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时，商鞅为什么要对公子虔实行劓刑

商鞅变法时，商鞅为什么要对公子虔实行劓刑

商鞅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战国策》记载秦孝公临死前打算传位给商鞅，商鞅坚辞不受。秦孝公去世后，公子嬴虔诬陷商鞅谋反，商鞅带领邑兵与变法后的秦军作战，死于自己训练出来的秦国新军，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原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下场，问题的关键就在秦孝公的哥哥嬴虔。

嬴虔虽然是秦孝公嬴渠梁的哥哥，但却是庶出，理论上没有继承权，嬴虔是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之所以嬴虔要杀掉商鞅，是因为商鞅对他实行了劓刑，割掉了他的鼻子。新法在秦国施行后，太子嬴驷不小心触犯了新法，刑罚不能加于未来的继承人，于是太子的老师嬴虔和公孙贾被处罚，公孙贾被处以墨刑，脸上刺字涂上墨，都是没脸见人的刑罚。

以商鞅之作派，为什么不处以更委婉的刑罚呢，比如罚俸禄、降官职等。只要不是让对方没脸见人，说不定嬴虔和公孙贾都会感恩戴德，成为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实在是没必要一次就把贵族之首、百官之首得罪个遍。《史记》评价商鞅刻薄寡恩，作茧自缚，其实商鞅聪明得很。

早在商鞅魏国做中庶子的时候，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武侯推荐了商鞅，如果不用就建议把他杀掉。公叔痤见魏武侯不用商鞅，于是赶紧把卫鞅叫来，说让他赶紧离开魏国，魏侯要杀他了。结果卫鞅直接回答，魏侯既然不会用我，自然就不会杀我。等到为公叔痤守孝完毕，商鞅才离开魏国。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明白，商鞅难道不明白处嬴虔劓刑的后果吗?

其实与秦孝公不无关系。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愿意加官进爵、裂土封王在所不惜。而秦孝公做到了，商鞅变法后秦孝公转为幕后，商鞅可以说成为了秦国实际上的国君，秦孝公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商鞅知道他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秦孝公，假如商鞅接连贵族大臣，秦孝公就不会再信任他，新法也有可能失败。

于是为了稳定新法、稳定秦孝公、稳定自己的地位，商鞅必须冷酷对待贵族、百官，把秦国的实权人物都得罪个遍，削了秦王哥哥的鼻子，彻底得罪了宗室权贵，往公孙贾脸上刺字，彻底得罪了文官集团，处罚太子的太子师和太子傅，把太子也得罪了。这样大家都等着秦孝公去世，好对商鞅进行清算，新法展示了严苛的一面，贵族大臣们轻易不敢对新法下手。

商鞅明白自己的权力来源于秦王，为了让权力的源泉放心授权给予更大的权力，主动通过得罪宗室、得罪太子、得罪文官、得罪百姓，把能得罪的群体全得罪个遍，这样秦孝公才能放心。商鞅这样的大臣是孤臣，不必担心他会拉帮结派、意图谋反。假如商鞅没有处罚嬴虔、公孙贾，反而是到处收买人心，恐怕商鞅早就被杀戮，变法早就失败了。

商鞅虽然最后下场很惨，却用自己的肉身保证了变法的稳定施行，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而且商鞅变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商鞅的历史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总体上贬低商鞅的多是文人，而实权派如李斯、诸葛亮、桑弘羊、王安石、李德胜等都推崇商鞅，这正是商鞅变法的魅力所在。

商鞅是怎么推行他的酷法的？

历史需要进步，社会自然不断变革，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就需要升级变革制约社会的法度，而中国人向来祟祖守旧，而且变法自然会影响旧利益者利益，但社会进步必需有适应的进步法津，所以中国历史变法多会引起巨大争议，下场悲惨，不仅祸及性命家族，还会留下千年臭名，但他们的法律却受益天下人。

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首先肯定是得到了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试论《资治通鉴》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变法，虽然商鞅本人最后的结局让人叹息，但因为这次变法，秦国从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弱国，慢慢变成了能够统一天下的第一强国。显然，这件事情本身，值得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1、要跳起来思考，有做事的理想。

这一点是说秦孝公，他是从父亲秦献公手里接管的国家，并且，秦献公在两年关刚与三晋联军打了一次仗，杀了人家6万人，可以说，敌人是随时都有可能来报复的，而且近邻魏国还向秦国边境修建了魏长城，显然，这种敌对是有目的的，我可以随时来打你，你去打不过来。而秦孝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站在长远的视角跳起来反思了一下：天下这么多国家，大家各自发展各自的，大家又都不愿意把秦国当成一回事，我一定要强大秦国。

我们说，这种跳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是成大事的一项重要品质。针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一方面有使命感，一方面能跳到一定的高度，思考当下所面临的现状，其实简单的思维就是，跳起来，思考一下，当前我为了达到我想的的目的，我要做什么。

2、创新精神

《资治通鉴》中记载，商鞅（其实那时候他还叫卫鞅，我们这里为了方便表达，就直接称商鞅了）要变法了，秦国的传统贵族是要跳出来反对的，其中最著名的贵族代表是甘龙。当时商鞅对秦孝公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对于这些，商鞅的态度很坚决。他接着说：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平常的人只知道安于旧习，而具备专业学问的学者又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平常的人与具备专业技术和学问的人，通常适用于做具体的事（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真正对于事物的发展有价值的人，能够做成大事的人，是那些具备创新精神的人。现在我们再来思考中外的企业中，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往往发展的非常好（比如苹果），创新精神的必要性，不用过多强调。

3、立信于人

上学时候背商鞅变法的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是具体的变法内容，变法内容很容易理解，不再强调，这些具体做法使秦国独立自主的强大了起来，政策是富国强兵的政策，而且无疑是适合当时秦国现状的，但是，变法开始前，商鞅做了一件非常有名的“徙木立信”的事。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崐予五十金。乃下令。

法令已经制订好了，还没有颁布时，商鞅怕百姓难以确信是不是要变法，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五十金相当于多少钱呢？就是1000两黄金。得到这1000两黄金，要做的事情就是搬一根三丈长的木杆从南门移到北门，最初200两时没有人信，而赏金达到1000两时，有人大着胆子出来试了，真得到了奖金，商鞅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民众，这次变法是真的。

做完这件事，商鞅开始推行的他的新法了。

当然，变法是不易的，任何的改革都是不易的，一年多之后，民众们对于新法的不满积累到了爆发的临界点时，又遇到了太子犯新法的事。太子犯新法了，全国对新法有意见的人都盯着商鞅，看他怎么处理。处理不好，估计这次变法就会面临失败了。商鞅的做法也是坚决的：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判刑割了鼻子（劓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这时，那些当初说新法不好的人中，有些又来说新法好，商鞅说：“这些人才真正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住（放逐）。这些动作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的是非了。

商鞅做事的原则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都坚决守信。

能有这三条品质的人，才有可能做成大事：1、要独立思考，要有做事的理想；2、要有创新精神；3、要诚实守信。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保守派，因此书中对于新法的变法内容并没有过分强调，甚至整个变法的过程也只是简单地写了一下，但对于“诚实守信”这一条却大发议论，说了好长一段话。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臣司马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商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发完议论的同时，司马光还是不忘对于改革者商鞅进行一次批判，说他过于刻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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