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惟庸案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胡惟庸党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前后株连达十余年之久,诛杀了三万余人。
被杀的三万人中,肯定含有被冤杀的。
毕竟,对统治者来说,在对待谋反大案上,大多会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滥杀思想。
但是,案中首要人物胡惟庸到底冤不冤呢?
我们可以通过史实来作出判断。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曾在元朝政府做过小官,于龙凤元年(1355年)到和州投奔朱元璋,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注意,胡惟庸的籍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朱元璋打天下时赖以依靠的淮西勋贵集团的首脑人物李善长,也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
胡惟庸本人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但胡惟庸的官场品质不是很好,比如说,投机、钻营、结党谋私。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之初,只是担任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之类小官职,也没多少机会接触朱元璋。
所以,当他知道朱元璋座前红人李善长是自己的同乡后,立刻把李善长当成了自己在官场升迁的起跳板。
他于吴元年(1367年)给时为左相国的李善长孝敬了三百两黄金,顺利攀附上了李善长,并结下了“深厚”交情。
胡惟庸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薪水有限,这三百两黄金肯定是刮取自民脂民膏,里面不知饱含了多少民间苦难的泪水和无言的控诉。
胡惟庸不管,凭这三百两黄金,他在这一年得到了李善长的荐举,被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中央机构的官员。
来到朱元璋身边,胡惟庸自觉奋进,处处小心谨慎,步步博取朱元璋的欢心,大获朱元璋好感,于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
当然,胡惟庸也没有放弃李善长这棵大树,他设法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和李善长结成了亲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退休,朱元璋准备以山西阳曲人、御史中丞杨宪为相。
胡惟庸心急火燎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于是,在李善长的斡旋下,出任右丞相的是汪广洋,而胡惟庸为右丞。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李善长从中操作,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先以右丞身份独专中书省事,于当年七月正式升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惟庸开始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了。
胡惟庸除了拥有李善长这个大同乡外,还有另一个名气同样大的大同乡——徐达。
他多次试图结好徐达。
但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
俗话说,君子可以结怨,小人不可开罪。
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派人贿赂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设计陷害徐达。
哪料,福寿是个正直的人,不但不接受贿赂,反而向徐达揭发了此事。
徐达因此提醒和告诫朱元璋,说胡惟庸此人不可以托以重任,托重任必定会坏事。
胡惟庸虽然拉拢不到徐达,但并不妨碍他拉拢其他淮西官员。
在他的“拉起一片,打倒一片”的操作下,淮西勋贵集团良莠不齐,但比李善长时代更加壮大。
说起来,胡惟庸在很多次拉乡党过程中,直接就是在和朱元璋作对。
比如,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却走曲线路线,将他们升迁,结为死党。
其中的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朱元璋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部落。
这样的两个不法之徒,胡惟庸却主动向他们示好,将他们招致麾下。
即使是非淮西籍的臣僚,只要有利于己,胡惟庸也设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
高邮人汪广洋在胡惟庸升为左丞相的同时,也恢复了右丞相的官职,位居胡惟庸之下。胡惟庸对他非常重视,极力拉拢,最终结为同党。
湖广茶陵人陈宁,主动依附胡惟庸,得升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成为了胡党核心骨干。
同在御史台共事的中丞涂节,就是被陈宁拉入伙的。
对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挤和打击。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洪武四年廷试第一,中进士,朱元璋特赐袍笏,授礼部员外郎。胡惟庸对他拉拢不得,便找借口将之谪居凤阳。
胡惟庸的政治党派日益壮大,就越加骄横跋扈了。
他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于朱元璋之前阅内外诸司奏章,凡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
不用说,胡惟庸行为已经突破了当时礼法制度的底线。
本来,朱元璋也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下了江山,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
但是,理政日久,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觉得治天下还须用天下人,开始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
另外,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于是思谋改革国家机构,以便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
洪武九年六月开始,朱元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十一年三月,又下令地方奏事不用经过中书省,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
不难看出,下一步便是撤销中书省了。
按理说,在“家天下”时代,整个大明王朝都是属于朱元璋的,朱元璋爱这么玩那也无可厚非。
但胡惟庸接受不了。
胡惟庸认为,一旦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则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就都将尽付东流。
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造反。他除了让陆仲亨、费聚在外地召集军马等候命令,还让都督毛骧密结亡命之徒。问题最严重的是,他还陈宁一起将大都督府掌管的军队册籍弄到中书省查阅,为调动军队做准备。
但是,胡惟庸的阴谋在紧锣密鼓的过程中出了差漏: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阳须文旦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引见,被值门内使告发。朱元璋通过查处此事,发现了胡惟庸谋反阴谋,于是大兴党狱,将之一网打尽,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可以说,胡惟庸党案是明初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元璋、李元璋,对于胡惟庸党伙,都只能是杀无赦,而不可能别的选择。
在我看来,胡惟庸谋反是假,朱元璋故意诬陷是真,不过胡惟庸确实是死有余辜。他身处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理应兢兢业业地辅佐君主,而不是结党营私,天天为自己打小算盘。最重要的是,胡惟庸不懂得收敛光芒,朱元璋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才要想方设法处死胡惟庸,并且废除了宰相制度。
史书记载的胡惟庸造反案其实有很多破绽胡惟庸当时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别提有多快活,丝毫没有想过朱元璋的屠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胡惟庸发现家中的老井重新开始喷井水,而且喝一口井水,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象啊,胡惟庸便请朱元璋来家中一同观看。
朱元璋也很好奇,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刚准备出发的时候,便有一个小太监偷偷对朱元璋说丞相想要谋反,皇上可千万不能中计啊。朱元璋愣住,便爬到了城墙上面观看,果然看到了胡惟庸的府中十分热闹,埋伏了很多士兵。朱元璋大怒,立马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入狱。还有很多无辜的人遭到了牵连,这些人曾经都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
对于史书的内容,我们不能全信,太监为什么会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还及时地阻止了朱元璋出宫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如果朱元璋在城墙就能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胡惟庸府邸的一举一动,胡惟庸又怎么会不知道,还在府邸里设重兵。只能说是朱元璋要胡惟庸死,胡惟庸怎么死的,真的不是很重要。
胡惟庸确实该死,朱元璋也没有杀错人胡惟庸曾经跟朱元璋出生共死,朱元璋让他官至宰相,也说明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但是胡维庸却让他失望了。胡维庸当任宰相的这些年来,一直在大明律法的边缘徘徊,再加上宰相的权力很大,杀了胡惟庸还可以趁机废除宰相制度,朱元璋权衡利弊之后才除掉了胡惟庸。
胡惟庸案件是朱元璋想要铲除胡惟庸的一起冤案。他定罪的理由是胡惟庸意图叛逆谋反,然而在史实上并没有对其细节做多少记载,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意图谋反一次。而且,胡惟庸案件的审判时间特别短,根本没时间为自己申冤,找证据。可见,朱元璋就是故意想将胡惟庸处死,而不是真的犯有谋反之罪。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铲除胡惟庸呢?
这就和胡惟庸的政治作风有关了。胡惟庸身居宰相一职,权利横扫朝野。除了皇上,任谁都得敬他三分。依仗权势的胡惟庸并不会谦虚,而是骄横的在朝廷大臣间办理朝廷政务。这让朱元璋很是不满。这么骄横的宰相,还能留下来吗?哪一天要谋反岂不是很危险。朱元璋是个很有危机感的人,他的四任宰相无一例外都以死亡告终。胡惟庸这么作作,自然命不久矣。
朱元璋会以各种理由铲除要铲除的人,可见,朱元璋的阴险。在历史记载中,被朱元璋冤枉杀死的人有很多。不仅仅是位高权重的高官,就算是富有的平民他也不会放过。最典型的就是沈万三了。沈万三在当时就是首富。家里十分有钱。朱元璋打仗归来路过他家时,沈万三就送了
他前两白银,外加好多东西。就这一次,就让朱元璋盯上了。他处心积虑地想把沈万三的钱财纳为己有,最终沈万三落得全家被炒的悲惨结局。
胡惟庸和朱元璋有个共性,处理事情都很专横。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皇上面前就得矜持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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