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古代通缉令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哪个时期违法犯罪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有高超的刑侦技术,通过各种方式都能判断出罪犯。可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应该怎么办呢?很多电视剧都有这样的情节,在公示栏里贴一张告示,等人来提供线索。这种画像通常是要满城通缉甚至要全国通缉的,上面有犯罪的人的画像和所犯的罪,都是黑白的,画的还很抽象,那么官兵是怎么抓的人呢?
其实不然,这种画像并不是为了追求形象的一致,而是为了表现出通缉犯的特征。例如一个通缉犯有络腮胡,面上有痣或者疤痕,就会把这些特征先画出来,遇到有这样特征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起来审问一遍,即使不是很精确,但是这种方式足够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
并且,古代的交通不如现在的便利,今天的我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古人可不行,就连《西游记》里的御弟唐三藏去西天取经都还要各个国家的通关文牒才行。在城际关卡的侦查是十分严格的。并且古代的人数并没有今天的多,一个城里的人数是基本固定的,如果来了个外乡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逃犯想流窜的可能性很小。
同时古代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保甲制度。在一个地区所划分的区域内的若干人是互相认识互相担保的,如果逃犯流窜至此或者说本来就是你这一保甲人,你没有举报,整个区域的人都要受到牵连,这也属于一种连坐的方式。没有人会愿意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所以这种户籍制度在古代十分实用。尤其是保甲里的人很少,基本上不会有外人介入,如果有陌生人来并且和通缉令上的通缉犯有相似之处,是一定会被举报的,很难藏匿,除非落草为寇。
最重要的是,古代也是有“身份证”的,当然它不叫身份证,叫做“路引”。在古代如果要出远门,除了告知父母还必须要告知当地政府,当地政府会给你发一张公文,类似于一种介绍信、通信证,要依靠这种公文你才能离乡远行。如果没有路引或者你手上的路引“与实物不相符合”都是会被治罪的。罪犯逃窜的时候自然不会去官府办理路引去自投罗网,所以他是逃不了多远的,自然会被捉拿归案。
中国古代信息交通相对不是太发达,所以古代犯罪之后,官府进行抓捕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但是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般情况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安呢?罪犯与官府之间一直都是安稳处理,那么古代抓捕逃犯为啥不是一件难事呢?
在古代罪犯犯事一般他们不是逃,逃亡的罪犯也是不少,一旦他们选择了逃亡,那么朝廷一般都会下发通缉令,一时间城里城外的“宣传栏”上都要被贴满了告示,这个相信很多人在影视剧中都能看到。在观看影视剧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所谓的通缉令上除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是正确的,他们的画像基本上也就是应付应付,甚至还有蒙面的画像。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通缉令画的一点都不像,犯人最后却都没地方逃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虽然画像看不出来,但是根据嫌疑人明显的特征描述,如果遇到嫌疑人的话那么明显的个人特征就会派上用场,那么嫌疑人就有可能被锁定;二、古代大都是实行连坐制,在连坐制严格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不单会受到牵连,就连街坊邻里也会受到牵连,街坊邻里可不如家人会包庇,所以他们也会尽其所能去找出犯罪嫌疑人。
三、在古代也是有“身份证”的,古代官方也会给个人颁发度牒,路引等验证身份的东西,古代打尖住店也是需要提供出来给店家的,要是没有那么店家一般不会同意他留宿。要知道制定这些的商鞅也是因为没带度牒,不敢打尖住店,最后也没逃出去。如果没有在城中留宿,选择在乡下躲藏,他们一般被发现后也有人举报。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一听口音客官不是本地人吧,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证明身份的东西,很有可能店家就会去报官。
四、通缉令上虽然画的比较丑,但是根据各种线索,嫌疑人被发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除非他钻进深山老林独自生活,那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抓了。如果要入城,他们被发现了可是有人争着去举报的,因为通缉令上往往都会有赏金的,有些时候还会是重赏,奔着这些赏金相信一般人也会去举报嫌疑人的。
所以在古代虽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但是犯罪的事实成立,就算是要逃也不是简单的事,中国古代几千年过来,想要能够犯罪后逍遥法外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我们现代人到处有监控,有监听,古代人更愿意用群众的力量。
古代没电没网没天网,抓捕罪犯依靠最多的就是通缉令。但是通缉令的肖像毕竟是人工手画的,由于画工的水平有限,加上一个肖像画上个成千上百次,难免不会出现走样的情况。
如果罪犯的肖像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比如脸上一块x型的疤),再加上一张大众脸的话,那岂不是很容易逃脱官府的追捕?
你这么想就错了,古代官府“抓逃犯”是很有学问的,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三点:
1、古代“身份”制度趋于完善
在西游记中,唐三藏每到一个国家就要互换“通关文牒”,这就是最早的身份证明,当然,这是国家外交层次上的。
战国时期,商鞅为秦国进行变法后,为了增强对于人口的管理,就发明了一个“照身贴”,也就是大致登记住址,姓名,人属于哪个郡县,大致的外貌特征等信息,这也就是最早的“身份证”。后来,这一措施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延伸。
所以,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只要确认姓名,关于其的通缉令很快就会生成,其信息就会被各地的衙门,捕快所得知。
2、连坐政策
连坐政策也叫做“保甲”,也是商鞅发明的。如果一人包庇罪犯,全家同罪,一家包庇罪犯,全村同罪;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罪犯是藏不住的。所以,古代“大义灭亲”的现象,非常普遍。
在“小国寡民”的思想下,古代人口流动非常小,所以一旦出现了行踪不明的陌生人,为了担心遭受到“连坐”,古人一般都会叫捕快来巡查,若是陌生人的外貌特征和通缉令上还非常相似,那么基本上就被坐实了。
3、“举报有奖”
与其说担心被连坐,不妨说用“举报罪犯”来发财。所谓奖赏分明,包庇罪犯同罪,反之举报罪犯就该嘉奖。宋朝时期,明文规定“举报凡有杀人重罪者,赏钱五万”;明朝的风气更严重,“立下举报之功者,犯人全部财产悉数归属举报人。”
在“连坐”以及“奖励”双重机制的作用下,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通缉令上的画像画得“四不像”,同样能够抓到人的原因。就算到如今,利用身份证以及给予奖金的方式,仍在沿用~
作为传统国粹,国画有着一种惊人的意境美,多用于山水和花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与之相关联的哲学、宗教、政治等问题。
然而在写实这一方面,比较于西方的油画,国画就显然有些不及了,因此我们在过去看到的帝王,很多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面映出来的,比如网友就发现,秦始皇、汉光武帝、诸葛亮、唐玄宗还有颜真卿的画像,竟然是一个人。
至于帝王画像当中,长得最有特点的,恐怕还要属于朱元璋的长脸异相,然而根据史料考证,朱元璋的这种鞋拔子脸,实际上到明末民间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画师根本没有见过皇帝长什么样。
这因此也就诞生了下一个问题,既然皇帝都画成这样,那更无须提古代的通缉令了,在影视剧中,那些抽象的通缉令,也不由得让人感到可笑,而官府,又是如何凭借通缉令抓到犯人的呢?
实际上通过学者分析,画像只不过是个摆设,一个叫做林附祖的人,就很轻松的说明这个观点,宋朝末期,元军南侵,文天祥在南方兴起义兵,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屡战屡败,只能多次转移,而福州的秀才林附祖打算投靠义军的时候,在无锡被几个元兵抓住,照着通缉令画像,非说林附祖是文天祥,林附祖花了好一阵子才说明自己的身份,获得了自由,投靠义军之后,他将这番话和文天祥说之,其实两人完全不一样,文天祥也颇觉有趣,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画影图形正捕风,书生薄命入置中。
胡儿一似冬烘眼,错认颜标作鲁公。
这也很好说明画像在通缉令上的窘境,由于这是十万火急的情报,要快速散发到各州各郡,除此之外,又没有打印机,至于画画的师爷,本人当然也没有见过嫌犯,在这种火急火燎的情况下赶工出来的画像,能够有多大的真实性也就不难想象了。
因此通缉令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内容上。1974年,考古学家在甘薯境内肩水金关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是至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通缉令。
通缉令搜捕的对象,是一名因为广陵王刘胥诅咒案牵连的王府侍女,被称作外人,通缉令一共分为了两部分,前半部分介绍了通缉犯的年纪,和模样,里面这样提到:“为人:中状,黄色,小头,黑发,隋(椭)面,拘颐,常戚额,如颛状,身小长,托瘦少言。”可以说简短几句话,就将一个人模样从性格描写的淋漓尽致。
而后半部分,又具体介绍了通缉令的传播情况,最终层层叠加来到了肩水金关。
而另外一个能够确保通缉令抓到犯人的条件,则是古代严格的保甲制度,这种带着军事化的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及时确保陌生人的排查,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置甲长,十甲为保,设置保长。
明代的《六十种曲赠书记》中一个片段,就说明了通缉犯的“艰难处境”:“老奴走到街坊上,只见喧喧嚷嚷,捱捱挤挤,都在那里看什么榜文。老奴也在人丛中一看,原来把官人与老奴画影图形,各处张挂。又要十家一牌,五家一保,逐日捱查。不举首者,一体同罪。我们怎生走得脱身?”因此,大家也不要太拘泥于通缉令上的印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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