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大臣常年贪污，打辞职报告皇帝却不同意

明朝一大臣常年贪污，打辞职报告皇帝却不同意

在历史长河中，李三才可以说是很出名了，那么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在明朝，一个高级官员一旦受到言官也就是彼时的纪检官员的批评，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无辜，一定会主动向皇帝提出辞呈。如果皇帝觉得这个被批评的官员还有利用价值，就会温言相慰，明确表示不同意;反之，就会批准。李三才最初也是遵照这个游戏规则干的。奇怪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辞职报告，却都如同石沉大海。

李三才的辞职报告一连递了15次，皇帝依然充耳不闻，换了一般官员，很可能就顺坡下驴，不再提辞职的事了。可李三才是个有脾气的官员，见第15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后仍然没反应，他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对此，皇帝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皇帝就是万历。

李三才当时的官职是户部尚书，算是响当当的当权派。李三才在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先后干过河南参议、山西学政、漕运总督和凤阳巡抚等职，直到万历三十四年，也就是宦海沉浮32年之后，才升至正部级的户部尚书。也就是说，为了和万历赌这口气，李三才不惜输掉自己几十年官场修炼才得到的正果。

在晚明官员中，李三才个性鲜明，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三有”干部。所谓“三有”，即有能力、有脾气、有污点。

先说有能力。李三才入仕初年，曾任山东佥事，当地土匪很多，多年来地方官都束手无策，只能大度地和土匪井水不犯河水。李三才到任后，“广设方略，悉擒灭之”。因此功劳，他很快升任河南参议。

在任凤阳巡抚时，因凤阳产海盐，万历便派太监出任税使，一边征税，一边搜刮百姓。其中为首的太监叫陈增，自以为口含天宪，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仅“公行攘夺”，而且“数窘辱长吏”，地方官看到他就头痛。一个叫程守训的家伙，投靠到陈增门下，依仗陈增权势，“纵横自恣”，“刑拷及妇孺”。李三才到任后，一方面对陈增等宦官“以气凌之”，上疏弹劾;另一方面派人收集程守训的不法证据，查到赃款数十万和一些原本皇家才可以使用的器物，进而把程守训等人下狱法办。李三才一连诛杀了好几个横行不法之徒后，陈增不得不收敛行径。李三才的行事风格，使他赢得了“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和“豪杰而有圣贤之资”的评价。

再说有脾气。在古代，百姓向国家上缴的税赋一般是田赋和人头税，万历时期，开始征收一个新税种—矿税。应该说，征收矿税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但万历时期的矿税征收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陈增即是一例)，有两个原因：其一，这笔税收并不是纳入国库，而是充当万历的私房钱;其二，负责征税的不是国家官吏，而是万历指派的宫中太监。这些人一旦有了鱼肉民间的机会，很少没有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明朝高级官员中，李三才最早意识到征收矿税将会带来的恶果。

他很自然地向万历上奏章，要求停止这种短视行为。这类奏章，前后一共有十余道之多。一开始，他还用委婉的言词给万历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可万历根本不理。后来，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药味便越来越浓。比如其中一道奏章中说：“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在另一封奏章里，李三才骂得更厉害：皇上你每回征税，都说宫里太穷，你所说的太穷，不过是黄金没有堆满地，珠玉没有垒齐天罢了。你这样乱搞，官员只有请求罢免，百姓只有去死，到时候天下就会大乱了，你为什么还不醒悟还不警惕呢?你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若真的到了那般田地，皇上你该怎么办呢?李三才毫不留情，可万历却采取鸵鸟政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最后说有污点。魏忠贤上台后，对以清流派为主的东林党人大肆清洗，从肉体上消灭之，从精神上抹黑之。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还编了个《东林点将录》，以梁山好汉来对应东林党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去世的李三才，被称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究其实，李三才虽然与东林党精神领袖顾宪成关系很铁，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东林党人。不过，在阉党专政时期，与东林有染就是历史不清白。但是，这里说的李三才有污点，乃指其经济上不清白。尽管李三才并不以贪墨著称，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据说其家财价值白银470万两，大略相当于天启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纵使李三才的父亲是商人，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李三才不得不辞职以示清白的起因，在于当时内阁缺人，有人向万历建议说，内阁不能老是用那些笔杆子，还是应该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拔，比如李三才就很适合。在这之前，李三才贪污的事情几乎没有言官批评或揭发过，但听说李三才有可能进入内阁，言官甚至非言官一时间纷纷上奏，指斥李三才有“十贪”“五奸”之罪。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并不是源于李三才贪污犯了众怒，而是因为这个被视作“东林巨星”的人将高升内阁，那些与东林纷争多年的浙党、齐党，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敌平步青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怪象：在大家都闷声贪污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告发政敌贪污;只有在政敌阻挡自己的锦绣前程时，才会有人铤而走险地剑走偏锋—因为一旦调查政敌贪污，就很可能引火烧身。

三有干部李三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独有现象，像这种有能力，有脾气，但同时也有污点的官员，史上不乏其人。归根到底，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能力会办事，但手脚不干净;无能力不会办事，但手脚干净;既无能力也不会办事，同时手脚还不干净。这三种官员，到底该重用哪一种呢?明君会用第一种，在利用他的能力的同时，尽量限制他的手脚;有道德洁癖的君主会用第二种，官员不贪便是宝，根本不管他称职与否;昏君会用第三种，他的昏和庸，注定了他既没有能力也缺少机会去甄别人才。在这三种君王中，万历哪种都不算，所以，李三才只能愤然辞职。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批评皇帝是一种高风险高收入的赌博，既可能因皇帝一时之怒而身首异处，也可能因皇帝今儿个真高兴而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荣获“仗义执言奖”;第二，末世征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皇帝潜伏在宫中享受幸福人生，高级官员却集体患上人格分裂症。

《明朝那些事儿》―如此而已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 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如何评价明朝嘉靖帝?

嘉靖帝在掌控人心方面挺有一手，但是性格也过于阴晴不定，把朝廷搅得很混乱。

一、天才皇帝，玩弄老臣于手掌之中。嘉靖帝可以说是一个天才，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因为没有留下孩子，朝廷大臣就选择了嘉靖皇帝认为他非常的小很好掌控。但是嘉靖皇帝的举动却超出了这些老臣们的预知范围，那些老奸巨猾的臣子们怎么都无法想到，这个年轻的少年居然如此的厉害。本来那些老臣以为自己选择了他当皇帝，这个孩子应该要感恩戴德。没有想到嘉靖皇帝在一开始就给了那些老臣一个下马威，先是想要打破规矩追封自己的父亲为皇帝，但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

二、智斗老臣有的臣子就觉得自己有着悍马功劳，就喜欢拿着辞职来威胁皇帝。比如说杨廷和在和嘉靖皇帝斗争了两年之久后，就出了这一招。没有想到嘉靖皇帝收到了辞职报告之后，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反而还是同意了这个观点。这可和杨廷和当时的想法不一样，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皇帝面前翻船了。嘉靖皇帝知道面对这些臣子们讲道理没有用，于是就采用了暴力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在追封他老爹的那件事上留下了阴影，嘉靖皇帝就很讨厌上朝了，后来竟然直接在后宫中修仙。

三、不上朝照样掌控朝政嘉靖帝虽然不上朝，但是对于国家的朝政却是牢牢掌握在手中。他这个人在掌控人心方面是有一手，但是看人方面不怎么样。在他的朝代也出现了奸臣严嵩，还有敢骂皇帝的海瑞。嘉靖皇帝当政的时候，对朝廷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但可惜他这个人情绪不稳定，总是朝令夕改，所以在在位的后期也将朝廷给搅得一团糟。

明朝最欠扁的大臣是谁？

中国明朝宦官。山西蔚州（治今河北蔚县）人。自阉进宫，英宗为太子时，侍于东宫。英宗即位后，掌司礼监，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皇帝以重典治理。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 ，王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逐杀正直官员。英宗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呼他翁父，争相攀附。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帝亲征，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军所杀(见土木之变)。
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本来是一个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太监帝国的序幕。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他，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也先，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自己搭上了性命。 明朝宦官祸国害民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败亡。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很善于借鉴前朝失败教训的人，他建国以后，鉴于历朝历代因宦官而王国灭家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官门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朱元璋确实对宦官管制很严，曾有一位作镊工的老宦官，服事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家了。
建文帝即位后，对宦官的管制更为严格，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这些宦官心里都怨恨不已，纷纷逃到明成祖朱棣的军中，或者给他暗通消息，明成祖能攻入南京，夺走侄儿的江山，宦官也立了大功。朱棣称帝后，这些宦官都邀功请赏，朱棣没办法，又不愿意他们在朝中干扰国家政务，便让他们到各地去监军、或者镇守，以及征税、采办这些事务。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几个亲信宦官出使异国，倒也是这些人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郑和七下西洋，远振国威，便是当时明朝的大将也无人能做到。但是明朝宦官得到重用是从明成祖开始却是无可辩驳的，至于他创办东厂更为后人所诟病。但总体来说，明成祖对宦官的控制还算不错。
宦官开始读书识字是从明成祖的孙子宣宗开始的，宣宗是明初很有作为的皇帝，并不重用宦官，而是重用当时的贤臣"三杨"。但宣宗对宦官的待遇很优厚，他甚至给自己宠爱的几个太监颁发免死敕书，文辞褒美和开国功臣的铁券差不多。他还在宫内设立内书堂，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宦官虽未到达擅权乱政的程度，但条件已经成熟了。
于是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宦官王振便脱颖而出了。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她们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
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耐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倡导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因此，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佥事。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见王振逐渐有抓权、逐渐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她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决心进一步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妄图干预朝政的念头。一天，张太后让宫中女官穿上戎装，佩好刀剑，守卫在便殿旁边，肃穆凛然。接着，太后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等召到便殿。英宗和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规定站立东边，五大臣站立西边。太后看了看五大臣，又看了看英宗，然后指着五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你有什么事情，必须与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赞成，切不可去做。"接着张太后又把王振找来，喝令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太祖以来就立下了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定斩不饶。现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规矩，按照我大明法律，应当赐你一死。"太后的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英宗见状也大吃一惊，急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大臣也跪下请求太后免王振一死。张太后见状，怒气稍息，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岂知此等宦官自古祸人家国，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不断磕头谢恩。此后，张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未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教训，还真的老实了一段时间。
王振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一个时期内，他心花怒放，不知所已。哪知，"三杨"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张太后对他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去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宫大摆筵宴，进行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这时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宠信，英宗在宴会上见不到王振，就象少了点什么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比周公，大发牢骚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惟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这件事充分说明，王振虽然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势力仍然逐步强大起来。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个常常发昏的皇帝，他并不是贪求淫乐不理朝政，而是过于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说的，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最正确的。而在他晚年，他重用大学士李贤，朝政也是井井有条。是一个有时昏、有时明的皇帝。
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当然轻而易举的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段便立即使用上，决不留情。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一次， 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还有，大理寺少卿薛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擅权专恣，不和他来往。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来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一人不拜。这下可惹恼了王振，遂怀恨在心。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将其妾岳氏据为已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即主持公道，为该妻辨冤，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党羽控告薛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问成死罪。临刑时，他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薛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
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带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还有那位铮铮铁骨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年）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王振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 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 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5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面奏成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后来英宗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死。就在重新登基的这年（1457 年）10 月，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对它也很重视，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 年）整修过一次，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 年）还增修了一座极乐殿。智化寺今仍存在于原址，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些神像的服装样式具有明朝的风格。
/s?ie=gb2312&bs=%CE%F7%D3%CE%BC%C7%D6%D0%B5%C4%D1%E8%D3%EF&sr=&z=&cl=3&f=8&wd=%CD%F5%D5%F1&ct=0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32325.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宋仁宗身为皇帝，他说话为什么没人听

下一篇: 曹操是怎么让匈奴心甘情愿去种地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