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是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带两只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收入与海关税收均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按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大清帝国得到的总税收都是一样的。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留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可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采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递到乾隆面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
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乾隆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标准的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三年;那个胆敢帮洪任辉递状纸的中国官员被斩首示众。而且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竟是:擅自学习汉语。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乾隆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另外,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令西方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的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而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其中一项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长期以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这一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是中国在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之间的不平等。
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被视为锁国的开始。
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清代闭关锁国”。
拓展资料:
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国的整体国力及发展落后予西方国家。
其正面影响是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
负面影响是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使得中国和世界脱轨,慢慢地落后于世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闭关锁国
清朝彻底闭关锁国始末 清朝 乾隆 希望对你有帮助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 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 防范郑成功反攻,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原来早在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下,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如果有人胆敢出洋将违禁货物贩往外国,或“潜通海贼(即郑成功)”,都将交给刑部治罪。人们即使将船只租售给洋人,也属重罪。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就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他。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又连下3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清朝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4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纷至,乾隆发布锁国命令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厌恶司法纠纷的清政府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乾隆加大锁国力度,外国屡派使团交涉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摘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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