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临死前把太子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可以说,此时褚遂良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褚遂良是在遇见李世民后才开始飞黄腾达的。此前他做过隋朝的小官,后来追随叛臣薛举;薛举被剿灭后,他又投降唐朝。一个降臣能混下去就算不错了,凭什么步步上位呢?这就跟他的斜杠技能—书法有关了。
褚遂良家学渊源,从小多才多艺,书法更是出色。但他一直以处理政务为主要工作,书法只是业余爱好。
褚遂良起初在秦王府任铠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需要一名官员负责写“起居注”。这个官员必须品行端正、实事求是,不对皇帝阿谀奉承,书法也要漂亮,人选自然非褚遂良莫属。
一次,李世民问:“你写的那些东西,朕能看看吗?”褚遂良说:“按自古以来的规矩,皇帝不能看自己的‘起居注’。”李世民又问:“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十分干脆地说:“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善恶。”
李世民也热爱书法,是王羲之的铁粉,曾下令在全国搜集王羲之的真迹,然后让褚遂良等人鉴别整理。见到那么多王羲之的真迹,褚遂良的书法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贞观十二年(638年),被李世民奉为老师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了,他叹道:“此后再也找不到人与朕谈论书法了!”魏征立刻向他推荐褚遂良,说:“褚遂良笔力遒劲,几乎比得上王羲之。”李世民喜出望外,任褚遂良为“侍书”,专门指导自己练习书法。
就这样,褚遂良与李世民在朝堂上是君臣,在书法上则亦师亦友。有了“书友”李世民的提携,褚遂良平步青云,最后官居尚书右仆射。
褚遂良的幸运可遇而不可求,但他的“斜杠人生”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第一,做强主业才能发展副业;第二,副业最好能推动主业;第三,要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据《旧唐书》《新唐书》中对褚遂良的记载,他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并没因书法而耽误工作。
其实李世民也是如此,他痴迷书法,甚至把王羲之的《兰亭序》都带入坟墓,但他的主业还是治国安民,所以才能开创“贞观之治”。
而典型的反面教材莫过于宋徽宗了,他的“斜杠标签”有很多,如书画家、音乐家、诗人等。他醉心于艺术世界,没心思理政,结果国破家亡,自己还做了俘虏。
所以,我们不能“为斜杠而斜杠”,否则就会分散有限的精力,而不能专一解决问题,以至于错过职业上升的黄金时期—这值得每个职场人引以为鉴。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褚遂良(chǔsuìliáng)(596—658,一说659),字登善,汉族,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褚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
高宗永徽元年,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死于任所。安葬于江苏省丹阳县东南竹塘村(今十都竹圹后西褚、范庄分途处)
历任通事舍人、铠曹参军、秘书郎、起居郎、谏议大夫、太子宾客、黄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本官检校大理卿、中书令、河南县公,进郡公、同州刺史、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尚书右仆射、潭州都督、桂州都督、爱州刺史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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