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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侦探狄仁杰,也是唐朝的宰相。狄仁杰出生名门。他出生于公元630年,死于公元700年。他活了70岁,
唐高宗元年,狄仁杰被提升为大丞,他负责刑狱诉讼等事情。也正是从这个时候,狄仁杰的传奇的一生才正式拉开序幕。
狄仁杰任职后,明察秋毫,秉公执法。它在短短一年内解决了许多悬疑案例,这令人震惊不已。
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的判断过程中,在处理这么多案件时,他涉及的人数超过10,000人,竟然没有出现过一次错判。这种超乎常人的侦查能力,让年轻的狄仁杰知名度大大提升,成为那是著名的神探。
狄仁杰的断案能力只是他其中一个优点,他之所以能够让世人铭记,是因为他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办事,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敢说,敢做,并且智慧超群。
据说武则天晚年信仰佛教和大兴佛教寺院。公元700年,武则天想要建造一座大型佛像,需要好巨资,动用大量人工,当时,狄仁杰已不年轻,就此时和武则天争吵起来,但他仍然说:“佛教是以慈悲为怀。如果劳民伤财只为做表面功夫,他们就会偏离佛教的目的。而且洪水和干旱频繁发生。动用如此巨资,如果一方百姓有难,该如何是好?
因此,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劝说,此事也被放弃了。事实上,关于狄仁杰的故事仍然很多,他之所以能够让后人铭记,除了有神探的能力外,他的品格才是人们所崇尚的。
毕竟,狄仁杰一生为官,经历了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个朝代,不仅是神探,还是名相
历史上,狄仁杰确实在武周时担任过宰相之职,也的确劝说过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据史料记载,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年迈的武则天:“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
这一席话无异于一盘冷水,浇灭了武则天立武氏后人为皇储的希望。这句话的要害在于,一代女皇武则天并没有活在丈夫李治的阴影下,但她却无可奈何地活在夫权之下。699年,武则天将庐陵王李显召回,重新立为太子。至于为什么立李显而不是立李旦,固然是受“立嫡为长”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武则天对夫权的尊重,毕竟,李显是唐高宗生前立的太子,李旦则是她武则天废黜李显后立的太子。
一句话概括,即两人是君臣关系,但非同一般。
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寺丞,在一年内解决了积压已久的大量案件,共牵涉一万七千余人,所有人都信服他的判决,所以“神探”之称,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狄仁杰办事能力强,遇事有决断,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他由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代理尚书事务,并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可见,武则天对他非常器重。到了第二年,即长寿元年,酷吏来俊臣诬陷狄仁杰谋反,他被逮捕入狱。
当时律法规定,审问后承认谋反可以免死罪。狄仁杰当场认罪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后来,狄仁杰让儿子带着诉冤的帛书求见武则天,后来武则天也很爱惜他的才能,在加上知道是来俊臣伪造的《谢死表》以陷害狄仁杰,所以免其死罪,贬为彭泽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契丹人犯河北,狄仁杰被武则天再次起用。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授银青光禄大夫,等于再度复相。武则天几乎没有直呼过狄仁杰的名字,而是唤其“国老”,以示尊崇。
狄仁杰在任内,也不负武则天所望,兴利除弊,并选拔上一批后来的名臣,如张柬之、姚崇等。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逝,终年七十一岁。武则天废朝三日,追赠他为文昌右相,赐谥号文惠。
武则天之所以会如此尊崇狄仁杰,一来是因为狄仁杰有真本事,能够真真正正、确确实实地为朝廷办好事。必须得提到一点的是,武则天是非常爱惜人才的。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随同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撰写了《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一文。武则天看了檄文后,感叹道:“这样的人才竟然没有被重用,是宰相的过失啊。”
二来,狄仁杰始终以唐臣自称,但也多方替武则天担忧的善后之事着想。狄仁杰劝武则天最后禅位于中宗李显,而非侄子武承嗣。狄仁杰劝谏说:“陛下毕竟是李家的儿媳妇和皇后,以后千秋万世也要供奉的。
如果传位武承嗣,后来武承嗣只会传位于子孙,作为武承嗣姑妈的陛下,您的位置将放在哪里呀?”这种话估计整个朝堂之上,也只有狄仁杰敢说。而对狄仁杰所说,武则天也会慎重考虑。估计这种君臣关系,古往今来,也只有这一对了。
1、策略:心理激励策略,通过赞扬皇帝达到目的;判刑要依法
2、根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唐高宗时期,狄仁杰升任为大理丞后,亲自审理案件,一年就处理了大量的积案,且没有一个认为冤屈而申述的,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大法官。当时,有个叫权善才的武卫大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柏树,狄仁杰根据律法认为应当处以免职的处罚,并据此上奏高宗皇帝。高宗看了非常恼火,说:“权善才砍了祖陵上的树,使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愧对列祖列宗,岂能轻易饶恕?必须处死!”狄仁杰泰然自若地应对道:“微臣认为如果是夏桀、商纣做皇帝,可能会是非常苦难的事情,要是放在尧、舜之时就容易了。臣非常幸运, 恰逢尧、舜之时,所以不用担心像比干一样因进谏而被处死。汉文帝时期,有盗贼把皇庙的玉环偷走,文帝本来要以族诛之刑处罚,但是在廷尉张释之的坚持下,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将其处以弃市的刑罚。可见,明主是讲道理的,忠臣不可因为畏惧就放弃直言纳谏,置国家律令于不顾。如果皇上今天不采纳微臣的建议,臣死后也羞于见张释之于地下。皇帝颁布法令,徒流死罪,都是有差别的,怎么能将没犯死罪之人处死呢?这样的结果将使得法令无常,天下百姓都不知所措。皇帝想改变法律,也应当从今天开始。古人曾说:‘假使有人盗长陵一抔土,皇上给他定什么罪名?’今天皇上因为昭陵的一棵柏树被砍而杀一将军,千年之后,后人该怎么评价皇上?我今天之所以不敢遵圣命杀权善才,是因为害怕陷皇上于不道的境地啊。”高宗听了狄仁杰的话,渐渐冷静了下来,觉得狄仁杰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收回圣旨,将权善才改处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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