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为何都抑商扶农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为何都抑商扶农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这条，几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更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说“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首先一个事实是，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少。

比如在厉行“重农抑商”的西汉年间，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时，就“弛商贾之律”，然后“弛山泽之禁”，然后有了汉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那既然“门清”，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一个原因，正是“钱的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财富，就是粮食。

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从来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泥壳都曾当钱用。但粮食却从来是硬通货。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支付”手段。东汉官员领工资，就是“半钱半谷”，唐朝“岁禄”的支付方式是“禄米”。明初文官的俸禄也是以米来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从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这工资水平，也变成了后世历史票友“明朝官员工资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吗?以《明实录》记载，明代的粮食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亩产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两石左右。再刨去种子肥料等开支，种多少亩地才能挣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间，从九品官员的这点“工资水平”，至少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粮食就是这么金贵。

粮食增点产如此难，可恰如一部经典电影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来说，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难也要“扶农”。那么商业呢?在古代很多时候，特别是饥荒战乱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就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利益的趋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

比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争粟，富家闭粜”的闹剧。也就是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还是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们也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两千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结结实实加一把火。

类似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而历代王朝的繁荣兴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还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的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田亩突破八百万顷，岁粮收入突破三千万石，是宋元时代的两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一目了然。

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但商业，也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以汉代晁错的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农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买必倍”。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威胁。

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年间时，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而商业盈利太快，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而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事儿，可不止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时，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二十年后，他更对太原三百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在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在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

参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

可此时的清王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还抱着“重农”，无视工商业的利益，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就形容当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黄爵滋更哀叹“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

看过这个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鸦片战争里，大清会被打到这样惨。惨败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农抑商”，背后多少辉煌，却又多少教训。

为什么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汉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乘车或骑马；第二,不许商人 “ 名田 ” ,即购买土地, “ 犯者以律论 ” ,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则没入官府；第三,不许 “ 推择为吏 ” ,即不许商人及其子孙到官府去做官, “ 犯者以律论 ” ；第四, “ 重租税以困辱之 ” ,法律规定, “ 贾人与奴婢倍算 ” ,商人所纳算赋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第五,谪发,也叫谪戍,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者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又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因此,以农立国必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纲领.

为什么封建统治者都爱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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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准确一点讲，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农业没搞好，例如由于水利年久失修，遇到旱涝，发生大规模饥荒，必然会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直接威胁到封建主的统治。

（2）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税（赋税），兵源主要来自农民。可是要征到赋税，要使军队有稳定的来源，有一个前提：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如果允许他们弃农经商，封建国家也会陷入财政、政治、军事危机之中。

(3)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在中国，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特点与西欧不同，一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因为分散生产和生活的小农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皇权的保护，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农民最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为了让小农支持皇权，中国的许多“圣明君主”尤其开国皇帝就不能不十分重视农业，采取各种“重农抑商”的措施，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以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4）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好管理，经商的商人不但流动性大，而且“奸刁”者多，让封建统治者头疼。

我想，主要就是这些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应该主要从经济，同时也从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

西欧国家有所不同，它们封建社会的早中期虽也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主也必然要重视农业。但一则商业不但远不像中国繁荣，可以说几乎压根儿就没有商业和城市；二则整个西欧封建社会早中期都处在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并未、也不必要特别提出什么“重农抑商”政策。相反地，到了16－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的许多封建君主为了打破封建割据，加强王权，竟然在政治上与新兴的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的前身）结成联盟来一起反对地方封建主；在经济上则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但不“抑商”，反而大力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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