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上疏辞职十五次，为何皇帝却依然不理不睬呢

李三才上疏辞职十五次，为何皇帝却依然不理不睬呢

在明朝，一个高级官员一旦受到言官也就是彼时的纪检官员的批评，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无辜，一定会主动向皇帝提出辞呈。如果皇帝觉得这个被批评的官员还有利用价值，就会温言相慰，明确表示不同意;反之，就会批准。李三才最初也是遵照这个游戏规则干的。奇怪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辞职报告，却都如同石沉大海。

李三才的辞职报告一连递了15次，皇帝依然充耳不闻，换了一般官员，很可能就顺坡下驴，不再提辞职的事了。可李三才是个有脾气的官员，见第15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后仍然没反应，他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对此，皇帝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皇帝就是万历。

李三才当时的官职是户部尚书，算是响当当的当权派。李三才在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先后干过河南参议、山西学政、漕运总督和凤阳巡抚等职，直到万历三十四年，也就是宦海沉浮32年之后，才升至正部级的户部尚书。也就是说，为了和万历赌这口气，李三才不惜输掉自己几十年官场修炼才得到的正果。

在晚明官员中，李三才个性鲜明，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三有”干部。所谓“三有”，即有能力、有脾气、有污点。

先说有能力。李三才入仕初年，曾任山东佥事，当地土匪很多，多年来地方官都束手无策，只能大度地和土匪井水不犯河水。李三才到任后，“广设方略，悉擒灭之”。因此功劳，他很快升任河南参议。

在任凤阳巡抚时，因凤阳产海盐，万历便派太监出任税使，一边征税，一边搜刮百姓。其中为首的太监叫陈增，自以为口含天宪，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仅“公行攘夺”，而且“数窘辱长吏”，地方官看到他就头痛。一个叫程守训的家伙，投靠到陈增门下，依仗陈增权势，“纵横自恣”，“刑拷及妇孺”。李三才到任后，一方面对陈增等宦官“以气凌之”，上疏弹劾;另一方面派人收集程守训的不法证据，查到赃款数十万和一些原本皇家才可以使用的器物，进而把程守训等人下狱法办。李三才一连诛杀了好几个横行不法之徒后，陈增不得不收敛行径。李三才的行事风格，使他赢得了“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和“豪杰而有圣贤之资”的评价。

再说有脾气。在古代，百姓向国家上缴的税赋一般是田赋和人头税，万历时期，开始征收一个新税种—矿税。应该说，征收矿税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但万历时期的矿税征收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陈增即是一例)，有两个原因：其一，这笔税收并不是纳入国库，而是充当万历的私房钱;其二，负责征税的不是国家官吏，而是万历指派的宫中太监。这些人一旦有了鱼肉民间的机会，很少没有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明朝高级官员中，李三才最早意识到征收矿税将会带来的恶果。

他很自然地向万历上奏章，要求停止这种短视行为。这类奏章，前后一共有十余道之多。一开始，他还用委婉的言词给万历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可万历根本不理。后来，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药味便越来越浓。比如其中一道奏章中说：“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在另一封奏章里，李三才骂得更厉害：皇上你每回征税，都说宫里太穷，你所说的太穷，不过是黄金没有堆满地，珠玉没有垒齐天罢了。你这样乱搞，官员只有请求罢免，百姓只有去死，到时候天下就会大乱了，你为什么还不醒悟还不警惕呢?你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若真的到了那般田地，皇上你该怎么办呢?李三才毫不留情，可万历却采取鸵鸟政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最后说有污点。魏忠贤上台后，对以清流派为主的东林党人大肆清洗，从肉体上消灭之，从精神上抹黑之。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还编了个《东林点将录》，以梁山好汉来对应东林党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去世的李三才，被称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究其实，李三才虽然与东林党精神领袖顾宪成关系很铁，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东林党人。不过，在阉党专政时期，与东林有染就是历史不清白。但是，这里说的李三才有污点，乃指其经济上不清白。尽管李三才并不以贪墨著称，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据说其家财价值白银470万两，大略相当于天启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纵使李三才的父亲是商人，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李三才不得不辞职以示清白的起因，在于当时内阁缺人，有人向万历建议说，内阁不能老是用那些笔杆子，还是应该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拔，比如李三才就很适合。在这之前，李三才贪污的事情几乎没有言官批评或揭发过，但听说李三才有可能进入内阁，言官甚至非言官一时间纷纷上奏，指斥李三才有“十贪”“五奸”之罪。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并不是源于李三才贪污犯了众怒，而是因为这个被视作“东林巨星”的人将高升内阁，那些与东林纷争多年的浙党、齐党，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敌平步青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怪象：在大家都闷声贪污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告发政敌贪污;只有在政敌阻挡自己的锦绣前程时，才会有人铤而走险地剑走偏锋—因为一旦调查政敌贪污，就很可能引火烧身。

三有干部李三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独有现象，像这种有能力，有脾气，但同时也有污点的官员，史上不乏其人。归根到底，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能力会办事，但手脚不干净;无能力不会办事，但手脚干净;既无能力也不会办事，同时手脚还不干净。这三种官员，到底该重用哪一种呢?明君会用第一种，在利用他的能力的同时，尽量限制他的手脚;有道德洁癖的君主会用第二种，官员不贪便是宝，根本不管他称职与否;昏君会用第三种，他的昏和庸，注定了他既没有能力也缺少机会去甄别人才。在这三种君王中，万历哪种都不算，所以，李三才只能愤然辞职。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批评皇帝是一种高风险高收入的赌博，既可能因皇帝一时之怒而身首异处，也可能因皇帝今儿个真高兴而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荣获“仗义执言奖”;第二，末世征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皇帝潜伏在宫中享受幸福人生，高级官员却集体患上人格分裂症。

明朝的各位皇帝，生平事迹及综合评定

权威回答：
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初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时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在此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明史》记载徐达是病死，民间传说为朱元璋赐死）先后死于非命。胡惟庸是当时中书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宠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同时，胡惟庸大肆收取贿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韩国公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两案，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外几乎全部被杀。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和文字狱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钳制言论自由，为之后明朝的黑暗政治埋下祸根。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明成祖朱棣（在位：1402年-1424年）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诸王之中，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原因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朱元璋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朱元璋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卅一年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南下，占领南京，是为靖难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内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之后的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永乐三年开始，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三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永乐四年，他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但是永乐帝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

仁宣之治
成祖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时，由于年龄已经偏高，因此即位仅一年就已经驾崩。但是在其统治时期，推行诸多仁政。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并且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更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其死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他基本继承了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国家进一步强大。宣宗同样热爱美术，有画作传世。但是，宣宗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古名“促织”），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宣宗也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之变与英宗复辟
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宠信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对其宠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加专横跋扈，更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此即为土木之变。一说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怒杀（又有锤杀与斩杀两种说法），该说得不到明史纪事本末的支持

土木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景泰帝）。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1450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之后，皇室内斗。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景帝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无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死后，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初年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是宪宗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此外，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了豪强兼并土地，危害不浅。

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1488年-1505年）宪宗死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贫寒，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并饯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为明朝中期以来的最好形势，明史也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天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朝政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捕后处以凌迟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武宗为了方便自己能出宫到各处僖游，制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以朱寿身分，藉出征为名，实际上僖游为实。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变乱频生，先后发生陕西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寿身分，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朱宸濠后，于班师回京途中，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不久之后江彬就被抄家处死。

嘉靖隆庆二朝
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的雕像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在位期间，罢黜各地镇守太监。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世宗在这些人的助长下蔑视礼法，不仅尊其父母为皇帝和皇太后，又为父亲在太庙旁专立一庙祭祀，成为献皇帝庙。又称父亲为睿宗，在武宗之上，还为父亲修皇帝实录。此为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视朝。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宫女之变，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后，世宗移驾西苑，不入宫内。同时，权臣严嵩借此窃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藩协助父亲作恶。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但都以失败告终。世宗后期，严嵩年纪太大，另一位大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藩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嘉靖去世后，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海瑞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穆宗即位后，即启用在藩邸的老师高拱、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迫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重金收买俺答，结果俺答直接进攻京师。鞑靼军队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但之后，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 倭寇横行，直到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力剿后才有改观。

万历中兴

推行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随着他的去世，万历中兴也随之人亡政息。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神宗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廿六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降低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虽然最后在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免于守灵）。但此事件充分显示出张居正对权力的迷恋与专横自负，为他死后的结局埋下伏笔。同时，张居正还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也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张居正死后立刻被清算。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五年（1587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同时，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在边境上坐视女真强大。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卅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在对外军事方面，包括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助李氏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战争在内的万历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损兵折将极大。万历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次年（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党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结果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

红丸案
光宗在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郑贵妃与西李暗中交结，郑贵妃向光宗提请西李为皇后，西李提请郑贵妃为皇太后，后因大臣反对而作罢。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所进的药物，结果病情加剧。西李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光宗服后获得暂时的舒适。黄昏后再食一颗，到半夜去世。此即为红丸案。结果，朝中谣言遍起。李可灼被罚回乡养病。更有大量弹劾奏章要求罢免方从哲。天启二年四月，朝中又发生了对于红丸案的争论。最后方从哲仍然没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朱由校。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后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是为熹宗。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

阉党专权
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已，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复原姓，并恢复旧名忠贤。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更有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灭亡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最后自缢于景山天启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同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思宗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思宗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思宗对朝政又开始失望。并加强集权，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间，首先要面临女真的外患。本来在袁崇焕的经略之下，辽东的形势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后金在辽东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改采越过长城，直接偷袭北京的方法攻明。幸在袁崇焕的保卫下北京得以平安。但是到崇祯三年，思宗误中后金反间计，诛杀袁崇焕，自坏长城，从此在与后金的作战中只能被动挨打。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结果明军大败，洪承畴投降。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另一方面，由于旱蝗连年加上官府剥削，大量川陕地区流民、饥民爆发民变。这些农民采取游击及分头进攻之战术，严重拖累明朝兵力。1636年，原先的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战死，李自成便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农民军也得到了大批粮饷。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此外，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但是，两支农民军没有合作，而是竞争的关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七日已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明思宗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灭亡。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没有及时对在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采取措施，结果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农民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明思宗，臣民服丧三日。八日，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明代万历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提到朱翊钧这个人，不少人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想到他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也可以称之为“明神宗”。他的知名度在明朝皇帝当中属于前列，这主要是因为在他在位期间，发生了许多辨识度极高的明朝历史大事件。而这些大事件对于明帝国来说，还都是要命的真正的大事件——无一例外都影响了明朝的国运，也因此有人说“明朝是亡于万历”。

那么，这么一个皇帝，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他，看看这个朱翊钧的一生和他的性格以及那些围绕着他不可不谈的明朝历史大事件吧。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中间最有知名度的应该是张居正了，这位张居正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能拥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是明朝的福气。对于日益紧张的帝国财政，善于理财和改革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让明朝的府库变得日益充盈。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的私人品德却未必也如同他的成就那般耀眼，比如说其实私下里他并没有自己所说的那么勤勤恳恳，也并没有那么清廉，张居正曾经打造过远超规格的轿子，也曾经私自接受边疆大将送过来的美人和珠宝。

并且他曾经对着同僚发表过如此的言论——“吾非相也，吾乃摄也！”在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如此言论自然是触犯了所谓的“忠孝节义”，而张居正同时还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在对万历皇帝的日常教授当中，张居正经常教授的就应该是所谓的“忠孝节义”、“人伦纲常”等儒家经典。

这对于当时年龄尚小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样的反差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了。只不过可能那个时候就连万历皇帝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反差带来的不信任的种子其实已经在心里生根发芽了。

这种种子随着万历皇帝的长大越发的长大了，对于曾经敬仰若神明的张居正，万历皇帝的态度变化越来越明显——从一开始的坚决维护，到最后的刻意打压。

这一切的变化，正是万历皇帝的心路历程。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最后将张家抄没，万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有人说他本性如此，其实是不准确的，结合后来的一些事件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万历皇帝第一次知道那个肱骨之臣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心思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其实张居正的高大形象已经在他心里崩塌，一起瓦解的还有张居正为代表的那一帮文官集团们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怀疑与不信任的阴影，而这种阴影已经成功的刻在了万历皇帝的心里。

万历皇帝此后的许多行为变得十分著名——比如说作为皇帝，却对敛财极其有兴趣。不但到处派遣税官进行收税，还创造出来了臭名远扬的矿税，以至于文武百官没有不议论纷纷的，对于皇帝的这种敛财行为，官员的反弹其实还是很严重的，因为皇帝收的钱并不会充入国库，而都是进入皇帝私自的腰包。

在之后的历史时间里，万历皇帝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推动着自己的敛财大计。不得不承认，在搜刮民财以及中饱私囊上，其精明过人之处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让文武官员诟病不已。

凤阳巡抚李三才，就于万历二十八年六月直言不讳的指出万历皇帝的贪财本质将会给国家带来的危害：

矿税烦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所计...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欲金银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昔元政不纲，黩货无厌，群小擅命，故高皇帝奋此一剑而取之，如摧枯拉朽焉。此殷鉴之不远者也。

作为富有四海的皇帝，如此行为的背后其实依然是一种不信任官僚集团的潜在思维，他更信任宦官们和自己的腰包，在他眼里自己其实不是官僚们的皇帝，他更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他要尽可能的多捞多占，这明显是一种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的破灭和缺失。

万历皇帝的后宫也不安分，他很宠爱郑贵妃，但是自己曾经在酒后临幸过一个身份卑贱的宫女，因而长子早早就有了，郑贵妃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太子，但是明朝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皇明祖训》所规定的，这就让群臣犯了难，对于皇帝的无理要求，群臣坚持不退让。这就激怒了万历皇帝，于是他采取了极为消极的对抗态度——罢工。

在贪财的大帽子下，万历皇帝于是又有一个好色的大帽子——由于因为皇储继承者的原因，万历皇帝与群臣赌气，多年不上朝，以此来要写群臣退让，在大臣们看来，这就是沉迷酒色的状况。毕竟万历经常“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的一本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又名《酒色财气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的情况，上疏批评、劝诫，在他看来，万历皇帝之所以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四个字，如此彻底坐实了万历好色的本质。

但有时候历史的真相还是颇具有戏剧性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之前的明朝皇陵进行了挑选之后，又郭沫若带头选中了万历的定陵进行挖掘，之后确实发现了万历皇帝的尸骨。

经过考古研究发现，其本人确实在活着的时候有严重的腿疾和牙病——按照考古报告显示，万历皇帝本人不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且半个牙床严重干瘪受损。那如此一来看的话，关于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说不定还真不是因为好色，而是真正的有病。

明儒李三才及其《抚淮小草》孤本考略

根据《明史·李三才列传》与周骏富所编《明人传记资料丛刊》，李三才（1552—1623），字道甫，号修吾，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十月，享寿七十有二岁。世代为武功右卫军籍，陜西临潼人。因其祖父调卫燕京，其父移家至顺天府通州（北京通州），于张家湾定居。登万历二年（1574）进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户部主事，历山东佥事、河南参议、大理少卿、郎中、御史中丞；与南乐魏允贞（1542—1606）、长垣李化龙（1554—1611）以经济相期许。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期间，奉旨担任“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为明朝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1582—1664）《历朝诗集小传》录有其传，陈田《明诗纪事》卷十一、朱彝尊（1629—1709）《明诗综》卷五十二，都收有其诗。李三才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抚淮小草》（或作《漕抚小草》），陈子龙（1608—1647）主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其中六篇奏稿。此外，明儒陈豁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三，载有《抚淮小草序》；汤显祖（1550—1616）《汤若士小品》与《汤显祖诗文集》，都收有《读漕抚小草序》；赵南星（1550—1627）《味檗斋文集》卷五，录有《漕抚小草序》；顾宪成（1550—1612）《泾皋藏稿》卷六，收录《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卷九，收有《淮抚始末》，都可以提供研究参考。

又根据孙承泽（1592—1676）《畿辅人物志》与孙奇逢（1584—1675）《畿辅人物考》记载，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诫（戒）耻录》诸书，无一存者”。此外，据朱彝尊《明诗综》，以及光绪五年（1879）《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记载，李三才还著有《灼艾集》《无自欺堂稿》与《鹪鹩（轩）诗集》等，又有《永慕录》著目，可惜现均不存。唯一传世的孤本专著，仅有典藏于东京大学的《抚淮小草》。

《抚淮小草》为明万历刊本，凡十五卷，十六册，卷前有万历三十年（1602）祝世禄《李中丞公〈抚淮小草〉序》、朱吾弼《〈抚淮疏草〉序》与陈璧《〈抚淮小草〉叙》三篇，以及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小草〉自叙》一篇。原系“东京帝国大学”收藏，今典藏于“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于《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编号为“东大总G30—564”，四部分类为“史部·诏令奏议之类·奏议之属”。至于雕印刊本如何自中国归藏于此，并未能明确考知。此书卷首前钤有正方阳文篆印一方：“东京帝国大学图书印”，版面长约29公分，宽约

19公分；正文内页长约23公分，宽约16公分，天头4公分，地脚2公分。序跋版心上书标题，双鱼尾下记页次，每页各六行，每行约十二字上下之间，每行宽2.5公分。正文每卷首行为书题，次行署“关西道甫李三才著”；版心上书“抚淮小草”标题，双鱼尾下记卷次与页码，每页各九行，楷书雕版，每行约十六字上下之间，每行宽1.5公分。本书目录总十一卷，凡九十八疏，皆为“奏议”陈疏；但于卷之十一正文之后，尚有卷之十二至卷之十五，凡四卷，前两卷皆为“牌札”，后两卷为“告示”与“批详”，而各条内容并未著于卷前目录。此书卷后，尚刊录有廷尉董基《读李道甫〈抚淮小草〉》、胥史沈潅《读〈抚淮小草〉》两篇读序；以及杨洵《〈抚淮小草〉跋》、徐銮《〈抚淮小草〉后跋》两篇后跋。

由以上《抚淮小草》序跋及卷次内容可知，由于万历中叶以来，连年征战及宫殿火灾，于是财政急遽恶化，遂有“征矿税”以充实国库之窳政。万历三大征——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抵抗丰臣秀吉（1537—1598）的援朝鲜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哱拜之乱、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镇压杨应龙（1551—1600）与其他的苗族部落叛乱。益之以宫殿火灾，使得国用匮乏，于是才征收矿税。由于征收矿税，系由朝廷钦命派遣宦官执行，直接缴入国库，并不受到中央及地方官的节制，这便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弊端。万历征收各种矿、盐、珠等商业税，主要是为了充实私房内库，而专派太监充当税监，违反国家体制，因此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李三才即为反对最为激烈严切者。太监奉皇帝钦命，肆无忌惮，违法乱纪，以致各种骇人听闻的弊端层出不穷。根据统计，当时税监所收之税，仅百分之十至三十五左右，归进皇帝的内库，其余则落入宦官之手，大饱私囊；因此，征收矿税的最大获益者，其实不是皇帝，而是这一小撮贪得无厌的宦官们。当时朝中大臣反对矿税奏疏甚多，尤其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抚淮小草》卷之三《第一停罢矿税疏》为最激烈。由李三才上疏内容，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矿税繁兴使万民失业；其次，搜括之政令频下，阻挠者皆得罪；再者，收税者多为无赖之徒，假旨诈财的行为屡见不鲜；最后，李三才提醒万历皇帝，皇帝的职责在于使百姓衣食无缺，百姓地位虽卑下，渴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无异于皇帝；若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天下绝对不可能安定。李三才此疏，已触及皇帝之职责、百姓之生存权利，与黄宗羲（1610—1695）《原君》所呈现的思想极为类似，差别仅在于未涉及君主专制的起源罢了。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尝云：“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明朝宦官作恶多端者，如：英宗之王振（？—1449）、宪宗之汪直（？—1559）、武宗之刘瑾（1451—1510）、熹宗之魏忠贤（1568—1627），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者，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万历皇帝派去征矿税、珠税、盐税的征榷之使，就是宦官，很显然没有将这个祖训听进去。由于万历至崇祯这一段期间，宦官为祸最烈者，不外乎万历时之矿监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以及天启时的魏忠贤，最为贪横，连《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都叙述了太监马堂的恶形恶状。因此，樊树志《晚明史》上卷谓：

矿税太监的弊端是制度性的，即对一种特殊权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 *** 及地方 *** 监督，又无制度保障可言，于是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征多缴少，太监们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私人腰包。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神宗揭发，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15800两，其余29400两全由孙朝以假称拖欠的手法攫为己有。这就意味着65%的税银被孙朝贪污了。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神宗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种税银不下25万至26万两，而每年向内库进奉才78000两，七年之内隐匿税银130馀万两。所谓“隐匿”云云意味着70%以上的税银被马堂贪污了。

矿税太监之贪污，虽然造成人民极大的财物损失，但是掠夺式的征收商税所引发的民变，可能更为严重。这种设重重关卡征税的手段，等于一件商品重复课税，最后必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最严重的状态可能是商业活动停止。更过分的是，侵占较贫弱商人之商品资金及各种非法的粮食税。而这些太监胆敢如此嚣张肆虐，纯粹出自万历皇帝的包庇，这也是李三才不断连番抗颜上疏的主要原因。

据史载万历十年（1582）后的二十余年间，即万历十一年至三十多年左右，由于万历三大征及征收矿税，使国家政治及人民经济起了重大变化，国穷民蹙。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指出，万历三大征使明朝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财政状况甚至比嘉靖、隆庆时期更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也指出，万历中叶的矿税源于朝鲜战争后国库空虚，并且因为宦官贪得无厌，导致人民普遍贫穷。参酌以上说法，再加上本文李三才《抚淮小草》的相关奏疏综合看来，晚明神宗万历四十余年间（1573—1619），尤其自万历中期以后，可以说是由富转贫的一个关键时间点，也是明史上一个变化最剧烈的阶段；不论是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各方面，都面临了重大的转变。明朝由富转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国家社会自万历中期以后，人民普遍贫穷，生计日益困顿萧条；而事实上，最为严重的关键，在于皇帝权要的掠夺，尤其以“征矿税”此一事件，在天灾战祸频仍的明末，正是此时国势消长、经济荣枯的分界点。虽然，道致明中叶以后国家窳乱、人民困苦的原因很多，透过李三才《淮抚小草》奏疏可知，其中有源自制度设计不善者，有源自天灾战祸者，更有出于当权者之剥夺与税收弊端者。税收收入不足，意味着 *** 不能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实际上对纳税人不利。由于正常的税收不能弥补支出，必要的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解决；而私下的派征，因缺乏有效的审核，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往往更成为弊端丛生的犯罪渊薮。由于以自耕与佃耕为主体的脆弱小农经济，导致税收不善，加上县官里胥漠视税收细节及缺乏监督机制，又因战争、天灾频仍，成为国政弊病多端的重要原因。

李三才《淮抚小草》，可以说是万历国政衰败、民生凋敝的缩影写照，也是一位深具经世韬略的有志士大夫，真切笃实的理政心声，因系海内外孤本，又遗珍于东瀛，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提供政界与学界参考。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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