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低薪养廉最终导致财政赤字

朱元璋低薪养廉最终导致财政赤字

朱元璋低薪养廉最终导致财政赤字

大家都知道的是，明朝自从朱元璋建立开始，就一直实行的是底薪政策，这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官员之间的腐败贪薪之风盛行，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间接原因。那么明朝低薪到底有多低呢。

当时的官员俸禄在实际中发放的时候还是要经过“折色”的，官员最后拿到的俸禄就会减少很多。“折色”就是指，朝廷把本该给官员作为俸米折换成银、钞等货币或者绢布、苏木等实物发放。并且朝廷中折换的标准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同时银和钞又很容易贬值，这样一来便相当于是降低了官员们的俸禄。

除此之外，明朝的政府也没有制定养老制度，只有少部分有着对明朝很大贡献的功臣可以拿着少量供奉度过余生，多数的官员在退休之后没有生活来源，因此官员们自然就需要在任期间大肆捞金，来保障老年之后的生活不至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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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高薪养廉的失败，揭露了人治的什么特点呢？

高薪养廉，其实这种治腐理念自我国古代便有之，并非国外先例。我国古代历朝历代为促进吏治清明，尝试了许多官吏薪资管理办法，诸如唐宋时期的高薪养廉、明朝的薄俸重典。本文讲述清承明制，而又增益的一套满清特色养廉制度，即“养廉银制度”。这一制度的初衷便是以高薪结合重典约束官吏的行为，但由于制度的先天性缺陷，致使官员反其道而行之，腐败现象更为猖獗，揭露出封建社会人治随意性的缺陷。

古代官吏薪资演变“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汉书.宣帝纪》廉政问题一直是封建王朝比较重视的问题，“家天下”的背景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乃皇帝之子民，财富乃皇家之财富，封建帝王不会容忍官吏取民之财中饱私囊。汉朝惠帝有云：“吏之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

也就是说政府选拔出来的官员均是能力较为出众的，代表政府执行行政管理职能，人民也依靠这些官员的治理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故而应当给这些官员提供足够的俸禄，从本质上讲也是维护民众的利益。汉宣帝则是将重点放在底层官员薪资调整，在他看来“小吏皆事勤”，底层官员繁琐事务最多，且与民众接触最为频繁，但他们整体收入偏低，甚至连养家糊口都成负担，故而最需要调整的就是底层官吏的薪资。

汉朝时有《律》记载大司马、大将军月奉6万钱。而时为汉武帝待诏公车的东方朔曾言：“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并以“饥欲死”来形容自己的窘迫生活。这里可以看出汉初的官吏收入差距之大，故而汉宣帝从底层官吏薪资入手，推行“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的政策，将百石以下官吏俸禄上调百分之五十，这便是最早的高薪养廉理念。到了东汉开国，刘秀为进一步缩小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令千石以上的高官俸禄“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增于旧秩”。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凛殷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旧唐书.卷七十八.列传第二十八》

如果说汉朝的官吏薪资调整是出于“官本”思想，那么唐朝更立足于防治腐败现象。唐朝在我国古代史中应当是综合实力最强盛的王朝，但其官员俸禄却并未体现出这一点，唐太宗时期名臣高冯曾上书，称地方官员的俸禄太低，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故而也就想方设法的寻求灰色收入，很难做到清正廉洁，欲使吏治清明，需要提高这些官员的收入，再以重典加以约束，方能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认为此言确为时弊，便欣然接受了这个策略。

这种由臣下提出的“高薪养廉”之策还见于宋朝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所提“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这条时策正是应对当年赵匡胤开国时的“薄俸养贤论”。范仲淹认为给予官员厚禄不仅仅是满足其物质需求，更是提高了贪污的代价，高薪之后则要“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在职官员会更加珍惜高薪岗位，依律行事，所以宋朝的官员俸禄是历代最高的。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顾炎武

宋朝的高薪养廉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果，北宋末年的贪腐之风依旧盛行，其实这也与统治者的荒废朝政有一定关系，权臣当道，上下勾结，监督机制成为一纸空谈，为贪腐提供了可趁之机。明朝正是以北宋为前车之鉴，加之朱元璋乃布衣天子，自知贪官横行时的人间疾苦，因此采用了薄俸之策，并以重典惩治贪腐。但朱元璋的薄俸走到了一个极端，如果按照正常俸禄来看，明朝大部分官员的生活质量甚至不如普通百姓，万历年间正一品大臣月俸八十七石，这在慢慢历史长河中是难以见到的。

朱元璋曾设弘文馆学士，品阶不高，但皆是大才之人方可入之，为首者乃刘伯温，罗复仁也是其中一员，身为明朝的高级智囊团成员，以郊区破屋居之，屋顶漏了请不起工匠，只能自己修补，幸得其品质高洁，清廉自守。但这种为官环境带来的是更多官员的贪腐，自古文人十年寒窗为的是报效国家，而不是清贫如洗。正如顾炎武所说，这种低薪带来的贪腐，使得明朝臣下与君主离心离德，家徒四壁何以为家，家不为家，国亦不为心中所念。

清朝特色的“高薪养廉”清朝官员的“生存”环境清承明制基本延袭了明朝官员的薪俸制度，清朝官员俸禄也只是略高于明朝，正一品大元年俸一百八十两白银，到了九品官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二分，这还是带有品阶的官吏，诸如衙役这类“未入流”官员之俸禄可以说是难以养家糊口。若为旗人，尚能享受国家财政补贴，若为汉人，则守着一份低薪死工资，实在难以维持。如果再遇上如康熙平“三藩之乱”的大事件，为充军实，停发俸禄两年之久，恐怕清廉之官是要变卖家产才得以度日。

清朝州县官员亦不同于寻常百姓，除了养活一家生计，聘请师爷、青吏的费用均出自俸禄，朝廷不予补助，包括日常办公费用亦是由官俸支取。根据《春明梦录 》的记载 ,清末大臣出行时若坐轿 ,需要配齐人手分班替换，一年下来需要支出 800 两 ；若坐车 ，少需备够三马 ，一年支出 400 两 ，就连一品大员的俸禄也不够出行所需。

“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曾国藩

清朝官场亦存陋习，官员之间形成送礼的潜规则，下级进贡上级的名目众多，最著名的是夏天防暑降温的“冰敬”、冬天驱寒取暖的“炭敬”。另外每逢佳节需要向上进贡“节敬”、此外还有上级办喜事的“祝敬”、年关时的“年敬”等等。这样的进贡呈上去的都是不小费用，而在这笔费用中又以京官要职最盛，他们往往掌握外官的晋升考核，故而深受地方官员追捧；京官中下层官员也要孝敬，孝敬的方式就是“印结”，即以京官的资格，为同乡外官出具保证书，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清朝每一省设一印结局，由同乡里年高德劭的京官主持，两年一届，凡是加入印结局，为同乡出具印结的，每月皆可分得一次印结费，这个印结费皆出自地方官员。同级官吏之间为了扩展人脉，加强交流，亦产生诸多赠与潜规则，如同乡、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不可胜数。为官花销之大，远远超过了俸禄的范围，这就造成了“廉吏难支”的局面。

陋规陋习的养成既是贪腐形成的原因，又是贪腐成风的催化剂。下级官员为了孝敬上级，不得不取之于更下一级，最终还是要取之于民。取之于民的手段就是加征火耗。这还要归功于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田赋、摇役以货币形式取代实物，统—缴纳白银。而从民众手里征收的银两皆是碎银，官府需要统一熔铸成大银锭方可入库，熔铸是有折耗的，于是州县之官于正额之外私自加征部分银子，以便缴纳入库，这就叫火耗。

这种加征火耗在康熙时得到官方认可，但未成制，只是默许每两加收一、二钱的上限，但实操中加征多少全凭地方官自主，康熙后期“地丁一两加至四五钱、七八钱者”已然成风，各地加征超额部分就成为地方衙门以及官吏的经费，称为“耗羡”，而这取之于民的“耗羡”就被地方州县官员一层层输送到各级官吏手中。

而作为地方督抚大员，挪用府库银钱就成为他们的“权宜之计”，地方州县官员所敬银钱不供所需时，除了开口追要，便是直接从府库提取。雍正初年曾做过统计，江苏省库银亏空881万余两，约江苏两年半的田赋收入，其他省份多则亏空300余万两，少则亏空100余万两，这些亏欠多由督抚造假为民欠。而时任直隶巡抚的田文镜调查之后言“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在民欠者无几”。

督抚所挪银钱除了孝敬上级官吏，还多用来缴纳“部费”，目的是讨好朝廷六部，以便施政畅通，除此之外，军队里武将大员吃空饷捞财；大型工程负责官员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这种现象与康熙一朝的“宽政”不无关系。康熙虽为雄主，但言“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也许是康熙的驭人之道就是宽容。他对官场盛行送礼之风的态度是“大不可必追究”，火耗问题于顺治年间管控甚严，到了康熙一朝便成了朝廷默许的潜规则，当有谏裁去两淮盐课陋规银时，康熙的回答是“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康熙的宽政是官员为所欲为的催化剂，吏治失去监督的土壤，贪腐之事便蔚然成风，致使民生不安，国库空虚。

养廉银制度的诞生，“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削何堪”——雍正

雍正即位以后，面对康熙甩下的烂摊子，力求改变，但他的定位稍失偏颇，以火耗劳民为根源，采纳湖广总督杨宗仁“以耗羡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的奏请，下达了“耗羡归公”的政令。这个政令还是从政府层面认可加征火耗的行为，只是将火耗收归公有，以补各地亏空，同时雍正认识到官员俸禄难以满足“正常”开支，故而以归公的耗羡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入”，这就形成了“养廉银”制度。此制度做出明确指示 “州县可取火耗与民间”，只是规定上级不能再向州县官员提取火耗用作经费。

不得不说，此制度是看到了州县上级官员未掌财政的现实，他们不得不依赖州县官员馈赠，从而到达继续往上馈赠的目的。但这个制度以“耗羡归公”再统一派发为“养廉银”，实属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将官员贪腐合理化、正规化，并未解决取之于民的问题，如沈近思所言:“今日则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因此也引来诸多反对之声。

“总督1.3万一2万两；巡抚1万一1，5万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一8444两；道员1500一6000两；知府800一4000两；知州500一2000两；知县400一2000两”——《大清五朝会典》雍正对此制度抱有极大决心，通过山西试点之后推向全国，并最终于雍正五年形成定制。此制度大致内容是：州县按照规定比例征收耗羡，再全额纳入省库，省级官员根据本省官员级别、各地政务需求订立分数，上报朝廷备案，再从司库按备案数目提取银两分发给各官作为“养廉银”。

这样既解决了官员办的公经费，又补充了官员生活所需，据史料记载，清朝官员的“养廉银”基本上是俸禄的十到一百倍。雍正十三年，户部进行了一次养廉银开支明细的全国普查，随后造册核录，成为一项经过试点、推广、验收三步走的成熟体制。时至乾隆时期，又建立了“恩俸制度”，针对京官进行加倍支俸，并从各省每年凑拨京官津贴二十六万两，补贴在京四五品以上官员，以解决在京官员渴望外放获取养廉银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对“养廉银”制度的补充。

为什么说要想当官发财，就不要生在朱元璋掌权的时代？

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定的非常低，而且明太祖治理官员贪污的措施也非常严格。朱元璋掌权时他规定官员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判处斩首示众的重刑。在这么严重的惩罚之下，其实没什么官员敢顶风作案的，所以在朱元璋掌权期间要升官发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实朱元璋会这么做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朱元璋在起义之前过得都是非常贫苦的农民生活，所以朱元璋真的是非常嫉恨那些有钱人的，他也是因此才会把官员的俸禄制定得这么低。朝廷上的那些官员的俸禄已经低到难以维持生活了，更不要说升官发财。

就拿朱元璋在位期间的一个清官——宏文馆学士罗复仁来说，他穷到连郊外的好一点点的房子都住不起了，只能住郊区的破房子。有一天朱元璋心血来潮，他想体恤一下自己的部下，就想着来这个宏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中坐一下，顺带看看他是不是有贪污的迹象。但是朱元璋到了罗复仁家的附近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找到罗复仁的家。于是朱元璋就转头问了一下身旁正在刷破旧的墙的一个民工，他想问这个民工知不知道罗复仁的家在哪里。结果这个民工突然之间跪在了地上，向朱元璋磕了几个头，大声说道:“微臣正是罗复仁!”由此看来，罗复仁的生活真的很清贫，只能住在郊区的破房子里凄惨度日。

朱元璋时期还有一个叫做徐文英的御史，他也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好官。但是他的父亲并不想要他那么清廉，因为徐文英拿到的俸禄真的太少了，根本养活不了这个家。这是因为他太正直了，经常不留情面地弹劾其他官员，所以他拿到的俸禄只有很少。有一次，徐文英的父亲又来找他说这件事，但是徐文英就是不听啊，就直接把老父亲请回家里去了。可徐文英又对老父亲非常愧疚，他不放心父亲走那么远的山路，于是就亲自送父亲走了十几里的路回乡，结果徐文英就这么误了上朝的时间。后来朱元璋震怒，问了徐文英迟到的原因，于是徐文英就如实交代说自己是走着送父亲回家才误了早朝。但朱元璋不相信徐文英作为一个朝臣会连一辆车都叫不起，于是他就派人去查了这件事，后来朱元璋证实了这是真的之后，不仅免除了徐文英迟到的罪，还派人把徐文英破旧的朝服上面的俩洞给补了，还补的是写着“穷御史”的补丁。

由此看来，在朱元璋那个时代要想升官发财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当官的俸禄太低，而且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十分严格。因此要想升官发财的话，就不要生活在朱元璋掌权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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