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远征高丽回国,途经定州时,因为旅途劳顿加上战事不顺心情不好,突然染上毒疮,病情十分危急。被委以辅佐太子兼监国重任的刘洎和马周赶来看望,出来时正碰到褚遂良也来探病,刘洎一见褚遂良就哭了起来,说:“圣上的身体真让人担忧啊!”忧心皇帝的健康,这话说得没多大毛病。不过在太宗康复后,褚遂良向他汇报时,这话却变成了:“刘洎说国家的大事没什么可担忧的,只要像伊尹、霍光那样辅助幼主就可以了,大臣有不同意的,全部杀掉,自然就搞定了。”太宗一听就生气了,召刘洎前来解释。刘洎自然百般辩解,马周也为其作证,可太宗偏偏不信,下诏将刘洎赐死。
那太宗为什么就相信褚遂良呢?原来在这之前有一个小插曲。太宗出征辽东前,曾特意叮嘱刘洎:“我现在远征,让你辅佐太子,这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大事,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理解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刘洎有些开玩笑似的回答:“希望陛下不要担忧,后方的大臣有罪的,我会及时把他们杀掉的!”太宗听了,很是不快,严肃地对他说:“你的性格怪癖又太刚直,恐怕在这上面要吃大亏,你一定要谨慎!”
因此,太宗认为:当着自己的面,刘洎都说出过诛杀大臣的话,背后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做呢?
刘洎是荆州江陵人,出身寒门,凭借才华和努力,才出人头地,官至尚书右丞。这让刘洎觉得除了自己,没有谁是值得感谢的,因为这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刘洎在官场素来说话底气十足,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
太宗早年励精图治,以善于纳谏著称,留下了许多佳话,可皇帝当久了,架子也越来越大,敢说不是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耳根太清净了,太宗也觉得不太正常,就对群臣说,你们要敢提意见,不要有所顾虑。长孙无忌等都打哈哈:“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唯独刘洎站出来说道:“近来有人上书,陛下觉着不称您的心意,就当面诘难,致使上书人惭愧地退下,这恐怕不是褒奖进言的行为吧。”太宗已经很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虽然觉得有些别扭,但还是诚恳地表示,一定会改掉这个坏毛病。
刘洎因此得到太宗的重用,这让他行事处世的风格越发高调起来。有一次,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君臣同乐,酒喝得很痛快。乘着酒兴,太宗当众一展书法,挥笔而作拿手的飞白字,并且表示要把这幅书法作品赏赐给大家。大臣们纷纷跑到太宗面前争抢。刘洎见状,挤过人群,直接爬到御座上,按住太宗的手,把作品抢了过来。大臣们傻了眼,纷纷惋惜,可继而他们又立刻醒悟过来,大叫:“刘洎登上了龙椅,罪当处死!”刘洎的行为确实够得上“大不敬”的罪名了,只是当时太宗心情好,用一句玩笑将此事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不过在他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丝阴影。
刘洎在监狱里,似乎有所悔悟,想对皇帝解释几句,就向宪司索要笔墨。但宪司没敢给他,刘洎因此遗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太宗对于刘洎的死也很纠结,最后把怒火都发到了宪司身上,将他严厉治罪了事。然而斯人已逝,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刘洎之死固然有点儿冤枉,然而他自己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当一个人走到成功的高处,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最明智的做法,不是炫耀自己的成功,把自己摆上红红的靶心,而是要放下身段,低处做人,低调做事,否则就难免会留下刘洎式的千古遗憾。
皇后在与皇帝相处多年后开始慢慢老去,皇帝便开始喜新厌旧,有一天皇帝带着妃子在公园中赏花,却没有叫皇后一起,第二天皇后在看到皇上的时候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句,昨天玩得怎么样?但是在皇帝耳中,这句话是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的,所以非常生气,当即便下令处死了皇后,这位皇后也真是可怜,就因为一句话就被皇帝给处死了。
更加让人生气的是,在皇后死后,皇帝不知这么的想起来以前的欢乐时光,觉得爱情应该是纯粹的,就好像他们之前那样子,所以他就给皇后赐了一个谥号,那就是“悼皇后”,并且把她的尸身安葬在了愍陵,皇帝觉得对不住皇后,就让他的弟弟成为了宫中的重臣,后来又不断的晋封。
其实从当时的朝局来看,皇帝确实是因为皇后不合时宜的话而杀了她,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原因应该还挺复杂的,当时朝中的势力分为了两个帮派,一个就是皇族还有一个就是新晋官员,当时皇帝想要扶持新晋官员,所以就把皇后的家人作为例子摆在众大臣的面前,表明自己的目的,不过皇后的家人却是没什么实力的人,所以没有成为皇帝的亲信反而让众大臣嘲笑。
当时皇帝在前朝的事情处理的不顺利,后宫本来是能够让自己放松的地方,却处处受到皇后的管制,所以他心中其实早就对皇后有所不满,最后积攒太多终于爆发把皇后给处死了。
《旧唐书.太祖、代祖诸子列传》:“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李恪,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一位较为出色的政治家。他从小便聪明伶俐,机智果敢,深得父亲的喜爱。早在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他便陆陆续续的被封为长沙郡王等官职。后来在父亲继位之后,他自然也得到了升迁,被升任为汉王。在当时,朝中大臣都以为李恪有成为储君的可能,却不想变故突生,晋王李治凭借着孝顺之心得到了唐太宗的看重,因而被立为太子。
虽没有成为大唐储君,但李恪并没有因此记恨李治,反而更加尽心尽责的辅佐在李治身边。却无奈在后来牵扯到了房遗爱谋反一案,李恪被当时的太尉长孙无忌所陷害,最终蒙冤去世。好在多年之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恢复武王爵位。
幼时果敢,父亲看重
公元620年,这个时候的唐朝已经建立了三年,天下大部分被掌握在李氏家族手中。当时的李恪年仅两岁,凭借着皇帝孙子的身份担任襄州刺史,一直后来又被授任为凉州刺史,改任汉中郡王。在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储君之位后,作为他的儿子,李洛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凭借着皇子的身份晋封为汉王。第二年他又改封为蜀王,并同时授予益州大都督等官职。由于年纪尚小,因而养在宫中,没有前去任职。唐太宗膝下儿子众多,但李恪却凭借着聪明伶俐得到了唐太宗的喜爱,甚至亲自指导李洛的文章,这在当时可是极少见的。
贞观八年,中书舍人上书皇帝说:“我发现密王等人都是皇帝的亲人,而皇上心怀有爱,仁义高尚,不仅分发给他们车辆华服,还给他们封地。我看见那些皇子拜见皇叔,叔叔们也要进行回礼,既然王爵相同,家人之间也有礼节,怎么能够颠倒尊卑呢?我请求陛下废除此项规定,将礼节作为永远遵守的规则。”从那之后,唐太宗便下诏废除密王等宗室长辈对吴王魏王等皇子的跪拜之礼。
随着李恪年龄渐渐长大,他所得到的官职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贞观七年,他又被受任为青州刺史,贞观八年则被拜为益州大都督,这也直接开创了亲王遥领大都督的先例。在他即将外出任职之前,他曾经与唐太宗一起用膳,事后唐太宗感叹极多,曾对房玄龄等人说:“我和儿子虽然想多相处,但国家与小家的事情实际大不相同,我希望子孙可以世世代代传承祖宗基业,断绝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供养太上皇与私人感情也有所不同,是为了安抚国家,不让太上皇烦恼,这是君主表达孝顺的方式。”
后来唐太宗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了实践,他通过世袭封建重新设置封国的方式,以此来巩固大唐王朝的统治,将自己的弟弟和儿子全部世袭封建,李恪自然也在其中。
初任吴王,太宗训诫
在这种背景之下,李恪很快便从蜀王改封为吴王,并被任命为潭州都督,但却由于一些原因,他没有前去赴任。公元637年,李恪担任青州刺史一职,他欣然前往赴任,却不料在这一年年末之时,因为受到朝中大臣的弹劾而遭到了太宗的惩罚,被免去官职,并削减封户三百户。这次免职还留下了一个唐太宗劝诫的民间美谈。作为太宗的儿子,太宗自然是偏心儿子的,就曾经对手下的大臣说,弹劾的人应该辅佐我的儿子,而他却不能纠正他的过错,实在是罪该万死。
这时手下便立马有人劝谏说,房玄龄辅佐在陛下身边已久,都不能够阻止陛下外出打猎,那吴王作为您的儿子,谁又能够劝劝他呢?唐太宗十分生气,兀自进入内殿,过了很久之后单独召见此人,询问他为何要直接指责我。却不料此人回答说:“我从前就听说过皇帝圣明,大臣正直。面对如此情况,我不敢不向皇帝进言我的见解。”听完解释之后,唐太宗才打消了怒气。在我看来,也是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出唐太宗对儿子的爱护之情。
在经过大臣的劝诫之后,唐太宗也认为免去儿子官职是正确的行为,但在不久之后,李恪又一次得到了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安州都督。对于儿子,唐太宗也是颇为上心,在李恪即将赴任之前,唐太宗就曾经亲自写信告诫他:“我作为一国之君统治着全国上下的百姓,而你因为是我的儿子,才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一定要更好的保卫国家。你要时刻勉励自己,不忘父子之道,好好学习先人的美德,用道义来处理政治,用周礼来节制欲望,面对其他人的诱惑,必须慎重处理。”李恪见信之后十分感动,从此之后愈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让父亲为他担忧。
果不其然,在这之后史书上再也没有看见过李洛因为贪图享乐而被罢官免职的记载。不仅如此,任职期满回到朝堂的李恪甚至对当初弹劾他的人尊重不已,称他为老师,时常向他请教为官之道。
惨遭污蔑,幸得昭雪
永徽元年,这个时候的唐太宗已经去世了,新一任皇帝唐高宗李治继承了王位。当时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还在世最为年长的兄长地位也是极其崇高,担任司空一职。不久之后又改任为安州刺史,掌管着当地的军事大权。虽然自己没有当上皇帝,但是李洛也没有谋反之心,反而更加兢兢业业的辅佐在弟弟身边,想要为巩固唐朝的统治尽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公元653年,初唐时期最大的一场政治冤案爆发了。之所以爆发,还要从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爱对自己无礼说起。房遗爱为了保全自己,就与权臣长孙无忌联合起来诬告李恪谋反,使得李恪最后遇害。实际上,对于这位兄长,唐高宗也是十分不忍,就曾经哭着对手下大臣说,吴王是我共同长大的兄长,我想赦免他们的死罪可以吗?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自己妄下决定,这也是可悲啊。
当时的兵部尚书便对皇帝说:“在先秦时期,周公除去蔡叔,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到了汉朝汉宣帝除去燕王,这都是按照国家法律而对他们给予惩罚,这些事情都才发生不久,陛下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擅自改动法律呢?”于是唐高宗便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按照原本的计划赐死李恪。李恪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落到如此结局,完全就是因为长孙无忌害怕动摇他在朝中的地位。奈何高宗不相信他,最终只得遭遇不幸。就这样,属于吴王李恪的历史便这样拉下了帷幕。
公元659年,由于多年来的把控朝堂长孙无忌受到皇帝的猜忌,因而获罪。作为当初被长孙无忌陷害的李恪被追封为玉林郡王,并得以进入宗庙享受祭祀。这件事也可以表明李唐王朝重新确认了他皇族子弟的身份,成为了初步的平反。唐高宗晚年时期,武则天把控朝堂,李恪的案子便一直放置高堂,无人问津。直到唐中宗复辟,恢复大唐统治之后,为了振李唐家族他才开始大量分封皇族子弟,就连李恪的长子也被册封为了正一品的王爷。属于李恪的爵位和封地这才被恢复,至此,李恪才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平冤昭雪。奈何逝者已逝,这不过是无谓的补偿罢了。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中曾记载: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
作为一代贤能之士,吴王李恪却在最终惨遭不幸,真可谓是国家的损失。在他年轻时候,他就已经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天赋,凡是他任职,他都将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当地百姓都大力称赞他,就连唐太宗也很是欣赏他,觉得这个儿子颇有他年轻时的风范。在储君之争时,原本李恪也是颇有希望的皇子,无奈受到旧太子的污蔑,最终使太子之位与他失之交臂。好在李恪也不是一位偏执之人,虽未登上皇位,但他仍然一心一意的辅佐在唐高宗李治身旁,为唐朝的发展尽心尽力。在我看来,如果当初登上皇位的是李恪,那么或许唐朝的历史将会改写,武则天最后也不会登基为皇,使得李唐家族蒙羞多年。无奈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唯有珍惜当下。
有这么一句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说明了在古代,臣子的生死权争握在皇帝手中。皇帝他要你三更死,你不能拖到五更,而且怎么个死法由他定。奇皅的是当皇帝赐死了臣子,臣子还要磕头谢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先说一个被赐死、但不谢恩的例子。
南朝宋明帝时期,宋明帝刘彧的身体不好,担心自己死后,幼小的儿子会被自己的兄弟们篡权,于是开始诛杀兄弟。建安王刘休仁过去和刘彧的关系不错,刘彧能登上皇位,刘休仁出了不少力,但刘彧也不放过他。
泰始七年五月,刘彧召刘休仁入宫议事,故意拖到很晚,然后告诉刘休仁,今天晚上就住在尚书省,以便明天一大早入宫,接着谈事。当天夜里,刘彧派人“赍药赐死”,就是带着毒药去逼令刘休仁自尽。
刘休仁大怒,大骂道:“皇帝得天下,是我出的力!这样诛杀兄弟,刘宋的江山能够长远吗?”骂也没有用,他必须得死。
首先,就赐死对象来说,普通百姓,一般是没有资格被皇帝赐死的。因为皇帝不会过问,或者干预普通司法审判。举个例子,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当丞相时,想收拾和他有恩怨的灌夫。
灌夫当时已经没有官职,闲居在长安。田蚡向皇上说灌夫老家在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皇上查办。皇上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 能被皇帝亲自过问案情的,一般都是王公贵族高官亲信之属。就像需要皇帝下诏,才能逮捕收压两千石高官的诏狱,即是一例。
还有就是愚忠情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之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之子”,他的意志往往就代表这天意,因此在古代,皇帝的话往往都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在这种思想体系之下,皇帝说出来的话代表着最终的决定,所以当皇帝要赐死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谢恩。
皇帝赐你“死”,是皇帝对你的赏赐。在古代,皇帝一般不会轻易给人“赐死”。皇帝想要杀哪个人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打入打牢,交有司问罪,然后再进行斩首或其他等刑罚,以示公正。
而皇帝如果决定对某一个人进行赐死的时候,一般只有两个原因,那就是这个人要么为国家立下巨大的功勋,让皇帝不好意思直接斩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可能和皇帝非常的亲密,多年的感情,让皇帝给他(她)一个体面的死法。
最重要的一点,为了家人谢。古代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雷霆雨露一念之间。一般来讲,被赐死的罪臣,祸不会及家属,至少不会被满门抄斩。如果真的有株连九族的大罪的话,是不会被赐死的。但如果罪臣在临死前没有谢恩而是骂皇帝两句,谁也说不准皇帝不会冲冠一怒把罪臣全家宰掉。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必须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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