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东汉末年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因为英雄豪杰辈出的缘故,很多国人对东汉末年的历史充满兴趣。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空前精彩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此建不世之功。其实,作为超级大乱世,东汉末年实在不值得推崇,原因无他,死亡率超高,场面太可怕。
东汉末年混战不已,人口数量锐减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到底有多可怕,可以从损失的人口总数中窥见一斑。依据东汉中期的人口统计(6500万左右),三国初年的人口估算(2300万左右),那么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中国损失了近60%、多达4200万的人口(所有数据均参考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而造成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饥荒、瘟疫三种原因,在这里笔者逐一做个简述。
军阀混战是导致东汉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汉末天下大乱、诸侯纷起,强者着跨州连郡,弱者宰割县邑,相互间征伐攻讨,使得海内混乱不堪。而就在这无休止的混战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火,在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依据前文所罗列的数据推测,至少在2000万以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死于屠城。
董卓专横残暴,喜欢屠城
作为战争中恐吓、削弱对手的一种手段,各地军阀都对屠城乐此不疲,尤以国贼董卓为甚。董卓的凉州军团军纪最差,每每在攻克敌军城池后,便将城中财物劫掠一空,将残余的百姓悉数杀光。其实,不仅董卓这类残忍的军阀喜欢屠城,就连一向宣扬“拯焚救溺”的曹操,也干过这等为人不齿之事。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陶谦,并将刻骨仇恨发泄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处都以屠城作为报复,死于其手的百姓竟然多达数十万(“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见《后汉书·卷七十三》)。虽然数据有严重夸大的嫌疑,但遇难者的数量绝不会低于数万。
曹操攻打陶谦时,曾大肆屠杀徐州百姓
纵观整个东汉末年,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导致天下人口数量锐减,以至于大江南北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见曹操的《蒿里行》)的惨景,生活在这个时代,能保住性命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除战争外,死于饥荒的人口也是难以计数。由于各地军阀大规模征用青壮年为兵,再加上战争、天灾的影响,使得各地普遍出现农田大量抛荒、粮食歉收的现象,从而导致饥荒蔓延。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地军阀普遍严重缺粮,以至于出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见《三国志·卷一》)的现象。
袁绍等军阀严重缺粮,不攻自破者极多
面对饥荒,士兵尚且不能填饱肚子,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由于极度的缺粮,导致百姓们在饥饿感的驱使下,竟然开始以同类为食,导致“人相食”的现象屡见史端。比如兴平元年(194年)六月旱灾、蝗灾过后,“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见《后汉书·卷九》)。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不难想象当时的惨状。
战争、饥荒之后必然是瘟疫的大流行,而遇难者人数之多,同样无法统计。在东汉末年短短30余年时间里,见诸于史册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12次之多,而在瘟疫来袭之时,往往死者相枕,阖家灭绝者比比皆是。作为时代的见证人,曹植曾在《说疫气》一诗中,用极为沉痛的笔触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曹植曾在《说疫气》中描述瘟疫的惨景
在这一连串的瘟疫当中,尤以204-219年间的大瘟疫最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变为“人间地狱”,连贵为上层阶级的“建安七子”,竟然也有4人死于瘟疫。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曾描述过这场瘟疫的可怕性,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由此可见瘟疫的极端可怕性。
综上,在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大饥荒、大瘟疫的连番打击下,等到三国初年,人口总数锐减60%以上,许多地方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能平安过完一生,简直跟中“六合彩”一样幸运。正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为乱离人”,虽然从艺术角度来看汉末三国很精彩,但没有人真的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去生活,不是吗?
史料来源:《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国人口史》等。
东汉后期(157年),人口达到鼎盛,民户人口5648万人,经过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混战,到了三国后期(263年),民户人口只有大约767万,其中,263年灭蜀前夕魏国443万,蜀国灭亡前夕94万,吴国230万(280年数据),这只是民户数据,不包括军队和官员,根据历史资料记载,263年,蜀国带甲将士10万2千人,吏4万人,280年,吴国带甲将士23万人,吏3万2千人,即使加上这些,总人口也只有793万人。263年的魏国,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有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三国时期民户人口总共大约767万,加上三个国家的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总人口有820-830万人。古代户口统治数据都是只包括民户的,也就是说,民户从157年的5648万人,锐减到263年的767万人,损失率超过85%。767万还是三国稳定40多年后的数据,220年三国鼎立的时候,人口只可能更少。可见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惨烈。请采纳
“胡说”一词始于东晋之后,当时,鲜卑、匈奴、羯、氏、羌先后统治中原地区(人称这一时期为“五胡乱中华”)。胡人即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尽管文化较为落后,但军事力量很强。因西晋王朝腐朽,被他们打进中原,并赶走西晋统治者。“胡人”主宰中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混乱。由于以前汉族统治者说话、办事完全依孔子的学说作根据,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胡人却不来这一套,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说话、办事是没有任何礼法为根据。因而,汉人把乱说和没有根据的说话,称之为“胡说”;这样,把乱闹、没有原则的闹事叫做“胡闹”。
“五胡乱中华”也叫“五胡闹中华”。在“乱”字之前加上一个“胡”字,称为“胡乱”。“胡乱”者,胡人之乱也;“胡说”者,胡人之说也。后来人们用“胡说”来泛指没有根据的言论。
五胡的历史:
304年,巴氐李雄建立成汉帝国,五胡史正式开始计时。
316年,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十六国结束。
其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南北对峙,南北朝开始。
589年,继承北方霸业的隋帝国大军扫荡江南故陈帝国残余势力。江南、岭南诸州郡归降隋帝国,陈帝国灭亡。
至此,北朝并吞南朝,南北朝结束,隋帝杨坚统一中国。
大随帝国正式开始,五胡史结束。
从304年到589年,将近300年的历史里,基本上一直是少数民族占据北方,汉族占据南方,最终的结果北方征服了南方。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纵观西晋灭亡、五胡乱华,实在和三国时期的祸根深种有莫大关系。
156年时候,即东汉永寿二年,中国人口大约是5649万,但是到280年,即晋太康元年,中国人口1616万,人口骤减3000多万。
站在西晋的角度看,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致命打击的开始。
东汉末年,戚宦纷争、党锢之祸本已使政局极端动荡不安,而严重的土地兼并令使得贫者无立锥之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绝境。再加上各地水、旱、蝗、风、瘟疫等天灾连绵不断,以致流民暴动时有发生。
《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董卓当权时期,已经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的局面。
《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
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
《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七哀诗》中对汉末现实有真实写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一代枭雄曹操,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东汉末年的大战乱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而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相反对少数民族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这个时候,少数民族已经迁入中原地带,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这样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入,到西晋时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入驻中原。
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考证出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比例。
汉族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中原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自然就会产生民族融合的问题,这也是五胡十六国成因的一个关键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对立起来。
看看那时候的汉人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的吧。
为了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统治者开始有意识的引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
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其时关中戎狄有四百万人口,可见比例惊人。而且他们大都是沦为奴隶的命运。
这么多少数民族是怎么到关中的呢?
三国时期,中原的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是压迫和利用,这个时期更是积累了深重的民族矛盾。
回顾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其中提到过“西和诸戎,南抚彝、越”。
“西和诸戎”,实质上就是和西北地区的氐,羌交好,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马超的利用上。
马超之父马腾的母亲是羌女,而且马腾将军长期在氐羌的聚居区内驻屯,所以马超家族在氐、羌很有威信。
马超曾经数次起兵攻击曹操,有“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
“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
蜀汉拉拢马超后,蜀军北伐,就有氐酋雷定等统率七部万余部落响应。此后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都把氐、羌作为其伐魏的补充力量。
如果说蜀汉对氐、羌是利用的关系,魏国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强行迁居了。
马超战败后,曹操“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抚军所典是也。其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
刘备夺取汉中后,曹操“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杨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镪负而随之。”
“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遂讨羌迷当等,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
可以看到,曹操失去汉中后,是以关中为基地对抗蜀汉,但是关中历经董卓、李催等人长期的破坏,早已变成一片废墟,要恢复汉中昔日的荣光,要使汉中承当起对抗蜀汉的总基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长期的建设,而这个时候的关中人口锐减,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找到这么多苦力,于是魏国从迁徙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关中。
可想而知,这样的强行迁徙对少数民族是十分残酷的。
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大概也和近代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一样悲惨吧。只是汉人正统的史学家对这点一直记载很少,或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敢。今天我们只能靠史学家们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片言半字来猜测他们的处境了。
244年,魏国伐蜀的时候。
“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那时少数民族已经被强行迁徙于关中,并且开始承当起巨大的军费开支了。
即算是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纵然是我们今天看三国演义,对少数民族的遭遇一样抱以冷漠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的把他们当成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蛮夷,当成可以任意鞭打凌辱、利用玩弄的奴隶。在中原遭遇他们的侵犯时,我们把他们当成为祸中国的灾星,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却不反省自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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