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真的是因为小冰河造反的吗,这一时期持续了多少年

明朝灭亡真的是因为小冰河造反的吗,这一时期持续了多少年

很多人都不了解明朝小冰河期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后，三十多年中，我国科学界对历史气候的变化进行了许多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也使得我们对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有了更多精确的认识。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历史上的战乱与和平存在着周期性波动，之所以会这样与气候变动的周期密切相关。

而我国古代学者对此早有精辟的见解，宋人袁文在他的笔记《瓮牗闲评》中曾经评论：“寒气太盛，此乃北方兵起之兆”，旱灾、蝗灾、瘟疫，天下大乱、朝代更替这样的灾难对当朝帝王固然是厄运，老百姓更是在劫难逃。唯有对那些历史上的英雄，灾难岁月却是机会，是幸运，是他们出人头地的日子。元朝末年，寒冷、旱涝无常、黄河频繁泛滥，不但造成了“人相食”的饥荒，而且引发了灭绝式的“大疫”，于是“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各地的盗匪“拥兵据地，寇掠慎重，天下大乱”。朱元璋年少时历经苦难正是缘于元末的乱世，而朱元璋大业的成就也得益于乱世。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先是痛失亲人，流离失所，然后投身战争，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军队。经过十五年的征战，朱元璋的大军终于攻入了大都，赶走了元朝皇帝，成就了明朝大业。

十四世纪的气候灾难“奇迹般”的摧垮了曾经称雄于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当朱元璋在中国的战乱中异军突起之后，气候又奇迹般的开始好转了，气候的好转为朱元璋带来了好运。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明代初期即大约在1350年至公元1400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平均气温回升，并在短期内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由于气候环境的好转，灾害减少，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朱元璋本人是贫农出身，幼年时的缺食少穿、四处流浪的悲惨经历使他对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理财之道，莫先于农”这对于朱元璋而言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最切实的体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不失时机地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促进生产、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几十年的风调雨顺使朱元璋有条件大兴屯田，减低赋税，发展生产，为明朝初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的乱世英雄并不是都跟朱元璋一样的走运，比如东汉末年也是因为气候的灾难导致了汉王朝的崩溃，但是汉王朝解体之后气候却继续在恶化，于是中国陷入了长达四百年的动乱。先是三国的分裂后来是南北朝对峙，直到公元六世纪中国气候才开始从寒冷的低谷中开始回升，这也才有了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唐朝的盛世。总之，朱元璋大业的成就得益于气候灾难造成的乱世，但是如果灾难性的气候环境一直持续下去元朝末年的历史也许就会重写。

朱元璋的低税、屯田、移民等政策无疑是对人口增殖的激励，这对元末战乱后人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土地的利用率得到了提高，也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空间。然而朱元璋这一系列的政策却最终导致了明末的“人口灾难”，所谓人口灾难大多数情况下是气候灾难的一种表现。在气候适宜时期，生产发展食物供应充足，人口就会增加;但是当气候恶化的时候，增长了的人口就会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就会形成人口过剩。对于中国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传统农业来说，人口增加似乎意味着土地效益的变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均耕地的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的总数达850万余顷，当时的人口为7270万人，人均耕地是11.7亩。经过二百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全国耕地的总数居然增加得到了1161万余顷，而这时全国的人口大约超过1.8亿，人均耕地为6.45亩，下降了45%。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则是，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是缓慢的，农业收成更多的是依赖于气候条件，那么什么气候条件会导致灾害呢?只要是不合常规的冷暖干湿变化就是灾害，在该下雨时不下雨，不该下雨时不住地下雨就是灾害。农业生产从所种植物的品种到耕作制度到耕种与收获的时节都必须与地理环境和气候节令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土地的潜力，获得应有的效益。

据气候学家研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每变化一度，粮食作物就相应有10%的变动，就是说如果年平均气温降低一度，粮食就可能减产10%，而降雨量的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则更为明显。明朝后期，气候开始逐渐恶化，温度降低、雨量减少，这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大幅下降，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社会危机则更加严重了。长期的人口增长使得干旱贫瘠的土地承载过重，人口增加，粮食却在减少，因此极大的降低了这一地区的抗灾能力，再加上土地兼并等社会因素，农民即使是在正常的年景也只能糊口，一旦遇到灾害生存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正是因为遭受了低温和干旱的双重打击，使这一地区高密度的人口资源转化成了人口压力，最终使明朝陷入了覆灭的境地。

这些密集的发生的灾荒对于明朝的厄运来说仅仅只是个序幕，真正的灾难是在17世纪中叶发生的。在明初半个世纪的温暖期过后，从15世纪开始气候在起伏中逐步下降，到了明朝末年气候剧烈降温，达到了近一千年来的最低谷。降雨量也急剧减少，大旱频频发生。崇祯年间，旱灾之严重、之普遍、之持久、之惨烈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北方地区尤为严重。陕西、河南及华北大部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连续大旱。

这些剧烈的气候变化可以说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而之所以发生这样剧烈的气候变化是因为“小冰期”的到来。从全球变化的历史来看，在公元十四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前大约500年时间。欧亚大陆乃至北半球全球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一个寒冷的时期，这个时期通常称之为“小冰期”。这个寒冷的时期覆盖了我国明清两代，所以在我国又称为“明清小冰期”。

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小冰河时候到来的原因么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大旱,当然,自打明中后期的嘉靖开始政治上腐败就侵入骨髓了,但如果仅有腐败的话,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激发不出来.但崇祯在位的17年陕西基本年年大旱,再加上北边的女真把明朝的国库都耗光了,所以农民就开始闹事,最后闹出了李某某,高某某.大明王朝就亡了.

明朝小冰河时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该为明朝灭亡背锅吗？

所谓的明朝小冰期其实就是气候进入一个比较寒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气温异常下降，我认为这个对于明朝的灭亡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曾经了解过一些气候常识的话，你就会发现，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气候的演变是存在一定的周期的。周期的意思就是说，气候它的变化是冷热交替的，而不是一直温暖，也不是一直寒冷。这个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

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内进行缓慢变化的话，可以给生物的进化提供一定的时间。这样一来，生物都可以很好地在这样一个气候背景下存活。但是！气候变化除了有周期外，还存在突变。

包括这里所说的明朝小冰期，其实就是一个突变的例子。那么何为突变，说得简单一点突变其实就是从一个气候状态跨越到另一个气候状态，而这个跨越的时间其实非常短。

明朝末年的时候，气候就突然从温暖期突变到寒冷时期。这样一来，很多的生物就会不太适应这种气候的转变，这其中还包括农作物。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农作物就会减产。农作物减产之后就会造成饥荒，民不聊生。

同时，气候的突变还会造成一些疾病的泛滥，比如说鼠疫。这样的话，就会让劳苦的平民百姓雪上加霜。本就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加上各种疾病的泛滥，毫无疑问会大大损伤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因此，这样的一个惨状给了清朝一个机会，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清朝的入侵毫无疑问是有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冰期需要背一些锅。

明末小冰河期是怎么回事？详细介绍

小冰河期, 明朝
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_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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