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能奇,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儿子却成了康熙的近臣

艾能奇,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儿子却成了康熙的近臣

很多人都不了解艾能奇，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看看。

艾能奇，陕西米脂人，是明末农民军领袖闯王李自成的同乡，也是八大王张献忠的四大义子之一，在南明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重要一笔。

一、早年经历

明朝末年是一个大争之世，乱世中造就出了许多出身底层的草莽英雄，艾能奇就是其中的一位。

关于艾能奇早年的经历，翻遍史书，难以找到几条可信的记载，只能寻到零星的一些可信度不大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艾能奇所在的家族与李自成所在的家族关系不睦，可能是有世仇。李自成起事后，艾能奇的家族未能加入其中，虽然他们都是贫苦农民。若真是如此，这是他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在作祟。

也有人说，艾能奇在十二岁那年就加入到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来与明军作战时，他找不到大部队，掉队了。这时候，正好张献忠的部队赶来，艾能奇慌慌张张地就加入其中，阴差阳错的成为八大王的人了。

由于禀赋聪颖、作战勇猛，艾能奇深受张献忠的器重，很快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一同成为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在张献忠的众多义子和部将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优秀将领。

崇祯十六年(1643)下半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经牢牢掌握了湖南全省和江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此时，天下大势已经十分明朗，明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李自成的崛起并统一北方也是不争的事实。一山不容二虎，早已与李自成关系恶化的张献忠不想与李自成争地盘，更不愿臣服于李自成脚下，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兵戎相见，他决定放弃占领的地方，西进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

艾能奇等人统兵作先锋，率先进入川东，明朝的官军闻风而逃，农民军很快进入重庆、成都，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不久，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以艾能奇为定北王，其部下有十九营兵马，共七万余人。

二、英年早逝

大西军在四川的统治很不稳定，遭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反对和破坏。当然了，这首先与大西军实行的政策有关，他们与李自成农民军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一样，都是逼迫地主、官僚、明朝王公贵族交出他们世代剥削底层贫农得来的家财，动不动就拷打，令他们颜面丢尽。

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封建社会晚期，但是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统治地位还很牢固，农民军领导人若想建立新的王朝改朝换代的话，必须得到地主阶级，尤其是官僚地主阶级的支持。可是，大西军在四川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还对他们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军事威胁，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农民军建立的大西政权也就动摇了根基。

大西军在四川前后二年多，之后不得不退出，希望打开新的局面，但是由于轻敌，张献忠竟然在自己手中还掌握着几十万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被清军给射杀了。

此时，李自成也已经被杀，明末农民军的两位杰出领袖先后去世，导致群龙无首的农民军一片混乱。大西军比大顺军又强了些，因为以孙可望为首的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很快稳定了局面，然后统兵向云贵地区进军。

大西军余部在向云贵地区进军时，军政大权还掌握在张献忠的皇后和宰相汪兆龄的手中，他们照样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凌驾于张献忠四大义子之上。这让孙可望等人十分的不满。

为了统一事权，彻底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孙可望等人决定发动兵变，夺走军政大权。

永历元年(1647)初，大西军余部进抵遵义。艾能奇带军冲入张献忠皇后的住所抓住了自己的干娘，而后又抓获了汪兆龄。他历数皇后、汪兆龄的几宗大罪，然后拉出去处死。紧接着，张献忠的四大义子认祖归宗，恢复了本姓。

永历二年(1648)五月，艾能奇带军进攻不服从大西军领导的东川(今云南省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在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外的地方，大西军遭遇竹林中禄氏伏兵的突然袭击。战斗中，冲锋在前的艾能奇被敌人的毒箭射中，血流如注。

大西军被迫撤回，可惜的是，艾能奇中了剧毒，没能回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这三个哥哥身边，便在路上死了。

这年，艾能奇大约有三十岁，可谓英年早逝。

三、早逝后果

艾能奇的英年早逝，对于大西军和南明永历朝廷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其一，艾能奇智勇双全，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他若能活得更长一些，大西军的发展会更加的有利，对于南明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其二，他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地位相当，都是张献忠的义子，若是他不英年早逝的话，后来能更多的调和几位兄弟之间的矛盾，南明永历朝的政治、军事局面不至于败坏的那么彻底。有他在，孙可望会有更多的顾忌，也不敢贸然与李定国翻脸，他们同室操戈的可能性也会小很多。

其三，由于艾能奇的地位突出，尤其是在军中影响力颇大，他若在，会与李定国展开更多的合作，抗清复明的形势肯定会有大的改观。昆明城丢失后，许多明军将领也不会那么着急的降清了。因为他们降清，是对南明军事实力和国势衰落的绝望，孙可望降清，刘文秀病死，李定国独木难支。换句话说，他若活得更久一些，南明永历政权会相对存在的更久一些。

其四，艾能奇若不英年早逝，大西军内部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分裂。艾能奇死后，他生前的部队由冯双礼统领，划归孙可望属下。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冯双礼部大西军一直唯孙可望马首是瞻，在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对原孙可望的部下“秦王军”实行歧视政策，导致了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深。刘文秀反对李定国这样做，却因为手中没有多大的权力，人微言轻，徒叹奈何。若是艾能奇还在，李定国肯定得掂量一下自己一意孤行的轻重和后果。李定国实行歧视政策的后果是，原孙可望余部(包括艾能奇旧部)、刘文秀余部(兵马虽然少，但也有一定影响力)与他隐隐对立。内部分裂，导致了后来艾能奇的旧部、刘文秀的旧部与李定国分道扬镳，加速了抗清斗争的失败。

四、身后之事

艾能奇死后，由于儿子艾承业年龄尚小，无法担当起统兵大任，孙可望以其所部兵马划归冯双礼统领。后来，艾承业与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的女儿成婚，成为黔国公的乘龙快婿。

永历十二年(1658)年底，清军逼近昆明城，永历帝决定向缅甸流亡，遭到了冯双礼、艾承业、陈建、王会等人的反对。艾承业等人认为，出国避难是下下策，因为一旦流亡异国他乡，国内的复明势力势必无所瞻依，抗清复明大业也就无从谈起了。既然艾承业无法劝阻永历帝流亡国外，便只有分道扬镳了。

艾承业、冯双礼等人带领着艾能奇生前留下的这支队伍和忠于蜀王刘文秀的部分将士，向四川建昌一带转移。他们本想先在四川立足，而后联络夔东十三家的势力，继续进行着抗清复明的斗争。但是，永历帝的迅速流亡国外，导致云南无兵可守，清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将艾承业等人据守的四川建昌地区与夔东十三家据守的川东鄂西隔开，难以互通声息。

后来，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因为内部谭氏三兄弟内讧而失败。谭诣杀害谭文，与谭弘一道降清，导致夔东十三家抗清复明势力遭受重创。

得知此噩耗后，建昌地区坚持抗清斗争的明军将士丧失了信心。永历十三年(1659)四月，南明德安侯狄三品勾结汉奸吴三桂，发动了叛乱。不久，狄三品叛军抓获了冯双礼、艾承业等人，降清。

清朝政府授以艾承业左都督职。到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艾承业督军进攻辽西，得胜立功。不久，他又奉旨南下，到南方前线与吴三桂的叛军作战，立下战功。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艾承业除授顺天府尹，成为天子近臣。可见，康熙帝还是比较器重他的。

明朝最后一个知县(历史散文)

1637年6月，绍兴府上虞人氏赵德遴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东乡知县的文书，喜不自胜。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他来到赵家祠堂，跪拜了自己的先祖。之后，告别父老乡亲，带着家人及师爷,从上虞起步，行行重行行，先舟后马，再步行，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来到了他的任所，即四川布政使司夔州府的东乡县。

赵德遴于天启甲子（1624年）举于乡，做过多年佐贰官，没有任知县的经历。当他率领他的家人进入县城时，他马上就感受到肩头沉甸甸的重量。在中国的史书上，东乡历来都是栖惶之地，人士稀少，近乎荒札。县衙也很狭窄，紧临文昌宫，与迎薰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穿过一个严整而又封闭的四合院，四合院按照明代官衙的范式，有规律的排列着县门、仪堂、大堂、二堂，二堂之后才是知县的内宅。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佐贰官的办公场所、宅邸及吏廨、监狱及仓库。

赵公几乎带来了他的全家，有说7人，有说17人。有妻有妾，还有若干子辈孙辈。从1637年至1644年，赵公在东乡生活了近8年的时间，《东乡县志》（清光绪版）概述赵公的政绩，只用了几个字：多惠政,省刑薄赋。如何施惠政？如何减赋轻刑？所记极简，只说赵公下车伊始，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劝农问桑，大肆垦荒。二是向上级发出减免赋税的公文。

上级收到他的公文之后,有没有处置,不得而知，但时局却是越来越不好了。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率军猛攻 新宁 （今达州 开江 ），官军一触即溃，张献忠顺利入川。新宁与东乡比邻而居，新宁不保，东乡危矣。好在张献忠在新宁只是虚晃一枪，他主攻的方向却是湖北江西。实际上，这是张献忠第二次入川了。第一次是1634年，他攻取了巴州、通江、巫山等城，重庆、 夔州 一度吃紧。有没有第三次入川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赵公对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他无数次梦到，一只部队正黑压压地向东乡进发，从梦中醒来，他能摸到一脸的汗水。

赵公忧心如焚，他必须有所作为。他拜访了当地的士绅。士绅是传统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有的是解甲归田的武官，有的是退休赋闲的文官,有的是考取功名等待侯补的乡村知识分子,还有的是落地的秀才。赵公深知,面对强敌压境，他必须赢得士绅阶层的支持。面对越来越凶险的局面，士绅们纷纷献言，重点慢慢集中在守城和修械上面。

他回到县衙，知会主簿，马上通知相关人员，在衙门的二堂议事。县丞、典史及其他佐官很快到位，大家对时局忧心忡忡，悲观的情绪一度在大厅里弥漫。赵公直奔主题，面对“献贼”或“流寇”（明代出于战略上的藐视，他们把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称之为“献贼”或“流寇”），退缩与投降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他部署了工作，结尾时，他铿锵有力地借用了孟子的一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士绅的支持下，赵公组织力量对城墙进行了修补和加固。他的前任知县们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安徽人吴信筑土而成，始构城墙。江西人倪洪砌石加以楼橹。后又有几任知县多次修补，城墙已具规模。有门者五:东曰东安，南曰南宁，西曰西胜，北曰北固，小南曰迎薰，外环以濠。赵公亲临前线，指挥百姓日夜修城。半年后，城墙昂然而立，城高一丈六尺，周长五里，外环的大沟（护城河)深达一丈三尺，吊桥铁环，防备森然。城池一固，接着训练义勇。义勇由各里抽派，里把任务分派至甲、至牌。赵公任命典史为统领，峨城里的一名秀才为副统领，这一支杂牌军就这样像模像样的拉了起来。

时令到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一年，可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农民军攻克 夔州 。 夔州 的位置极为重要，当时，夔州府直领十县一州，十县如奉节、巫山、新宁等，一州即达州（达州又领东乡、太平二县）。 夔州 一亡，达州孤悬在外。不久，农民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 重庆 。重庆一破，达州及所领两县门户就被堵住了。

东乡只有弓兵、防夫、义勇等民兵组织，根本无法与即将到来的军队对冲。他亲自到达州求援，达州驻有卫所，统领几千兵士，但是指挥使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他说：“ 夔州 一毁，我们和朝廷断了联系。现在的情况，兵不知有将，将不知有兵，朝廷不知有我们，我们也不知朝廷，自保吧。”

噩耗像一只黑天鹅飞到了赵公的案头：皇帝在煤山一棵脖子树上上吊身亡,明朝灭亡了。传递消息的“行人”甚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你也许是明朝最后一个知县了。他脑袋发蒙，心被揪成了一团，这对他的打击太多了。师爷跑来找到商量，师爷嘀嘀咕咕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劝他弃城而走。师爷最后说：“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赵公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师爷知趣地离开。

不久，就有确切的消息传来，一支一万余人的军队占领了达州。又有流言传来，太平县城陷。这样，东乡已铁桶般被围住，成为了一座无人可救的孤岛。

全城惶惶不安。师爷再次劝他想办法把家人送出去，赵公拒绝了：“我的家人只要一出城，全城的人瞬间就会跑光。不行，他们得留下。”

1644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东乡县县城一片宁静。知县赵德遴巡完城，带着师爷到多宝寺去小坐了一会。多宝寺是他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一老僧，名空海，从杭州的香积寺云游而来，两人很投缘，参禅、说古、喝茶，很有意趣。他和空海聊了一会儿时局，看看天色不早，遂起身离去。回到家，夫人准备了饭菜。他胃口很好，吃了两碗米饭，还有一盘萝卜丝。放下碗，天刚刚擦黑， 夫人拿来官服给他穿，他正在扣扣子,典史来报，城南的金榜山来了一伙武装人员。赵公问：“多少人？”回答说：“约一千人。”赵公问：“鞑子还是献贼？”回答是不知。

赵公命令：“击鼓，全城禁闭！”

不久,咚咚地鼓声从迎薰门传递开去,东定、南宁、西胜、北固递次响应。随后，赵公来到了迎薰门。登城一望，金榜山上锦旗猎猎，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

两个小时后，密探来报，这伙人是大西王张献忠的农民军，打出的却是抚南王的旗帜。赵公在心里叹息一声。抚南王名叫刘文秀，是张献忠的养子，他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一起被封为四王。在四王之中，刘文秀声望最高，有名将之风，他虽起事草泽，但仪度温雅，柔和谨慎，用兵细致。

他马上召集县丞、主簿、典吏等人员到大堂议事。议事最终变成争论，又从争论演变成争吵。县丞说：“如果真是抚南王，那就只有开门投降了。”他的理由很充分，重庆、 夔州 这些万仞之城都破了，小小的东乡能奈何？重压之下，岂不成齑粉?到时,遭殃的还是百姓。

跟随赵公多年的师爷也失去了信心。他力劝赵公弃城而走。师爷的分析就像一张密密织就的网：“京城已破，皇帝吊死于煤山，王公巨富纷纷外逃。明代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不可阻也；李自成张献忠顺天而起，不可阻也；清兵入关，横行九州，天下皆碎，我等在此有何作为？为明代殉葬，不值当；为正义守节，正义又何在？”

典史气昂昂地站了起来。他义正辞严：“大明只是受了挫折。皇帝死了，还有新皇帝。皇城陷了，会有新皇城。”典史的意思，大明并没有全线崩溃，它会恢复过来的。

主簿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明朝已经彻底倾覆，目前没有选择，只有投降。要说选择，就是选择投给谁，清兵还是献贼？”

典史啪的一啪桌子：“ 宁可站在死，不可跪着生。跑，跑什么跑？生是大明的人，死也是大明的鬼。”

赵公一直沉默不语。在赵公厚重的沉默中，师爷铺开一张牛皮纸，贡献出了他的逃城路线：买舟东行,先沿州河而上,入渠江,再入嘉陵江，再入长江。只要进入长江，就安全了。

赵公站起来,抓起他的牛皮纸撕得粉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死不可怕。 君子曰 终，小人曰死；舍身取义曰终，逃跑求全才是死。”

那天晚上，一切静悄悄地，想象中的战事没有发生。赵公推知，东乡被后河、中河、州河环绕，他们选定的攻城地点，一定是远离河水的西边。果然，第二天早上，战鼓山响，西边战事骤起。从西胜城楼望去，尘土飞扬，旌旗猎猎，一支骑着马穿着红衣的军队像洪水一样哗地涌到城门边。站在城楼上的赵公大腿颤抖了几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战争。对方挟强弓劲矢，大有立刻吞并东乡之势。守城的乡兵义勇，他们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虽然经过训练，但没有丝毫的实战经验，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对方一冲锋，他们就吓住了，呆若木鸡，有人当场尿了裤子。士绅阶层再一次发挥了他们的作，某位生员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一箭之后，全体响应，一瞬间，万箭齐发，密如急雨。抚南王的军队只得退走

接下来的几天，对方在南、北、东三方都向起了冲锋，凌厉而又凶狠。他们想用速度取胜，典史组织的反击却滞住了他们，让他们欲速则不达。对方又投入了云梯，还用了投石车，巨大的石块砸进了的县城大街小巷，立时，哀嚎四起，死伤极其惨重。这更激起了普通平民的反抗，杀猪匠罗某在云梯攻防战中，掷去的那把杀猪刀正中一个头目的颈部，于是，攻城再度停止。

后来，怪事发生了。农民军在城墙四周扎下帐篷, 围而不打。这一招太狠了，赵公明白，只要围过二三十天，食尽粮绝，人心焕散，不攻自破。赵公来到城楼上，看到对面的人马悠闲地躺在帐篷里，偶尔还会传来他们的歌声。

东乡被推入了外无援兵内无储蓄的窘迫境地。志书记载，有说被围月余，有说被围二月。不管月余还是二月，对于东乡城内居民，却是一场血与泪、生与死的浩劫。粮食很快就吃完，然后掘地食鼠，再食树皮草根。几乎是每一天，多宝寺、文昌宫的和尚们鱼贯而出，他们走出宝殿来到大街小巷，为饿毙倒地的亡灵超度。

某天下午，赵公独自一人来到多宝寺。爷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县丞也遍寻不着。他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忧愁，有的，只是空寂。

空海端来一杯泉水，赵公饮下。

赵公说：“城若破，一物也无。”

空海说：“无物常在。”

最后的结局，志书说法不一。《东乡县志》（清光绪版）云：“流贼陷城，（赵）被缚不屈,投井而死,妻妾子女俱从殉焉!”。《浙江通志》却是另一番描绘：1644年12月17日（此是崇祯17年，亦即是顺治元年），刘文秀的部队在防守薄弱的西边，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道直达城中的城隍庙，当又饥又累的乡勇面对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部队，抵抗就成了一种象征。赵公和典史带领人马急急赶来，混战持续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典史死于乱刀之下，死相极惨。赵公的长袍上洒满了鲜血。他淡然地抹了抹脸上的血水。他对此早有准备，他的怀里揣着县衙的大印，他不能让这些被他视为神圣的东西落入敌手。他最后望了一眼城隍庙和通西大街，一声长啸，奔井而去，轰然一声，井里水花四散，不久，一切归于空寂。 报复开始了。全城被屠者十之八九，赵公的妻妾及子女悉被残忍杀害。满城血污，经年方淡。

康熙四十三年，东乡知县李士瑜为此写了一折奏章，朝庭站在维护正统的角度，下诏表彰。李知县下令填埋了西街那口深井，并在井上建立一座祠堂，用以纪念这位远道而来的悲情知县。

李定国抗清战果累累，为何其子却投靠清军

李定国抗清战果累累，为何其子却投靠清军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树倒猢狲散这种事，只能站在道德的角度上去谴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文死谏武死战”。

李定国我们都耳熟能详，为了文章的完整，简单说两句。李定国本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养子，张献忠死后和其他三个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联合南明，共同抵御满清。在李定国等人的帮助下，抗清曾取得辉煌的战果，李定国“两蹶名王”，逼死孔有德，亲斩爱新觉罗.尼堪，名动天下。

由于内部纷争，孙可望降清，抗清形式急转，南明永历皇帝被迫逃入缅甸，为吴三桂所擒杀。听闻永历皇帝被杀，李定国忧愤而死，临终叮嘱家人和部将“宁可死到荒郊野外，也不可投降。”

李定国有三子，其中长子李溥兴在战斗中被清兵所杀。投降清廷的就是次子李嗣兴，皇帝和主将先后去世，余部留在了异国他乡，前途渺茫加上思乡心切，不断有部将叛逃，随后不久李嗣兴和家眷及部下1000余人也归降了清朝。李嗣兴先是被授予都统，康熙二十六年升任陕西宁夏总兵官，康熙三十年病逝。

对于李嗣兴的投降其实没必要过多指责，按照当时的情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宁死不降”，论气节，忠义能如李定国的又有几人，而李嗣兴只是做了一个大多数人会做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也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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