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不受重用为何却去怪罪自己的好友呢

韩愈不受重用为何却去怪罪自己的好友呢

贞元十九年(803年)，饱经仕途坎坷的韩愈终于时来运转，升任监察御史，与刘禹锡、柳宗元成了同事。

三位文豪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常在公务之余饮酒赋诗，堪称“大唐铁三角”。尤其在韩愈揭开“古文运动”的序幕后，柳宗元立刻发声力挺，并创作了《黔之驴》《种树郭橐驼传》等摆脱俗套、言之有物的文章。韩愈对柳宗元极为赞许，二人携手掀起新派文学的狂澜。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韩愈就出事了。他先是上疏炮轰“宫市”(皇家专属生意)的弊端，接着揭发嗣道王兼京兆尹李实罔顾天灾、横征暴敛的罪行，要求朝廷废除苛捐杂税。从皇帝到权臣，这个打击面太大了，最后唐德宗听信李实的构陷，认为韩愈是专门惹事的刺头儿，将他贬为阳山县令。

眼看前程毁于一旦、忠诚惨遭践踏，韩愈的心情跌至低谷。而此时刘柳二人继续得到朝廷重用，并成为政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因为刘柳二人属于李实的部下，所以心态严重失衡的韩愈开始疑神疑鬼，认为是他们在背后对自己捅了刀子，从此对他们怨恨有加。在韩愈写的连《旧唐书》都认为有失偏颇的《顺宗实录》中，他酸溜溜地说：“王叔文(当朝重臣)把刘柳二人带进宫里，什么都跟他们商量，可谓言听计从。”更过分的是，韩愈借撰史之机诋毁由刘柳二人主导的“永贞革新”，完全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后来唐德宗驾崩，李实被贬官，但韩愈仍迟迟未被召回长安，只是调到离长安稍近的江陵任参军，这更让他怀疑朝中有人针对自己。他写过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的长诗，其中有言：“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也就是说：满朝才俊，朝廷偏偏看中刘柳二人，很难不让我怀疑是他们泄露了我关于朝政的某些言论，从而造成我现在的困境—虽无法断定，但我先把话撂在这儿，他们绝对有问题!

后来“永贞革新”失败，唐宪宗即位，韩愈被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这场翻身仗让韩愈深感欣慰，再加上此时刘柳二人过得很惨，韩愈不再计较过往恩怨，依旧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韩愈以为自己很大度，但因他狭隘的猜忌，“大唐铁三角”的风光不复从前，倒是刘、柳二人的情谊愈发牢不可破。

当然，韩愈品行不坏，还很古道热肠、乐善好施。著名诗人孟郊、张籍还是草根时，就是韩愈极力帮助他们上位的。他还曾资助十几个亲友的孤女出嫁，甚至很多来找他办事或拜师的人都住在他家蹭吃蹭喝，有时“僧多粥少”害得他连早饭也吃不上，他却照样乐呵呵的。唯独在对待刘柳二人这件事上，他因急功近利而失了分寸。

韩愈死后，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回忆当年与韩柳二人相交的场景，感情相当复杂—自从与你结识，我非常愉快，你才学广博且勇于追求真理，常用精辟的语言开导我，如醍醐灌顶，使我思路开阔。你擅长写文，而我擅长议论，我们常为学术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柳宗元便笑眯眯地站出来为我们打圆场。如今想起那段时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沉痛地写下“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此时柳宗元已离世七年，韩愈也已离世两年，曾经的少年意气如风流云散。

伯乐韩愈文言文

1. 古文《千里马以伯乐为知己》全文翻译 翻译：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贵的马，只是辱没在仆役的手中，跟普通的马一同死在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著称。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完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像普通的马一样来喂养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德不能表现在外面。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尚且做不到，怎么能够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不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正确方法鞭打它，喂养它却不能竭尽它的才能，听千里马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大概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

出处：唐代韩愈《杂说四·马说》

原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全文用了借物喻人的方式，把伯乐比喻为知人善任贤君，把千里马比喻为未被发现的真正人才，阐述了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原因，对统治者不识人才和摧残人才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作者希望统治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

思想感情（中心主旨）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扩展资料：

《马说》写于贞元十一年（795年）至十六年（800年）之间。当时韩愈初登仕途，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韩愈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

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再加上朝中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得志。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马说

2. 文言文{马说}韩愈 的翻译 世间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不会经常有。所以即使有出名的马，也只是辱没在仆役的马夫的手里，和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的里面，不能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吃完粮食一石。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够日行千里，而没有喂养。所以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是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优点不能从外面表现。尚且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待遇都没有获得，怎么能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

鞭打马，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它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千里马嘶鸣，却不能懂得它的意思，只是握着马鞭站到它的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

3. 古文《千里马以伯乐为知己》全文翻译 原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i）或尽粟（sù）一石（dàn）。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 世上有伯乐，这以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很名贵的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里受到埋没，跟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厩里，不以千里马著称。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饲养马的人不懂得根据千里马日行千里的特点来喂养它。这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吃不饱，力不足，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不能显现出来，想要和一般的马一样尚且不可能，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驱使它不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方法，喂养它不能竭尽它的才能，马鸣叫但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起马鞭面对千里马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能识别千里马吧！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这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很可惜有“忧天下之心”的他，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能之士不受重视，所以他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食马者：食——饲，喂

才美不外见：见——现，表现

食之不能尽其材：材——才，才能

其真无马邪：邪——耶，表疑问，相当于“吗”

借千里马难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最终被埋没，揭露封建统治者不识人才、埋没人才的现象，也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意。

4. 韩愈的文言文有哪些 很多。

例如：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5.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马说 — 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dàn，古音为shí）。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 ，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6. 类似千里马 伯乐 的文言文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

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稀世之珍也。”

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

注释

工之侨：虚构的人名。

斫（zhuó）：砍削。

弦而鼓：装上弦弹奏。弦、鼓，都是名词作动词用。鼓，打鼓；这里指弹奏。

桐：桐木，制古琴的材料。

金声而玉应：发声和应声如金玉之声。

太常：太常寺，祭祀礼乐的官署

国工：最优秀的工匠，这里指乐师。

篆工：刻字的工匠。刻字多用篆体字。

古窾（kuǎn）：古代的款式。窾，同"款"，款式

贵人：大官。

稀世：世上少有。

乐官：掌管音乐的官吏。

弦：琴弦。这里作动词用，装上弦。

匣：装在匣子里。

期（ji）年：周年。

易：换，交易

诸：兼词，之于

传视：大家传地看着

鼓：弹

天下之美：天下最美好的（琴）

悲哉世也：这个社会真可悲啊

独：只

图：打算，计谋

美：好

适：到……去

翻译

工之侨得到一棵良好的桐树，砍来作成一张琴，装上琴弦弹奏起来，优美的琴声好象金属与玉石相互应和。他自己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琴，就把琴献到主管礼乐的官府；官府的乐官让国内最有名的乐师考察它，说：“不古老。”便把琴退还回来。

工之侨拿着琴回到家，跟漆匠商量，在琴身漆上残断不齐的花纹；又跟刻工商量，在琴上雕刻古代文字；把它装了匣子埋在泥土中。过了一年挖出来，抱着它到集市上。有个大官路过集市看到了琴，就用很多钱买去了它，把它献到朝廷上。乐官传递着观赏它，都说：“这琴真是世上少有的珍宝啊！”

工之侨听到这种情况，感叹道：“可悲啊，这样的社会！难道仅仅是一张琴吗？整个世风无不如此啊。”于是离开了，到不知名的一座山中，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___《工之侨献琴》

韩愈白居易为何没成为好友

中唐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韩愈和白居易，有不少结交成为好友的客观条件：年龄相近。韩愈出生于公元768年，白居易出生于公元772年，相差只四岁。登第相近。韩愈贞元八年（792）中进士，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相差只八年。仕历相近。都曾在京城、地方上做过官，顺逆、级别也大致相当，韩愈做过刑部侍郎，官至吏部侍郎，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理想相近。韩愈跟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与元稹发起“新乐府”运动，都有关心现实、革新诗文的理想。性情相近。都不是离群索居喜欢清静的宅男，都喜欢结交有文才的朋友，尤其是跟自己相埒之人，都喜欢提携后辈。他们各自身边，都围绕着一大批诗文朋友。共同偶像。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思想、艺术上都深受杜甫的影响。共同朋友。诗人张籍既是韩愈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白居易的好朋友，韩门弟子樊宗师、李翱等人，跟白居易也有交往。其中，张籍曾介绍韩愈、白居易相识。有过交往。从白居易的几首诗歌看，他跟韩愈曾同游长安名胜曲江以及两处私家园林，一起饮过酒，并有诗歌唱和……但是，韩愈与白居易终究只有蜻蜓点水的交情，并没有成为莫逆于心、诗文创作上互相推崇、呼应的朋友。从现存韩愈、白居易的诗文看，白居易有如下几首诗跟韩愈有关：《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另外，《老成》诗有“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两句。而韩愈的《昌黎集》中，则只保存了《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一首跟白居易有关的诗。有过交往，有过唱和，却没能加深友谊，成为挚友，擦出火花，点亮文坛，成就一段文学佳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韩愈于前辈诗人中，最推崇李白和杜甫。在一首赠给孟郊的诗中，他有这样两句：“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众所周知，李白杜甫曾经同游东鲁、梁宋，亲密无间，至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的诗歌创作，一个充满浪漫的想象，一个满是关心现实的情怀，相互辉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双子星座”。而韩愈、白居易这两位中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却与“双子星座”失之交臂。中唐四位最优秀的诗人，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分为两组，韩孟齐名，元白齐名。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孟郊、元稹的诗歌成就，毕竟稍逊于韩愈、白居易。若是整合出一个“韩白”配，那才是真正的强强组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位当时最优秀的诗人，失之交臂，没能成为好朋友呢？有人可能会猜测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性格上有分歧。韩愈白居易思想性格上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说，韩愈更在意自身遭遇，为自己鸣不平，白居易则多关心百姓疾苦，为穷苦百姓说话；韩愈性格刚强激烈，白居易为人温和从容。据我所知，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韩愈跟白居易有政治立场上的正面冲突。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并非心胸狭隘之人，都有惜才爱才的襟怀。有一种说法，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被贬为阳山县令，原因是上疏言事。而他上疏的内容则是柳宗元、刘禹锡泄露给王伓、王叔文等人的。韩愈也耳闻了这种说法，但是，他并未因此疏远、憎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有诗为证：“同官尽俊才，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怨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否）？”韩愈表明自己不相信是柳宗元、刘禹锡出卖了他。后来柳宗元、刘禹锡被贬南方，韩愈担心他们水土不服，有《永贞行》诗云“吾尝同僚情岂胜，具书所见非妄征”，关爱之情，出自一片真心，全无幸灾乐祸之意。柳宗元死后，韩愈还为他写了《罗池庙碑》。我们知道，柳宗元跟王叔文一派，主张政治改革。可见，韩愈交友，是可以超越政治立场的。他骨子里是个文人，政治立场在他那里不如文才重要。相比之下，白居易的诗人气质比韩愈更浓。他最有名的作品，《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上阳人》等等，都是关心社会、关心百姓的新乐府诗歌，而实际上，白居易更多的作品，是表现他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他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与名士风度的诗人。韩愈白居易之所以没能成为声气相通、互相辉映的文坛巨擘，我认为，原因主要在韩愈方面。比白居易年长四岁、登进士第早八年的韩愈，有太强的好为人师与文坛盟主意识。清人赵翼曾指出：“游韩门者，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侯喜、刘师命、张彻、张署等，昌黎皆以后辈待之。卢仝、崔立之，虽属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瓯北诗话》卷三）韩愈平生最推重的诗人是孟郊。他曾经向郑馀庆举荐孟郊，他列举历代诗人时，把孟郊的名字紧接在陈子昂、李白、杜甫之后，他把自己跟孟郊的关系比作李白与杜甫，他希望自己跟孟郊不要像李白跟杜甫那样，难得在一起，“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云龙相从，不离不弃。韩愈推崇孟郊，除了孟郊诗风跟他却有相近之处，都有“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特点外，恐怕孟郊的遭遇地位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孟郊只能是韩愈同情、提携的对象，不可能成为他有力的竞争者，跟他平起平坐。白居易在诗集中保留好几首跟韩愈有关的诗歌，而韩愈在自己的诗集中只保留了一首跟白居易有点儿关系的作品，似乎可以读出这么一个信息：韩愈并不把白居易太当一回事。须知，白居易可是一个神童诗人，十六岁时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好诗。白居易青年时期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已经得到前辈诗人顾况的赏识和揄扬。换言之，韩愈不可能不了解白居易的诗才与诗名。白居易一首赠张籍的诗，有这样几句：“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如果这诗作于白居易跟韩愈相识之前，说明白居易对韩愈是敬仰的；如果这诗作于白居易跟韩愈相识之后，那么，很可能他感觉到了韩愈对自己的冷淡与傲慢。一个曾经不遗余力地举荐、赞扬过孟郊、贾岛的文坛耆宿，面对白居易时，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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