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何却是一个官迷呢

李盛铎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何却是一个官迷呢

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最负重望的藏书家，并有多部专著。然而这样一个有学术的人，却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其谋官术冠绝一时。

李盛铎最初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京官中，七品翰林最为清苦，翰林院编修的俸禄，平均每月还不到八两银子。放差外任，可使羞涩的宦囊鼓起来，这自然是很多翰林梦寐以求的事。

对翰林而言，掌院学士享有向皇帝推荐贤才的权力，他对自己印象的好坏，对自己的仕途至关重要。当时，掌院学士正是李盛铎的座师、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大师徐桐。

李盛铎为谋放差，可谓费尽心机。徐桐喜欢什么，他就准备什么。一次，徐桐召见诸翰林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时，问李盛铎最近读了什么书。李盛铎出其不意地答道：“数日以来，未尝读书。”不读书在干吗呢?“适够得菊花数十盆，罗列厅事中，终日静坐其间，为养心之一助而已。”在菊花环绕之下养心可称雅士，故徐桐赞道：“数日未与君相晤语，所见又进一步矣”。对李盛铎此举表示欣赏。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如果是自己，则不需借助任何外物即可养心性，“似当较胜君矣”。李盛铎听后，作肃然起敬状，恭维道：“吾师造诣，已至颜子心斋坐忘境界，岂门生之所敢望?”这个马屁拍得徐桐颇为受用。

“孝”是儒门弟子所认同和谨遵的最重要的伦常之一，理学家尤甚。李盛铎后来到徐家给徐桐的孙子当老师，有了近水楼台的条件，便抓住一切机会在理学大师面前秀自己的“孝”。徐宅在前门内东城根，李家在前门外西河沿，相距不算很远，但也不是很近。李盛铎在徐家授课结束后，必回自己家中省亲一次，以显示自己的孝顺，且每日往返时间不差毫发，而且无论寒暑风雨，他都是步行，绝不乘车。这一切，徐桐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此对其另眼相看，自谓孙子有此良师可称幸事。殊不知，李盛铎在每日回家时，刚出门，并不乘车，但一拐弯，觉得徐桐不会发现他了，立刻乘车而去;回来时，也乘车而行，但距离徐宅不远处，即下车步行。即使这样，他也未必回家，即使回家，也未必对高堂嘘寒问暖。

李盛铎知道徐桐十分厌恶洋人，一切西方货品都不用，甚至因其子在院子里吸食吕宋烟，而怒声斥责，并罚令儿子跪在暴烈的太阳下作为惩戒。李盛铎明知徐桐最恶鸦片，他自己也并不吸鸦片，却故意将烟具置于榻上。徐桐看见后，问是谁的，李盛铎答道：“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徐桐正色斥之，称鸦片是害人的玩意儿，上瘾后无法戒掉。李盛铎听后，立即摔烟灯，断烟枪，发誓说：“宁因病死，断不再吸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徐桐反倒觉得过意不去，以后不吸就是了，何必要毁掉呢?而李盛铎毁掉烟具之后，更是整日正襟危坐斋中读书，两月不出门以“自省”。徐桐知道后，“益服其进德之猛，改过之速，为生平所未见”，于是逢人便夸赞李盛铎的知错能改之勇。李盛铎的倾情演出不久就有了成效：当年，他就在徐桐的推荐下得到了江南乡试副考官一差，终于走出了清水衙门。

李盛铎仕宦生涯的转折点在光绪二十四年。这年八月，他被清廷派充为驻日本公使。这次擢升，是靠他在维新运动中玩弄两面派手法，转变风向得来的。

光绪二十三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由广州赶赴北京，“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之初起。”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李盛铎是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

次年，即1898年4月12日，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全国性政治团体保国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但成立之日，作为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却未到现场，维新诸人深感诧异。

原来，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之前，知名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变法的徐桐知道此事后，召李盛铎前来，对其大加斥责。李盛铎见座师大怒，遂辩称自己此前的行为只是为了试探康有为之虚实，自称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桐极为赞赏，称其能辅佐圣学。同样守旧的慈禧亲信荣禄也刻意劝诫、拉拢李盛铎，以便为己所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慈禧一党群起而攻击保国会聚众图谋不轨，目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敏锐的李盛铎见政治风向变了，马上反戈一击，快速上书跟进，参劾保国会，洗刷自己。他听说有御史要弹劾保国会的发起者，“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并连奏三本参劾保国会，以取媚于徐桐和荣禄等顽固派。此后不久，保国会就基本停止活动了，“至第二次开会……到者除康门外无人矣”。可以说，保国会相当于自动解散了。此外，李盛铎还在荣禄的指使下，奏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企图实现后党顽固派以武力胁迫光绪帝退位的阴谋。他还欲联合御史联名奏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这一切甚得慈禧欢心，也是他获得驻日公使一职的主要原因。李盛铎这一行为遭到时人讥笑，连他的一些朋友都实在看不过，称其为“反复无常”之人。

李盛铎在戊戌维新前后见风使舵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其精湛的自保术和谋官术，其工于揣摩迎合之情态，历历如绘。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李盛铎奉调回国，任顺天府丞。其座师徐桐已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自缢而死，李盛铎只好改走别的门路。此时，在慈禧太后前大红大紫的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与徐桐不一样，他好讲洋务，一生好货，受贿卖官无数。李盛铎便刻意向奕劻说自己曾任日本公使，大肆吹嘘自己“深通洋务”，并投其所好，下血本送进珍贵书画。但奕劻是俗人一个，不知书画贵贱，对他而言，白花花的银子才最实在，决定将书画退还给李盛铎。强将手下无弱兵，贪官手下无善茬，庆王府的总管在退还时将珍品书画换成了赝品，李盛铎大感愤怒，有人说他“其后进退失据，抑郁以死”。然而此说不准确，李盛铎并未“抑郁以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还远未结束。光绪三十一年，他又与亲贵端方等五大臣一起，被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又大大风光了一回。

李盛铎继续周旋于民初官场，显得游刃有余。1912年春，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民政长，后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参政院参政。袁世凯死后，李盛铎照样把官做得风生水起。1917年，他出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投靠皖系;1918年，任国会参议院议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李盛铎也随之下台。从此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清末时，李盛铎曾对友人说起居官要诀，即“稳、冷、狠三字”。友人对此颇为不屑，说自己还有三字，恐怕和这三字不能兼顾。李盛铎以为对方还有秘术，忙问是哪三字。友人答道“君、亲、民也”，着实给李盛铎上了一课。

其实对官迷来说，只要能使自己谋得官位并飞黄腾达，哪里顾得了其他。像李盛铎这种不知廉耻为何物，没有政治理想与抱负，只为一己谋利益的政客，历代不乏其人。这确为国史之耻，实在令人叹息。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原因是敦煌莫高窟的价值最早发现的是外国人，里面的精品被国人贱卖到外国。

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一支驼马队悄然离开敦煌。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区区数十块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

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会议主办方借此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

这一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奋起反驳：1907年斯坦因的盗取，是敦煌文物向国外流散的起始点，而不是敦煌文物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始点，以此界定敦煌学百年没有认同性，岂不耻哉！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的水深火热时期，从两次鸦片战争，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无论是仕宦官绅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够深深感受到时代带给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治、军事，而文化上的苦痛其实要远远大于其他方面。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已倾颓的庙宇（即藏经洞）的修复工作中，力图使它恢复昔日的辉煌。诚然，王道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经卷是极珍贵的东西，却无从取舍它们各自价值的大小，但他却为此奔波劳碌。 ?

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 ? ?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王道士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在对牛弹琴。?

几年后，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县令奉送的少量藏经洞文物、拓片，进行了准确地考证，认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并充实了他的《语石》。但省府要保管这批文物，光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只好作罢。他口喻汪宗翰，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于是乎，各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管理、保护的责任一推了之。

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密报，但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朝廷岌岌可危的情形下会有什么结果呢？?

最后才导致了文物流失的悲剧。?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而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 敦煌的惨剧不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侵略者们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那个时代造成了这个无法弥补的悲剧。而人们总是把不负责的把这一切都归咎在这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身上！?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向中国学界名流讲述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终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想尽办法把经书运回北京。?

但是这8000卷文书从敦煌运到北京，一路上多灾多难。甘肃境内的地方官绅热衷盗窃，导致一路不少经卷流失。劫后残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也不是一帆风顺，藏书大家李盛铎，学界名流刘廷琛、方而谦等人监守自盗，把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 ?

“文革”期间，查“四旧”抄出来毁掉的经卷到底有多少，没人说得清。国人损毁、流失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敦煌已经伤痕累累，经书的外流导致敦煌学研究的困难重重。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源于国人的愚蠢，与时代的无奈。?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於异国，即秘藏於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馀，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繋於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敦煌文物一次次从我们手中流走，又不断的遭到破坏。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我们又总是落后于其他国家。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吗？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32475.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姜维为什么要九伐中原他不怕吃亏吗

下一篇: 王伦和林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怨,林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