杭州。此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节制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四省军务,有责任救援杭州。不过,曾国藩想建立“湘系王国”,在江南安插湘系亲信,于是拖延发兵,见死不救。杭州陷落,王有龄以身殉国;李秀成佩服其勇气、节气,为其厚殓并遣清兵(已投降)五百护送棺木回乡。如此说来,王有龄死于队友之手,是曾国藩借刀杀人。
08.两江总督何桂清(1816年—1862年),云南昆明人,1857年出任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大营”,继续围攻天京。1860年春,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攻破“江南大营”,而后一路东征,攻破常州。此时,何桂清在常州,但没能做到有效抵抗,便直接逃往上海避难。1862年,何桂清被逮捕,押往北京审问。何桂清在朝廷之人脉还是很可以,17位高级官员为他求情免死,皇帝也打算放他一马。可是,湘军首领曾国藩表示不满,直接上奏:“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意思是说,封疆大吏就应该一身殉国(学习曾国藩假装跳水也行),岂能放弃城池,独自逃走呢?迫于湘系集团之压力,朝廷处死何桂清。
从上述可知,李星沅、常大淳、陆建瀛、江忠源、吴文镕、吉尔杭阿、王有龄、何桂清等八位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都是直接或间接死于太平军之手,这对清王朝之大打击相当大。
随着电影《投名状》的上映,该片的情节基础、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张汶祥刺马案”再度浮出水面。“刺马”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凶手当场被捉,动机却迷 雾重重,迄今难有定论。《投名状》表现的为兄复仇及政治阴谋,不过是历史上众多猜测中的两个版本。本文详述“刺马案”前后经过,您不妨当一回福尔摩斯,看看能否破解这百年疑案。 -刺客交代了三点行刺动机,漏洞百出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箭场参加完阅射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官署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口呼冤 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冷兵器时代的刺杀行动技术含量要求非常高,荆轲刺秦王尽管挖空心思最终还是一去不复返。可是,就在检阅完军队回家的路上,在成群的亲兵随从护卫下,堂堂的两江总督竟被一个大街上窜出来的刺客刺中了,而且刺得非常到位,马新贻第二天就毙命了。怪不得慈禧太后接到奏报后吃 惊地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更奇的还是刺客的供词。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汶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 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 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 “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汶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 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这份供词漏洞百出,却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尚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民间流传的说法:为兄弟复仇?为国家锄奸? 张汶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显然不能服众。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汶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清稗类抄》就搜罗了另外两种:一说马新贻在合肥办团练曾被捻军头目张汶祥俘虏,张久欲投清,就放了马新贻,并连同其友曹二虎、石锦标与马结为异姓兄弟。 后马新贻编选张汶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屡立战功,很快就升迁到了安徽布政使,对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却逐渐冷淡。这时正好曹二虎把妻子接来同住,马见曹妻美貌,不仅设法骗奸,还诬陷曹二虎“通捻”将其捕杀。张汶祥为替二虎报仇,将马刺杀。 另一种说法是,张汶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汶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一次,张到杭 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张汶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汶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督抚不和”之说在审案过程中得到了官方讨论 《清稗类抄》成书距刺马案未久,可见这些说法产生很早,但都只在民间流传,而马死于“督抚不和”的说法却得到了官方讨论,此说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正式提出的。 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归马新贻查办。王家璧认为丁向马“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还说这个传闻流传很广,而且传播得很远。丁日昌“本系 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未必是空穴来风。清廷向来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此举也是人臣本分。但他的奏折当时就遭到了主审官郑敦谨的否定,郑认为丁惠衡的案子始终都是丁日昌大义灭亲,自行奏办,不会向马请托,当然也不会有怀恨杀人的事。事实的确如此,况且丁惠衡当时尚未投案,未经审理,更没有被杀头,丁日昌恐怕不至于因为走后门不成就动了杀心。 此外,章士钊认为:“夫文祥,官文书明明宣称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章先生所说的南田洪秀全余党,在张汶祥的供词中是 海盗,与太平军毫无干系。这很可能是章先生把张汶祥参加太平军的经历与海盗混淆了。说张汶祥为太平军报仇,可能性似乎不大。 -湘军集团是元凶的说法缺乏扎实的证据 马新贻死于湘军集团策划的政治谋杀案的说法起源也比较早,其中论述最全的是高尚举的《刺马案探隐》。他认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实力逐步 做大,成了朝廷心腹大患,于是慈禧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子,派马新贻担任,以牵制湘军势力。另外,马还肩负着调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慈禧密令。马的到任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所以湘军指使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 随着电影《投名状》的上映,高先生观点多次出现于报刊网络,被认为最接近真实。但是仔细阅读完高先生的著作后,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作 者说湘军将领曾给张汶祥立碑。这是一条关键证据,可是出处在哪呢?不注明资料来源是史书大忌。而高先生的著作还有另一大硬伤,那就是小说化。如写钦差张之万等三位主审官欲将案件拖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人商议的具体情节、对话、各自表情动作,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同亲见,这显然是一本历史考证著作不 应该有的。而细究之下,这些情节描写竟然出自高阳的《慈禧大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两相对照,就可知此言不虚。这就非常难以置信了,高阳先生虽然深谙清史,但是其最成功处在于小说,小说中真真假假,怎么可以拿来做史料看呢? 此外高先生虽然指出了马新贻死于湘军主使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凿证据,作者提出的一些理由也多经不起推敲。如慈禧密令马新贻调查太平天国金 银的下落以及马新贻上任前对兄长表示自己凶多吉少,这两条关键证据,据作者所说,是得之于马新贻后人,这就使其可靠性大打折扣。所以马新贻死于湘军的说法,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但还缺乏扎实的证据。 -此案牵扯面太广,传奇因素众多,真相已被淹没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在日记中说:“或谓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马公者。盖谓汶祥奋不顾死,非深仇不至此也。” 张汶祥究竟受何人指使?是湘军、太平军还是海盗?如说因帷薄事(男女欢合之事)被杀,似乎又陷入了“渔色负友说”,此说如此盛行,原因何在呢?张汶祥的供 词是官方捏造的吗?为什么供词中张会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张与马并不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张对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如果张与马相识,马的遗折为什么说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刑部尚书郑敦谨审完案后未及回京复命就在途中上书以病乞罢,而他14年后才亡故。是因为未审出真相,羞于做官 吗?一切都是未解之谜。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甚至传教士等众多集团,牵扯到慈禧、曾国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怪不得说法蜂起、真相难求。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淹没了。 ○“刺马案”刚发生不久就被改编成了戏文,被京剧、文明戏等各种艺术形式编演。1949年“刺马”故事被搬上银幕,此后在香港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版本是张彻1973年导演的《刺马》。而最新版本是陈可辛的《投名状》。 ○《投名状》中有一个情节是太平军苏州守将变相自杀,死于刘德华扮演的清廷将领之手,这纯属虚构。事实上,淮军攻破苏州时太平军的将领是慕王谭绍光。他16岁参加太平军,后隶属忠王李秀成,勇敢善战。在苏州保卫战中,他在议事过程中被太平天国内部的叛徒刺杀。
参考资料: /b618550/d63003717.htm
四大冤案:
1.大清真案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2.杨月楼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3.张汶祥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4.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 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
四大奇案: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也有版本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震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我觉得两个版本标准不同,一个是宫廷政治方面的,一个是民间的,都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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